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之丘
《诗经》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2015年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山东大学李增刚汉语译本有关中国方面的论述几乎全部删掉，或者根据需要重写。
对照原著发现，译文的“对《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评价”打乱了原著排列顺序。第二，译者李增刚在《译序》中并未提及他是否与出版社联系，获得同意后，才着手翻译。然后，译者把原著第244页以后的插图挪移到《译序》之后，而且明显是影印件。最重要的是，把最后一张插图删除。由此可见，此书的出版可谓是几经扭曲，盗版翻译的嫌疑极大。
尽管如此，该著作对信息封闭的中国大陆读者而言，振聋发聩，认知启蒙，效果极好，难能可贵。
我把原著第十四章中有关中国问题的小节补充在此，以供参考。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先生与詹姆斯·罗宾森（James Robinson）因2012年合著出版《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而于202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本书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从贫穷到繁荣的制度性跨越，而大多数国家未能如此？
他们提出了崭新概念：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性质（inclusive 包容性 vs. Extractive 榨取性）不仅决定一个国家自身的命运，也会通过战争、殖民、贸易与思想传播影响其他国家。
作者认为：“中国与日本的对比：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下，两国面临选择。日本的明治维新推动制度革新，清朝守旧、拒绝开放，错过工业化机遇。”而“真正危险的不是“贫穷国家”，是富有但专制的国家：它们利用科技巩固权力、控制舆论，使制度更难演化。”因此得出结论：“繁荣的扩散，是人类追求自由与公正的共同历史—但自由从未自动降临，它只能被不断争取。”
以下是第十四章“breaking the mold 打破僵局”译文删除的部分。
中国的重生
1949年，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最终推翻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1949年后建立的政治与经济制度高度掠夺性：在政治上，实行中共一党专政，自此不再允许其他任何政党或政治组织存在。直至毛泽东1976年去世，他始终对党和政府拥有压倒性的主导权。与这种威权、掠夺性的政治制度相伴的，是同样掠夺性的经济制度。
毛上台后立即将土地国有化，一举废除各种私有财产权；他还处决了地主以及他认定为“反对政权”的其他社会群体。市场经济基本被废止，农村人口被逐步组织进入人民公社；货币工资被“工分”取代，用以交换生活必需品。1956年开始实行“内部护照”（户口与迁移限制），未经许可不得流动，以加强政治与经济控制。工业同样全面国有化；毛以苏联为蓝本，推行“五年计划”，企图快速推进工业化。和所有掠夺性制度一样，毛政权的目标是从其掌控的庞大国家中汲取资源。类似塞拉利昂政府通过“营销委员会”垄断农产品收购的做法，中国共产党也垄断了稻谷、粮食等的收购与销售，以此对农民征收重税。
1958年起，工业化尝试演变为臭名昭著的“大跃进”（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推出）。毛宣布钢产量要在一年内“翻一番”，主要依靠“小土群炉”（“土高炉”）在后院炼钢；他声称中国要在15年内追上英国的钢产量。问题在于，根本没有可行的路径实现这些目标。为了完成计划指标，人们必须搜集废旧金属，甚至把自家锅碗瓢盆、乃至锄头、犁等农具熔掉。原本应在田间耕作的人被动员去“炼钢”，却以毁坏农具为代价，削弱了自己乃至全国未来的粮食供给能力。其结果是中国农村爆发了灾难性饥荒。尽管学界就毛的政策与同期自然灾害（旱灾）孰重孰轻存在争论，但无人怀疑“大跃进”在造成约2000万至4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方面起了核心作用。确切数字无从得知，因为毛时期中国并未系统统计足以记录这些惨祸的数据。人均收入大约下跌了四分之一。
“大跃进”的一个后果是：中共高层的邓小平——这位在革命中战功卓著、又曾主导“反右运动”并迫害大量被视为“革命敌人”的高级领导人——开始转变思路。1961年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邓提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也就是说，政策看起来是否“像共产主义”并不重要，中国需要能鼓励生产、养活人民的政策。
然而，邓的小心务实很快受到打击。1966年5月16日，毛宣称革命受到“资产阶级”势力威胁，这些势力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于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指导性文件《十六条》开宗明义：虽然资产阶级已经被推翻，但它还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去腐蚀群众、篡夺人们的头脑、伺机卷土重来；无产阶级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迎头痛击资产阶级，用新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改造全社会的精神面貌。当前的目标是“斗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不久，文革像大跃进一样，开始摧毁经济与无数人的生命。全国各地成立了“红卫兵”，这些年轻而狂热的党员被用来清洗政权的反对者；大批人被打死、关押或遣送“内部流放”。面对暴力程度的担忧，毛甚至表示：“希特勒更凶。越凶越好。杀的人越多越革命。”邓小平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1967年被抓，1969年下放江西在拖拉机厂劳动。1974年在周恩来力促下获“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到1975年，邓主持起草了三份重要党内文件，若被采纳本可引领新方向：恢复高等教育活力、在工农业中恢复物质激励、清除党内极左力量。当时毛健康恶化，而党内权力却愈发集中在邓欲清除的极左派手中。毛的妻子江青与其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组成“四人帮”，他们是文革与高压路线的坚定拥护者，打算继续以此为治国蓝本。
