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动辄封控、验核酸，造成很多困苦和不便，日常健康码如电子镣铐已不在话下，虽然积怨深重，但是大多数人还是逆来顺受，似乎被政府随意限制自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亦难怪，“顺民”的传统本来就是中国社会的生活和思想的主流。不过，“顺民”和“暴民”的转换很可能是很短促之间的事情，例如跪地哀求城管高抬贵手的小贩突然操刀刺向城管。谁也不敢说现在的“顺民”什么时候突然集体变成“暴民”，但是这种角色转换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时民众很暴戾，然而，就在文革兴起之前，这个社会还是一派祥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蔚然成风，1965年广州的中学入学考试作文题目是《我们学校的新气象》，要求考生描述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好人好事。变成彼此仇视、彼此攻击、彼此拼命也就是一年半载之内发生的。谁也不会去想像平日循规导矩的普通市民集体变成杀人手段残忍的暴徒，但这种事情确实是发生了。文革中派性武斗的血腥自不待言，就是1967年广州的“打劳改犯”事件，也暴露了普通市民的兽性。一位前辈是这样向笔者描述他当年所见的：
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两派武斗正处于高潮，加上谣传大批劳改犯从狱中逃出，要洗劫广州，城市里人心惶惶。那一夜他整夜没睡,因为窗外敲铜盆、击铁桶的声音彼起此伏,响彻这个几百万人口大城市的上空,由近至远,由远及近，这是所谓居民联防的信息传递。凌晨3、4点钟, 他跟着邻居上街看热闹，据说是附近的市民消灭了几个"劳改犯"。到了镇安路（现在康王路的一段），他闻到一股怪异的气味,越往街里头去,气味越强烈。在不到200米的路段上，有三个被附近居民群殴致死的人。一个是被捆扎在路灯柱上的,血肉模糊,已经死了；另一个跪在一幅砖墙下,双手绑在背后,上身赤裸,一根四分粗的水管插在背部,浑身湿透,垂着的脑袋滴下液体,应该说是血,在他膝前形成一滩,看样子还有气息；还有一个是躺在地上的一条尸体,位置在文化公园的西门。群众不问来历和情由，就将夜间在街上流涟或露宿的人当成流窜的“劳改犯”打死。很多前来围观的市民如池鱼穿梭，看完这个死人再看那个死人，像观赏博物馆里的雕塑一样。
镇安路上发生的事情不是孤例，而在广州市区则随处可见。《羊城晚报》2013年1月26日第B10版，有《广州“文革”期间的“打劳改犯”事件》文章，对类似的情景有更多描述。
习惯在强权秩序下生活的民众，一旦不再受国家机器的严控，便由群羊变成群狼。中国社会传统的仇很往往不是以强者为对象，而多是以弱者为对象的。大众面对强者反而表现出十分服贴和顺从，他们是“顺民”。但是，强者不可能是永恒的，专制政权总会没落，没有强者压制的大众便迅速变成了暴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