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府龙门阵
小学四川，中学山东，大学上海， 留学欧美,曾海归在体制内工作，现居美东。
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的圈套 （读书笔记之一）
老年弗洛依德写过一篇论文，提交给一九二五年在德国巴德洪堡召开的国际精神分析学年会，由他的女儿安娜代为宣读。弗洛依德在文中宣称自己发现了女性俄狄浦斯情结形成前的一个秘密：小女孩三至五岁时候的某一天，偶然看见了男性小伙伴凸出的生殖器官，于是大惊恐，对照自己凹陷的女性生殖器，羞惭不已，认定自己是被阉割后的男人，心理上从此感觉低男人一等。在弗洛依德看来，人只有一种性别，即男性，女人只是残缺不全的男人。女人总在梦想有朝一日能“重新”拥有阳具，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种种怪诞心理和怪异举止。女人终其一生的追求，与所谓“生殖器妒忌”、“寻找阳具意向”密切相关。
写这篇论文时的老弗洛依德未免有些走火入魔，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老博士竟然让女儿安娜去代为宣读这样一篇论文。设想一下，若是与会者恶作剧式的要让安娜来点“现身说法”，情形将会多么难堪。有时候我不免会想，弗洛依德在论文中大谈被阉割的恐惧、手淫、乱伦等，与犹太文化中重视性、重视生殖器的倾向是否有关？老弗洛依德那么热中于分析“恋父仇母”的女性俄狄浦斯情结，反过来看，是否正因为他先有了“以女代妻”的情结？马克思的论文《关于犹太问题》不是早于弗洛依德已经涉及过俄狄浦斯情结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了吗？
俄狄浦斯原来是一则古希腊神话。当代神话学者Mircea Eliad曾经指出，神话给人们的行为定下规范，赋予生活意义和价值，在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M. Eliad，Myth and Reality）。我由此联想到：古希腊神话中家族乱伦、性暴力的事件屡屡发生，道行最高的神祗宙斯对欧罗巴的强暴，对后世是否起了示范效果？联邦调查局的统计材料显示，当今美国成年妇女的三分之一曾经被强暴或险些被强暴（见Student Health，一九九O年三月号〕，这个情形，与西方文化的源头暨古希腊神话是否有某种内在联系？希伯莱圣经里有一则故事；罗德失去了妻子，两个女儿怜悯他，设计用酒把父亲灌醉，分别与父亲一起“躺下’，各自为父亲生下一个儿子。圣经用近乎赞赏的语气来叙述这个故事，故事在当代西方民间流传甚广，我购得的一本纽约Waldman出版公司以少儿为对象的圣经普及本也将其收人
这则女儿“孝敬”父亲的故事，其“品格”比之于“不敢毁伤”’、“四岁让梨”、“卧冰”、“哭竹’，显然要“高”出许多。问题是，古希腊神话传说和旧约圣经的某些逾越伦常的故事，是否表现为当代西方社会家庭和人际关系中的原始密码？弗洛依德下意识理论的建立，在揭露人性阴暗面的同时，是否助长了人性阴暗面的扩张？再进一步，当代西方和中国对同性恋问题的研究，是否诱导出更广泛的同性恋实践。
至少，在当代西方的人文科学领域，常常可以见到一种“泛弗格依德式”的研究方法。一九八九年全美现代语文学会（MLA）年会一个分组讨论的题目就干脆叫作“手淫的缪斯”，论文题目则可以是“手淫与狄金荪诗中的阴蒂意象”，“简·奥斯汀与自慰姑娘”，“剥去男性崇高的伪装：麦尔维尔与巴惹笔下的自慰、肛门性欲与肉体狂暴”。与此相适应，当代海外汉学家也贡献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屈原的香草美人之比无非是同性恋者的寄托；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盂郊的寸草春晖比喻，都在暗示俄狄浦斯式的家庭三角关系；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超出了同志之间的感情－－毛不长胡子，周演过小旦；中国古诗中的“木兰舟”因为凹陷的内部构造象征女性生殖器官，配上“骚人遥驻”，就构成一幅男女交媾图，所以富于诗意，令人陶醉。（某德裔美国汉学教授以性象征串讲了许多中国古典诗，引起过轰动。此处姑隐其名，以存忠厚。）一九九三年八月在香港召开的世界亚非学术会上，某华裔学者的论文为在中国典籍里寻不出俄狄浦斯故事遗憾之余，认定中国传统道德中重视强调“孝”，与西方的标明禁忌以示阻吓，在效果上看是殊途同归的。
