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柬埔寨暹粒机场。
眼前这座被称为“国际机场”的建筑,其简陋程度甚至不及国内一座普通的高铁站。
几列队伍,泾渭分明。
欧美游客一队,如常通行。
中国游客一队,上演着一场心照不宣的“仪式”:递上护照,每一本护照里面都夹有20元或50元人民币,恭敬地奉上。
排在后面的人,都提前将钞票夹入护照,仿佛是一个既定流程、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
眼前这一幕,让我心里瞬间涌起三个沉甸甸的“为什么”。
第一,为什么这“规矩”唯独针对中国游客?
旁边的欧美队伍畅通无阻,他们的护照里没有夹带任何小费。
这显然不是东南亚国家的普遍规矩,而是专门为中国大陆游客设定的规矩。
这是对中国人赤裸裸的歧视。
这种歧视基于一个危险的预判:向中国游客索取小费,成功率最高,风险最低。
第二,为什么我的同胞们如此逆来顺受?
160多人的队伍,面对这不公义的盘剥,脸上全无愤懑之色,更多的是习以为常的麻木,甚至是一丝“深谙世故”的从容。
没有人质疑,没有人抗议,他们用最快的速度、最配合的姿态,完成了这笔不合理的交易。
这种集体的沉默与顺从,比索贿行为本身更让人感到刺痛。
第三,为什么在国内声势浩大、抵制这抵制那的“民族英雄”,到了国外却成了最温顺的“待宰羔羊”?
这构成了最尖锐的讽刺。
在国内,他们可以为了某些争端,慷慨激昂地抵制日货、抵制韩货、抵制美货,在社交媒体上扮演着民族脊梁的角色,充满了勇气和力量。
然而,当他们真正走出国门,面对针对自己民族的、实实在在的歧视与欺侮时,那腔热血却瞬间冷却,那份勇敢也荡然无存,变成了最驯服的缴纳者。
我试图呼吁大家不要给钱,指出这是歧视时,换来的却是同胞的鄙夷和嘲讽:“这是规矩,你是不是第一次出国?”
我一时语塞。
原来,遵守规则也分场合。
在国内,不插队、不喧哗、不乱扔垃圾这些体现现代文明的规矩,有些人尚且不愿遵守。
而到了国外,面对一个强加于我们、充满羞辱性的“潜规则”,他们却成了最“守规矩”的人。
这背后的逻辑或许并不复杂。
在国内的“抵制”,是站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身处庞大的人群之中,是一种“人多势众”的安全宣泄。
它成本低廉,风险几近于零。
拉个横幅、喊几句口号、砸几家招牌(甚至可能还是同胞的财产),便能收获一种虚拟的“英雄”快感。
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狂欢,而非基于个体勇气的抗争。
而在异国他乡的海关,这种人只是一个孤立的个体。
他的背后,没有汹涌的声援浪潮,只有可能因你“不守规矩”而延误的行程和未知的麻烦。
抗争需要真正的勇气,需要独自面对权力不对称的压力,需要承担可能被刁难甚至被拒绝入境的风险。
于是,大多数人选择了最简单、最保险的方式,低声下气地花钱买平安。
他们用金钱换取了片刻的安宁,却也同时亲手巩固了就连东南亚最贫穷的小国,都敢歧视中国人的基石。
轮到我时,我铁了心不给。
面对那个索要小费的黑脸官员,我明确地用英语拒绝。
在短暂的僵持后,她乖乖地盖了章,挥手让我离开。
我走出了入境大厅,阳光依旧温暖,但我的心却有些发凉。
我抗争成功了,但这微小的胜利毫无喜悦可言。
因为我身后,那条用人民币铺就的“便利通道”依然川流不息。
那一刻我明白,那些在国内动辄高喊抵制的“民族英雄”,与在国外沉默缴械的“任宰羔羊”,其实是同一群人。
他们的“勇敢”需要安全的土壤,而他们的“驯服”则暴露了在陌生环境下的怯懦与短视。
真正的尊严与强大,不在于对内喊打喊杀的虚张声势,而在于对外不卑不亢的坚守原则。
当我们的护照里不再需要夹带那张屈辱的人民币,当每一个中国人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理直气壮地拒绝不公时,我们才配得上真正的大国国民形象。
这条路,远比抵制几家外国店铺要漫长,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
它始于每一个个体,在那一刻,说出那句:“不,我不会给你小费。”
多说一句:我为什么讨厌戏子吴京?
因为吴京在电影《战狼2》里为国人刻划了一个虚幻的故事,他经常会刻划这样的故事,显得自己很爱国。
事实刚好相反:高举旗帜走不通,因为那些人欺负的就是中国人。
有网友这样评论:每个中国人都有爱国情怀,但是,爱国情怀不是让你用来消费赚钱的,你演戏要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事实,更要对得起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