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府龙门阵
小学四川，中学山东，大学上海， 留学欧美,曾海归在体制内工作，现居美东。
赛义德不是萨伊德
由《阿里与妮诺》和《东方学家》两本书引出的话题----张宽
格鲁吉亚巴图米的这尊雕像见证阿塞拜疆穆斯林阿里与格鲁吉亚基督徒公主尼诺的爱情故事
一、 用什么样的汉字译外国人名？
早些年我介绍《东方学》时，将Said 译成“萨伊德”，曾引起前辈海派译人董乐山先生的质疑。按董的说法，应该译成“赛义德”，董的高论又引出香港中文大学甘阳先生的一篇有趣回应，登在98年1月4日《明报》上，节引如下：
“凡碰到洋人、西方的东西，现代中国人一定会精心挑选‘上等些的汉字’或‘好看的汉字’。只要看看国名的译法就知道了，例如：美利坚、英格兰、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等等。如果把America译成阿糜傈佧，或把England译成英格冷，那中国人肯定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了，就像耶酥译成“移鼠”好像要给人吃耗子药一样。但另一方面，只要碰到的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只好用‘下等些的汉字’和‘难看的汉字’了。例如看看这些国名的译法：厄瓜多尔、尼加拉瓜、乌拉圭、巴拉圭、扎伊尔、突尼斯、毛里求斯、洪都拉斯、坦桑尼亚、危地马拉、加蓬、乍得、毛里塔尼亚，尽让人想起窝瓜或茹毛饮血什么的。
不久前北京知识界争论Edward Said等所谓‘东方主义’（Orientalism)问题。大多数人反对，认为“东方主义”是“反西方” 的，不应在中国提倡。有高明者特别提出，目前把Said的名字译为‘萨伊德’有美化之嫌，因为Said是阿拉伯姓名，应该‘按照国内通行译法译为赛义德就不难了解这位学者的族裔背景了’。这意思是说，Said是阿拉伯人，不是西方人，而我们中国人应该听西方人的，不要听阿拉伯人胡说八道。”（引文完）
后来王宇根为三联翻译《东方学》这本书时，不知是否为Said这个姓氏“旬月踌躇”，他最终译为”萨义德“，算是调和了两方面的意见。前些日子在网上看到李欧梵一段评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字，将Said译成“萨依德”，用的也是上等汉字。这“一名所立”，也见出甘、李等与洋场出身的董等老派译人相比之下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视野――其实参考眼下我正用着的电脑软件“中文之星”的语词自动组合功能，Said还可译成“萨懿德”、“萨艺德”、“萨医德”甚至“萨译德”，都是上等好看的汉字――惟愿反对“后学”的一方不要抱怨电脑软件也像左翼文人一样没有“译德”才好。
二、《阿里与妮诺》：一本跨文化的爱情小说
关于Said译名的闲话本来应该就此打住，可是手中这本小说“Ali und Nino”（《阿里与妮诺》）标明的作者姓氏也是Said, 全名是Kurban Said。今年二月间辽教版该小说中译者山西大学杨德友教授将这个名字译成库尔班·赛义德，也算是老派的译法。因为这是一个阿拉伯姓，所以“赛义德”不是“萨伊德”。可是，假若Kurban Said只是一个笔名，背后藏着一个上流纯种亚利安人或者耶和华上帝钟爱的犹太人，是不是就可以译成好听一点的“萨伊德”呢？
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感叹说每件器物自有宿命，拉丁文有句成语也说“每本书各有其命运”（Habent sua fata, libelli）。《阿里与妮诺》正是这样的一本书。这是个小长篇，讲述上世纪初阿赛拜疆首府巴库穆斯林少年阿里和格鲁吉亚基督徒少女妮诺之间的爱情故事，一九三七年在维也纳德文首版，四十年代初译成了意大利文，当时就热了一阵。紧接着的战云与硝烟湮没了它的光芒，让其在以后近三十年的时间于坊间销声匿迹。六十年代末一位叫Jenia Graman的女性在柏林一家古旧书店将此书淘出，惊叹这是一颗闪烁的珍珠，推荐给兰登书局，于是71年才有了英文版，然后又有了Overlook，Anchor Books, Putnam社的英文版，零二年兰登书局又出了新版。如今该小说外文译本（加上今年的中译）多达28种。小说的叙述很流畅，叙述者即能热情地投入角色又能抽身旁观评论，让人在阅读的愉悦中看到跨越种族的爱情、波斯的宫殿、穆斯林的闺阁、阿拉伯的沙漠、高家索与世隔绝和平宁静的山村；见证革命、动乱、杀戮、失败和毁灭，友谊、忠诚、背叛和死亡；目睹德国人，土耳其人、波斯人、英国人、俄国人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佐治亚地区展开“大博弈”角力；体验东正教、基督教、景教、巴哈伊教、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细微区别和独特的仪式。