二十世纪的西方，影响最大的三位思想家仍然是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依德。Erich Fromm写《健全的社会》曾得出结论：十九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二十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十九世纪的无人性指人的残酷，二十世纪的无人性指的是精神分析和人的疏离。马克思加上弗洛依德，似乎就足以解释清楚现代人类社会的错综复杂，这种认知，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五年那段时间的欧美知识界尤其普遍。然后是意气风发、热情激烈的五年，六十年代末欧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知识分子起而反叛，革命的双刃剑一面指向社会的阶级压迫，一面刺向个体遭受的心理压抑，被压迫的利比多转换成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阶级斗争的实践，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曾在欧洲流行的社会乌托邦理想又再次出现。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在诞生一百多年以后用来解析技术统治下的当代资本主义是否仍然适用，除了马克思加弗洛依德以外，是否还有更好的阐释世界的理论组合，这是西方的理论界在学生运动的高潮以后试图回答的问题。
由哲学家Gilles Deleuze和心理学家Felix Guattari合作的《 反俄狄浦斯》一书于一九七二年初版，该书可以说是欧美学生反抗运动的理论结晶，出版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后结构主义的一本经典之作，许多女权主义者、文艺理论家、社会学家、哲学家都从中汲取过营养，大名鼎鼎的福柯曾为这本书作序，称该书是“非法西斯生活方式导论”，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Fredric Jameson则称这本书是“当代法国最优秀的理论著作。”
Deleuze和Guattari在书中首先对俄狄浦斯作了一番“解构”工作。在他们的描述中，俄狄浦斯从原来的古希腊神话，经历了索福克勒斯的同名悲剧和弗洛依德的精心重建以后，在西方社会已经“落地生根”，“深入人心”，演变成了当代的一个大神话，俄狄浦斯好像变成了达尔斐的神谕，可以破解人世间的所有奥秘。父亲母亲和自我的三角关系早已超越出家庭扩张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任何权威都是“父亲”的象征，都是“我”想要去谋杀和取代的对象。现代人的心灵就像是一栋荒野中破旧的百年老宅，俄狄浦斯就像一个幽灵游荡其中；在无远弗届、硕大无比的俄狄浦斯阴影笼罩下，人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找不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举世滔滔，满眼皆是精神病人，大家都生了“俄狄浦斯病”，即使那些在社会上享有父亲般权威的人，比如警察、老板、教父、国家元首，甚至包括心理分析医生，也不过是些超级精神病人罢了。
Deleuze和Guattari认为，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不仅夸大了无意识的作用，而且割裂和曲解了无意识。所谓俄狄浦斯情结，基本上只是成年人的妄想症，说它是弗洛依德的自我解剖也未尝不可。在原来神圣的家庭父、母、 子三角关系中，究竟哪一个首先心理变态，乃是一个鸡与蛋孰先孰后的问题，而说到底．最有可能的则是父亲首先开始了妒忌。俄狄浦斯在神话中犯下弑父娶母的罪行，主要在于对自己的身世浑然无知，而父亲按照神谕将初生的婴儿弃之于荒野。却是存地要杀儿子；希伯莱圣经中的亚伯拉罕不是随时准备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吗；犹太文化传统突出父亲的绝对权威以及对“性”的强调，可能是弗洛依德建构当代俄狄浦斯神话的主要动因，基督教长期宣传的“三位一体”的信仰观念，也为现代人俄狄浦斯式的自我角色困扰提供了养分。并不是说弗洛依德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一无是处，而是说世界的面目被这个理论越描述越昏暗模糊了，精神分析也许就像是俄国的共产革命，具体从哪一步开始出了差错未必说得清楚，也许要追溯到弗洛依德本人的私生活，也许要回到“情意结”被发现的那一刹那，俄狄浦斯就是精神分析学由正确走向谬误的逆转点。俄狄浦斯又像是一座迷宫，现代人只有在其中经历了摸索和彷徨以后勇敢地走出来，才能踏向光明，接近真理。
