梧桐之丘
《诗经》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王阳明
少年奇人
奇异开端，寓示圣贤之路。
王阳明，原名王云，1472年，明成化八年，生于浙江余姚“瑞云楼”。出生前夕，其祖母曾梦见祥云送子而来，因而得名。奇特的是，他五岁前始终不语，直到一位过路道人轻抚其头，称“好个孩儿，可惜一语道破”，祖父遂悟“云”字泄露天机，于是改名“守仁”。从此，孩子开口说话，天赋卓然。自幼浸润于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少年已显不凡。面相者观其相，称其“圣果可成”。这段传奇般的开端，为他日后心学的奠基铺下了象征性的伏笔。
意气风发
剑气豪情，志在韬略。
王守仁少年时丧母，悲痛之余潜心史书，尤以诸葛亮为楷模。然而他不止仰慕智慧，更心怀豪气。又读李白之诗，“儒生不及游侠人”，觉儒生若无侠气，终无大用。于是他纵情习武，结交豪侠，剑舞庭院，神采飞扬。偶尔任性逞勇，亦遭友人劝诫。他逐渐悟到，“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乃大不孝”。好勇并非正途，真正的立身之本，在于懂兵法、谙韬略，方能建功立业。于是他在少年意气中，悄然转向兵学之路。
落第举子
失意科场，志更坚毅。
新婚一年，王守仁偕妻返京，途经南昌谒见大儒娄谅，表明“成圣贤”的宏志。娄谅告诫：“圣贤非天命，唯有身体力行，终身不移，圣贤亦可学。”并引《论语》《孟子》阐明“人皆可以为尧舜”。王守仁深受鼓舞，转而潜研儒家之学。然科举两度不第，仕途失意。他尝试辞章文章，却不见突破。回顾少年时沉溺于任侠、骑射、辞章，均未得志，他逐渐意识到，唯有返本修心，才是真正的圣贤之途。
初仕与铲奸
初掌刑曹，敢立清规
王守仁二十岁考中进士，步入仕途。1499年，27岁的王守仁第三次会试，殿试中赐二甲第七名进士，授刑部云南司主事。初任刑曹小吏，正值冤狱横行、吏治腐败，他屡次直言不讳，敢于与权臣抗衡。囚徒被狱吏克扣口粮，以猪食人之粮，令人愤慨。王守仁巡视后立规：宰猪供犯，禁狱卒贪墨。他揭发狱吏受贿，严惩恶行，平反数案，声名震动朝廷，奠定其清直声望。时人皆惊叹，这位年轻官员不畏权势，心怀公正。他心中始终铭记“为圣贤”之志，视吏治清明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虽只是仕途初阶，却已显现出后日“知行合一”的苗头。
阳明得号
洞天开朗，自号寓志
因劳疾返乡，王守仁养病于石洞。洞内阳光映照，宛如琉璃，朝夕景致，清净澄明。他兴奋题字“阳明洞”，并自号“阳明”，以此为心志寄托，正如苏轼自号“东坡居士”。此后，“阳明”成为其一生精神象征。此号意寓“心中常明，光照天地”。自此之后，他在仕途与学术之间都以此为志向，时刻警醒自己保持一颗光明之心。这个名字伴随他一生，不仅成为个人精神象征，更与其“心即理”“致良知”的心学思想呼应，昭示着以心为本、以光明为道的哲学内涵。
狱中磨练
囹圄炼心，志愈坚毅
1505年，正德帝即位，刘瑾阉党专权。王守仁因上疏劝君行仁政，被廷杖四十，几近丧命，入狱囚禁。众人皆以为他前途已绝，他却自信：此乃天命之劫，上天将赋予大任。他在囹圄之中静心自省，暗自磨炼。他意识到外物不可依，圣贤之道唯在自身之心。铁锁与囚墙未能压垮他，反而成为砥砺心志的熔炉。此一劫难，正如凤凰涅槃，使他更加坚定“修心以成圣”的信念，也预示他未来“龙场悟道”的大彻大悟。数月后获释，仕途转折，由此踏上新的境界。
龙场悟道
龙场顿悟，心学肇基
因得罪权臣，王守仁被贬贵州龙场驿，境地荒僻，瘴疠丛生，几无生路。他以孔子“君子所据，何陋之有”自勉，自筑茅庐，教化苗民。正是在困境中，他忽然大彻大悟：圣贤之理不在外物，不在格竹格物，而在自身良知之中。自此，他提出“心即理”，一切道德根源皆在心中良知。这是心学的奠基之刻，从苦难与孤独中孕育出光芒。知非外求，良知在心。去除蒙蔽，人皆可为尧舜。自此“心学”破茧而出。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心学成型
在贵州山中，王守仁逐步阐发“知行合一”。席书等学者闻名而至，他以《大学》之“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为例，说明知与行本为一体。心学至此成型，成为陆九渊之后的又一高峰。从龙场回归，王阳明逐渐完善其思想。他指出：知与行不可分割，“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只知而不行，便是虚妄；若行而无知，则无所依。提出“知行合一”，不仅是学理创新，更是他践行一生的原则。他讲学授徒，强调“致良知”，学问即在人生的实际功用之中，而非空谈书本。此言一出，震动学林，开创心学新局。
庐陵施政
仁心吏治，泽被庐陵
王阳明出任江西庐陵知县，正值民生困苦，盗贼蜂起。平反冤税，化解民乱。革除讼风，改善村镇规划，修建防火设施。他躬身入户，体察民情，以仁政化民，开仓赈粮，修桥铺路，设学堂教童子。百姓渐安，盗贼归顺。仅七月，民风大治，百姓拥戴。他以仁心吏治，奠定“能吏”声誉。“致良知”的理念入政务，善政与德教并行，使一地为之一新。政声远播，朝野皆称颂，王守仁由学问走向政事的结合，再次印证其“知行合一”。