1976年4月5日，悼念周恩来的天安门群众自发活动演变为对政府不满的抗议。“四人帮”把矛头指向邓，再次剥夺其全部职务，将之打倒。周恩来逝世后，毛并未让邓接位，而是扶持华国锋出任代总理。1976年，在相对的权力真空中，华迅速累积了个人权力。9月，关键节点到来：毛去世。此前中共长期受到毛的个人主宰，大跃进与文革皆出自其主导。毛亡之后，出现真实的权力真空，不同愿景与路径的力量展开博弈。
“四人帮”谋求延续文革，以巩固其与党的权力；华国锋希望抛弃文革，但又无法与其完全切割，因为其自身崛起即得益于文革。他提出“两个凡是”（人民日报1977年表述）：“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并不打算推翻共产政权以建立包容性市场制度，他与华一样，都是由共产革命带上台的一代。但邓及其支持者相信：在不危及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可以实现显著的经济增长。其设想是在掠夺性政治框架内推动增长：人民迫切需要改善生活，而毛与文革已将一切有组织的反对力量铲除。为此，他们不仅要否定文革，也要否定毛主义制度遗产的相当部分，认识到只有显著转向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增长才可能。他们主张扩大市场力量与激励的作用、扩大私人产权空间、减少党对社会和行政的直接干预，摒弃“阶级斗争”等概念；他们也愿意引进外资、扩大对外贸易，更积极地融入世界经济。尽管如此，真正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并显著松动中共对经济的控制并不在选项之列。
中国转折点在于：华国锋拥有权力，并愿意用之对“四人帮”下手。毛逝仅一月，华即发动政变，一举将“四人帮”抓捕，随后在1977年3月恢复邓小平职务。这一进程并非必然；接下来的关键步骤也并非注定，它们源于邓在政治上对华的巧妙“反超”。
邓鼓励公开批判文革，并开始在各级党政军关键岗位上安插与他有相似遭遇、拥护改革的人。华国锋无法公开否定文革，因而不断被削弱；他进入权力中枢的时间较短，人脉与非正式关系网络远不及邓。1978年9月，邓在一系列讲话中直接批评“两个凡是”，提出应“实事求是”，而不是把“毛说过什么”当作政策依据。邓还巧妙地引导社会舆论，最典型的是**“民主墙运动”**（1978年），民众在北京张贴大字报，公开表达不满。
1978年7月，邓的支持者胡乔木提出若干经济改革原则：赋予企业更多生产自主权；由价格在供需之间发挥调节作用，而非政府直接定价；更一般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这些主张在当时颇为激进，但邓的影响力正在上升。
1978年11—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突破性决策：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现代化，而非“阶级斗争”。会议同时在若干省份试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冲淡集体化，向农业引入经济激励。第二年，中央承认“实事求是”的核心地位，并正式将文革定性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在这一过程中，邓不断把自己的人马安插至党、政、军要害岗位；在未能迅速清除华的支持者时，他又创造“平行的权力基础”。1980年，华被迫卸任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任；1982年，华退出中央委员会。邓并未止步：1982年十二大与1985年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基本完成对党和高层干部的“换血”。对比1980与1985：26名政治局委员更替其21人；书记处11人中换了8人；18位副总理中换了10人——改革派全面上位。
在完成政治上的再造后，改革派启动新一轮经济制度调整：
农业先行。到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开；1985年，统购统销（强制收购）改为更具契约性质的收购方式；农产品价格行政管制大幅放松。
城市方面，国有企业获得更大经营自主权；设立14个对外开放城市以吸引外资。
农村经济率先起飞：激励机制显著提高农业生产率。到1984年，粮食产量较1978年提高了三分之一，而农业就业人数却减少了，许多人转向乡镇企业。1979年后，新企业被允许进入，与国企竞争；工业部门也逐步引入激励机制，但此时尚未出现大规模“私有化”（要到1990年代中期方成规模）。
中国的“重生”，伴随着从高度掠夺性的经济制度显著转向更具包容性的制度：农业与工业中的市场激励、随后外资与技术的引入，使中国进入快速增长轨道。正如下一章将进一步讨论的，这种增长发生在掠夺性政治制度之下——虽不如文革时期那样高压，而经济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变得“部分包容”。即便如此，这些经济制度的变革仍然是激进的：中国打破了旧模式，即使它并未同步改造其政治制度。
与博茨瓦纳、美国南方一样，中国的关键变化同样出现在“关键节点”上——中国的节点是毛之逝去。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四人帮失势并非命中注定；若其赢得权力斗争，过去30年的持续增长就很可能不复存在。正是“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巨大灾难与人道苦难，积累了足够的变革需求，使得邓小平及其盟友赢得了这场政治博弈。
以下是被删除的插图：文革初期，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大轿子抬着《论共产党员修养》作者，国家主席刘少奇。二轿子抬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他伙同其他修正主义分子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梧桐之丘使用文革语言解说）
榨取式制度吞噬其子孙：文化大革命与“被贬的知识分子”1967年，作者：翁如兰，（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IISH搜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