阿赛拜疆的aser是波斯文“火”的意思，那地方曾经石油遍地流淌，形成自燃现象，所以当真可以见到火焰山、火焰海，因此成为前伊斯兰波斯古代拜火教（即景教）的发源圣地。马可·波罗的旅行记中多次提到那儿的拜火教的神庙，也就是尼采说的查拉图斯特拉神庙。发明家诺贝尔也从巴库赚得过一桶金，因为他设计的名为“Zoroaster”(拜火教徒)的油罐车解决了高家索石油外运的难题。大巴库地区在19世纪末20世纪出因石油开采而经济繁荣，是世界上最亮丽的城市之一，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其种族、宗教之间的关系也最为宽松和谐。阿赛拜疆的犹太人叫“山地犹太人”或者“蛮蛮犹太人”；伊朗在1935年以前叫波斯，“伊朗”的波斯文意思是“亚利安之国”，其国名改变呼应着欧洲法西斯意识形态的种族神话……这是小说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在今天的阿塞拜疆，《阿里与妮诺》像《阿Q正传》和《孔乙己》之于浙江的绍兴城，已经是家喻户晓，成为阿塞拜疆人民在血与火中争取民族独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隐喻，是阿族人民精神上的骄傲。
在强调多元与族裔和谐的美国校园政治中，这部小说因其特殊的价值，常常出现在英文系的世界文学选修课书目上，挤入了现代文学经典的行列。可是几十年来，作者的真实背景一直是个谜团，我们只知道Kurban Said这个名字除了与《阿里与妮诺》联在一起外，另一部小说《金角女孩》（The Girl From The Golden Horn）也归在其名下。
三、该小说的作者之迷
《纽约客》杂志1999年10月4日刊登资深文史记者Tom Reiss的长文，发掘小说作者身世以及成书之迷，读起来就像是一篇引人入胜的探案小说。九十年代末Tom在美国东西两岸，意大利，阿塞拜疆，伊斯坦布尔，维也纳等地查阅历史挡案,寻访知情人士，探寻《阿里与妮诺》作者的生命印迹，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从一位九十六岁高龄的原维也纳出版家老太太手中获得一部Kurban Said在临终的病榻上写下、从未发表过的自传手稿。在此基础上，Tom在零五年又出版了一本关于小说作者的传记，题目定为《The Orientalist》（《东方学专家》）。该传记被多种媒体列入2005年度非小说类优秀书目，一年之内，十多种外文版就已经问世或正在翻译之中。
1937年《阿里与妮诺》小说的出版原始合同上，作者栏的签名是艾尔菲丽德男爵夫人(Baronness Elfriede Ehrenfels Von Bodmershof))――这部书法律上的版权，出版社今天仍然标明属于男爵的后人――艾尔菲丽德在奥地利邻近捷克的一座庄严的古堡中长大，家学渊源深厚，贵族出身的丈夫中年皈依了伊斯兰教，长期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社区，夫人自己则是个沉浸在古希腊学问中的书虫。Tom在传记中考定 Kurban Said 只是一个障人眼目的笔名，《阿里与妮诺》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男爵夫人的密友，即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欧洲声名显赫的东方学专家艾萨德·贝伊(Essad Bey)，而艾萨德·贝伊的真实身份则是来自高家索巴库地区的列夫·努辛鲍（Lev Nussinbaum）。因为列夫是犹太人，最有可能的，是列夫的犹太身份将妨害其作品在纳粹德国的流通，因此小说在维也纳出版时使用了Kurban Said的笔名，而且让男爵夫人出面与出版社签定合同，以求在讲究种族出身的年代将作者的成份漂白亚利安化。Tom认为，《阿》和《金》这两本小说的内容和风格，也只能从艾萨德的个人经历才能解释。（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阿赛拜疆人民不能接受Tom关于Kurban Said是犹太人的结论）。
Tom 在《东方学专家》中发微索引，以多种材料交叉证明，《阿里和妮诺》一书的作者列夫·努辛鲍1905年10月某日出生在从苏黎世开往巴库的一列火车上。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亚伯拉罕来自佐治亚的Tiflis，是巴库油田的石油新贵，母亲Bertha Slutzkin来自立陶宛，是父亲从监狱里赎出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后来因为秘密资助斯大林的暴力革命事发服毒自杀。