讲学弘道
讲席风行，良知弘扬
四年放逐后，王守仁返京，与湛若水、黄绾结盟讲学，兴隆寺盛会，学子云集。心学热潮席卷京师，高官名流皆求教。然而主流排斥，三人最终被遣分任，不能再聚。
平定赣南
兵心并用，仁义定乱
江西、广东交界处盗乱不止，朝廷命王阳明平定。不同于血腥征剿，他主张“先心后兵”，以劝化与恩信感召为主，辅以兵威。结果盗贼纷纷归附，几无血战而定乱。此举展现了他将心学应用于军事的智慧，知人心、顺民意，以仁义而取胜。由此声望日隆，被誉为文武全才。返乡省亲，弟子徐爱随行，反复问难。王守仁以“心即一切之根”解惑，强调孝心为本，枝叶方生。游山水之间，寓学于乐，弘扬“学问贵在开悟”。
生擒宁王
智擒叛王，威望日隆
任太仆寺少卿，王守仁继续讲学，强调“心静则见本心，本心即至善”。他修正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为“存天理去人欲”，以“去”代“灭”，去除世人畏惧，心学更具实践意义。宁王朱宸濠叛乱，声势浩大。王阳明镇守南昌，运筹帷幄，避其锋芒，以奇谋智取。数月之间，便生擒宁王于军阵。此役震动朝野，立下不世之功。朝臣称颂其文武双全，明武宗亦惊叹。王阳明却将功劳归于皇上与众将，表现谦抑，避免树敌。此役使他威望达到顶峰，也使“知行合一”的学说更添实践光辉。
知行论战
德武并施，功业初成
南赣巡抚，王守仁以“德治+兵法”平定乱局。他组建民兵，以少胜多，兼剿抚并用，秩序重建。此役成就其“立功”之名，政治与军事皆臻化境。在朝堂与学界，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受到旧儒质疑。他从容应对，坚持认为“知而不行，谓之不知”。他以自身从政、用兵的经历为证，阐明心学之真义。与同时儒士的论辩，虽多纷争，却使学界思想激荡。最终，他的理论逐渐被更多士子接受，形成学派，成为明代思想主流之一。
晚年归田
破贼易，破心难
剿匪过程中，王守仁体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对小寇示以仁义，对顽寇恩威并施。成功安定一方后，他复归讲学，编刻《朱子晚年定论》，继续推进心学。山寨招抚，寇众放下兵刃，王守仁从容劝导。王阳明功成身退，屡次上疏请辞，晚年多归于乡间。虽体病缠身，却依旧讲学不辍，弟子云集门下，传承心学。他在讲学中提出“致良知”的核心义理，教导弟子反省自心，不忘本真。他的精神风貌，不在权位，而在一颗常明的良知之心。即使风烛残年，仍以传道为己任。
致良知
谋略如神，平乱安邦
宁王朱宸濠谋反，王守仁急谋以离间计分化其部。待机出兵，前后夹击，未待朝廷援军，宁王已被生擒。此战震动天下，王守仁威望达于极盛。“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最高旨归。他认为人人心中自有良知，无需外求，关键在于诚意、实践。只要时时反省，事事践履，良知即可显现。他用一生去印证此理：从少年的豪侠气，到宦海沉浮，从囹圄之苦到讲学之乐，最终归于“致良知”。这不仅是学问总结，更是生命信仰。
传习录
一书传世，心学永存
正德帝好武，欲自取平叛功绩。王守仁谦让，奏疏归功于皇帝，方化解宦官构陷与帝王猜忌。此举保全自身，也保存了心学继续发展的空间。弟子辑录王阳明的语录与讲学内容，成《传习录》，世世流传。书中既有学术论辩，也有生活片语，真实展现其思想。与《大学》《中庸》相比，《传习录》更平易而切身，适合士子与百姓共学。后世学人皆以此为心学经典，对中国思想史影响深远。
病榻遗训
此心光明，何言足加
封“新建伯”之际，王守仁之父王华病逝。他遵制守孝，广收弟子，讲学不辍。虽受谤议，仍坚持弘扬心学。其学问自此渐趋成熟，影响广远。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病重，弟子环绕床前。弟子丧礼肃穆，请示遗言，他仅答：“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言毕而逝，享年五十七岁。此言简短，却是对“致良知”的终极诠释。弟子悲恸，王阳明神色安详，微光映面。心光明处，无需多言。其身虽逝，而精神长存。
千古流芳
致良知，三立完人
晚年，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以良知为道德本原与理性原则，贯通知行，成为心学核心。1528年病逝归途，享年57岁。《传习录》流传后世，总结其一生：立德、立功、立言，堪称完人。王阳明身后，心学广为流传，不仅影响明清学术，更波及日本、朝鲜、东南亚。士人以之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指南。直至今日，“致良知”“知行合一”仍为人们所敬仰。他与孔子、曾国藩并称“两个半完人”，其思想穿越时空，成为中华文化精神的瑰宝。千古心学，照耀寰宇。庙堂香火缭绕，弟子与后学顶礼膜拜，山河浩渺，影响绵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