1918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亚伯拉罕带着列夫逃离巴库，与其他白俄逃亡贵胄一起奔波流离在高加索、波斯和土耳其各地，1921年到君士坦丁堡，辗转到了巴黎，最后抵达柏林，1922年在土耳其驻柏林大使馆阿訇的监证下易名为艾萨德·贝伊（Essad Bey），改信伊斯兰。在Friedrich-Wilhelm 大学主修东方学，精研土耳其和阿拉伯语言文学。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作，同时声称自己是中亚城市Bukhara国王的表亲。1926年成为杂志《文学界》（Die Literarische Welt）的特约撰稿人，与斯蒂芬·茨威格、沃尔特·本杰明等著名作家学者过从，30年代贝伊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当代中亚政治、社会和历史方面的畅销书，俨然西方的“东方学”权威，在欧洲和美国文人圈子中名声很大，连苏俄的托洛斯基也曾在日记中写到：“这艾萨德·贝伊究竟是何方神圣？”
大约有十七本书归在艾萨德·贝伊的名下，除了上述两本小说署名Kurban Said的小说以外，还有《东方的血与石油》、《列宁传》、《斯大林传》、《沙皇尼古拉二世传》、《大哉真主：伊斯兰世界的沉沦与复兴》《高加索的十二个秘密》、《巴列维国王传》等。
在柏林期间，贝伊与来自奥地利的男爵夫人艾尔夫丽德演绎出一段浪漫恋情，据说后者并不知道前者的真实身份和姓名。1932年贝伊和柏林工业界巨头的女儿、喜欢客串模特儿的女诗人艾丽卡·列文达尔结婚，三年后离异。列夫也喜好奇装异服，所以他们的婚变曾是当时柏林、巴黎、纽约、洛杉矶媒体追踪的热门八卦新闻。
他的政治立场属于君主集权的极右翼。1931年参加了“德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其成员后来差不多都成为法西斯文人。他也参加过“社会君主政治党”，主张恢复德国的霍恩佐棱(Hohenzollern)王朝。他还涉入30年代在欧洲的青年俄罗斯”运动，试图融合布尔什维克文化和沙皇体制来解决俄国的前途。列夫·努辛鲍是犹太人，却以艾萨德·贝伊的笔名和穆斯林的身份参与种种社交活动。非常吊诡的是，在贝伊的犹太身份泄露以前，其作品一直列在纳粹德国宣传部认定的“塑造德意志灵魂优秀作品”之中。他甚至应邀写过文章粉饰纳粹的种族政策，还曾经是法西斯意大利官方指定的墨索里尼传记的执笔人。像变色龙一样让人难以捉摸和把握的列夫沉湎在政治和种族的把戏之中，过着十分危险的生活。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贝伊曾搬迁到纽约短期居住，在美国讲学，两年后回到欧洲。1938年他的犹太血统泄露、被德意志作家联盟除名后从奥地利逃到意大利隐居，对地方当局出示横渡大西洋的船票以及美国入境许可，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1942年10月，在意大利法西斯当局的监控之中，贫病交加的列夫·努辛鲍在意大利的Positano去世，终年36岁。
四、犹太人的东方主义
爱德华·萨伊德在《东方学》中曾批评西方的学者文人在殖民势力全球扩张的大背景下，贬损丑化了东方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其实他忽视了西方文化，包括犹太文化，将阿拉伯世界理想化、浪漫化的另一条线索。
在当今世界的政治文化光谱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势同水火，可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国际政经格局和文化景观却大相异趣。列夫的第一本流亡回忆录《东方的血与石油》引起过各方面出于政治原因的非议，包括伊斯兰联合会的抗议，但他笔下的高家索地区原来的种族宗教关系牧歌一般和谐美好，《阿里与妮诺》更是一首作为犹太人的列夫对他自小就熟稔的阿拉伯文化的赞歌，是呈献给曾予他无量恩惠的东方社会的谢礼。其实世纪初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关系颇为亲善，列夫把自己塑造成沙漠之子，化身为小说中忠于爱情、社区和习俗的伊斯兰贵族少年，只是重新激活了历史上的犹太东方主义脉络：维多利亚时代以降,欧洲重要的犹太学人如Benjiamin Disrael, Arminius Vambery, William Cifford Palgrave就把眼光转向了东方，力图重构犹太与伊斯兰的同盟关系。
列夫与老一代犹太东方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自己就从东方来，根本用不着转向，向内挖掘就行了。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的文学塑造中犹太哲人常常与东方的国王连袂出场，欧洲人心目中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区割本身很模糊，伏尔泰抨击“亚洲的迷信”时就是两者一竿子扫的。但总的说来，启蒙思潮理性自由主义给原本倍受歧视的欧洲犹太人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莱辛的剧作《智者纳坦》倡导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相互宽容，而犹太人也努力与主流文化融合，有时比德国人还德国比法国人还法国。与此同时，德国浪漫主义政治哲学中也出现了一个关键词“völkisch”，意思是血统、种族和地域三种元素的有机结合是任何浪漫创造力的源泉，而现代生活的居无定所和灵魂的空虚正好是völkisch的反面。Völkisch的概念反现代，也反闪米人。照这个说法，犹太人和吉普赛人频频跨越国族疆界，在全世界“逐利而居”，他们只靠偷盗、剽窃别人的原生性创造获利谋生，是与浪漫创造无缘的人群。
日益西方化的欧洲犹太人在浪漫派种族学说的压力下，接过völkisch的概念，回头寻求自己的根。按Disrael的说法，阿拉伯人是犹太人的表亲，是“马背上的犹太人”，倒过来说犹太人也就是“摩西的阿拉伯人”，而穆斯林则是“穆罕墨德的阿拉伯人”。Disrael从政以前的文学创作柔合了当时的种族学说和司格特的浪漫主义，把土耳其和奥斯曼帝国的宫廷大大浪漫化理想化，试图从东方的穆斯林世界为犹太文化寻回活力；在他的《青年英格兰》三部曲小说中，源自东方的犹太智慧滋养引领着英格兰的精英，而十字军的东征则有助于犹太复国人耶路撒冷圣城的梦想。比Disrael 年轻一代的Martin Buber更加彻底，干脆就说“犹太人身上集中了所有东方民族的天才创造力，”犹太人应为此自豪，广袤的亚洲土地上的各民族是犹太人的天然同盟，犹太教和中国、印度、埃及、波斯文化一起构成亚洲精神，犹太文化属于东方，它和西方文化，尤其是德国文化没有关系。上世纪初，欧洲的犹太文化复新论者纷纷把自己的名字，言行举止东方化，Eugene Höflich 改名Moshe Yaacov Ben-Gavriel,Asher Ginzberg改名Ahad Ha’am。到了二十年代，所有的德国、奥地利的政治派别都把伊斯兰和犹太文化的结盟看成是既成事实。世纪初欧洲犹太人耶路撒冷复国的理想，指徵着殖民主义的终结和亚洲的新生，今天的以色列则被阿拉伯人视为西方殖民扩张终极工程，历史的发展何其乖张！
五、赛义德不是萨伊德
《阿里与妮诺》有了中文版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周氏兄弟身体力行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其所占据的道义高度至今受后人肯定。记得作家张承志曾在《读书》杂志上撰文批评国内外文系出身的人都忙着钻研“送给中国人两次鸦片战争的盎格鲁萨克森文化去了”，窃以为其抱怨不无道理。中国大陆四九年以后翻译亚非拉的文学作品大都是政府行为。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南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以外，其他非发达地区的文学介绍得很少。就我所知，比如尼日利亚作家亚契比写于1958年的《分崩析离》(Things Fall Apart)那本小说，从非洲本位角度描写英国殖民事业对尼日利亚传统社区的毁灭性影响，早就跻身于英语国家和非洲中学、大学的必读书目，居然去年才有中文版问世；后殖民批评先驱法侬(Frantz Fanon) 讨论被殖民地人民心理的重要著作《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Les Damnés de la Terre）也是去年才译成了中文。
吉普林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因为东西方截然对立；爱德华·萨伊德说东方不是东方，因为文化从来不是纯质的；美国当代活跃的文化批评家Ian Beruma曾撰文《纽约书评》，试图区割西方文明所代表的普世价值与历史上西方的野蛮殖民扩张和当下美国新保守主义不得人心的军事冒险，那意思一绕就有了“西方不是西方”的说法；中国执政党的重要理论家胡乔木也曾用他特有的套套逻辑，“辩证地”说“要把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以便于四个坚持，所以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晚年毛泽东的错误，即“毛泽东不是毛泽东”，当然还可以提到《手稿》时期的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把我们引回到文章开头的题目――“赛义德不是萨伊德”。
（此文曾发表于北京《万象》杂志二零零七年三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