Deleuze和 Guattari对俄狄浦斯情意结的剖析时而冷酷严峻，时而又温情脉脉，充满了深刻的理解，他们的论析经常是妙趣横生的。两位作者对俄狄浦斯的批评，实际上是对当今世界人们内心越来越强的“自我”意识的批评，是对“俄狄浦斯化”了的精神分析学的批评，是对世人精神病式的生存状态的批评。
“反俄狄浦斯”这个概念使人想起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一书中使用过的“反基督”一词。尼采攻击基督教，说普通的基督徒通过教会的教规，通过种种似是而非的信仰，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置于绵羊的地位，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位所谓的牧羊人。Deleuze和 Guattari在对“欲望”进行分析时指出，俄狄浦斯情结，不刻意去寻找，本来是不会被感觉到的，但那个情结一旦被挑明，欲望就被挑起，欲望被挑起的同时又被压抑。俄狄浦斯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片殖民地，那里上演着压迫与被压迫，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斗争，而这压迫和反抗的主体，都是分裂的无意识的自我。人们普遍有一种愿望，即让他人来对自己生活的合法性提出证明。精神分析方法通过对自我欲望的压抑来达到与外部世界的和平共处，这和基督教的“牧羊”效果类似。它们都为集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会提供了温床。
欲望被反复地煽起又被久久地压制终于使全社会都得了精神病，精神分析疗法无法治愈这个疾症．因为它本身正是病根。我们的“时代病“需要新的治疗方法，新的方法叫作“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 它与原来的“精神分析法”（psychoanalysis）完全不同，因为后者着眼于追踪被压抑的欲望，回忆被阉割的恐惧、性的伤害等，前者则力图淡化俄狄浦斯阴影，消解社会上与父亲象征相关的诸如家庭、教会、学校、党团和国家的权威，同时反对自我情结的无限膨胀。新的方法也分析“欲望”，但它所关注的，是欲望从人的内心“俄狄浦斯殖民地”脱身出来以后朝什么地方流动①，以及欲望的流向与社会生产的相互关系。（①法文的flUX和英文的flow是后结构主义的一个中心语词，我在本文中按上下文珊共分别表述为“流动’、既向”或运动轨道”。〕
研究社会生产避免不了要涉及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事实上《反俄狄浦斯》一书谈得最多的仍然是马克思和弗洛依德，但这并不是老生常谈式地要将二人的理论揉合在一起以解释世界。Deleuze和 Guattari认为欲望的运动轨道与资本、利润的运动轨道是一致的，社会生产的无意识随欲望的流向而变化，资本和时间的投资本质上即是欲望的投资。
《反俄狄浦斯》没有建立理论体系的企图，二位作者也不急于让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因此在展开论析时颇能挥洒自如。他们大段引证劳伦斯，卡夫卡，贝克特，布鲁斯特，福柯，金斯堡等作家，漫不经心的形式中却又紧紧地围绕着有关疯狂、欲望、感觉错乱、政治等话题。二位作者试图在这本书中就开始实践他们提出的“精神分裂分析法”，要让“欲望”在奇异多变的论述风格中“流动”起来。
两位作者鼓励人们努力抹去神话、悲剧、存在主义、人本主义等烙在他们内心的“自我”印记，从而去把握人身上的“非人因素“ 感受人的意志和力量，体察人性怎样“逆转”（mutation）和”变形”(transformation）。传统的人文科学告诉人们说每一个微小的社会事件背后部有一个大写的“人”，这和基督教说的万物之上都有一双天父垂注的眼睛也没有什么两样，类似的知识形式描摹出来的关于‘实在性”的图案，本身就以实在性作为代价，传统人文科学大谈人物、图像、符号等，却闭口不谈“力量”和“流动”，传统人文科学过份强调人的实在，却对其它的实在视而不见，尤其是忽视了对人至关重要的“冲创实在”（reality of power,power译为“冲创’参考了陈鼓应的见解），结果使传统人文科学建构的主体变成了唯唯诺诺、驯服被动的主体。
所以《反俄狄浦斯》就是反自我，也是反对抽象划一的人。俄狄浦斯进入人们的无意识中，使人们产生了自我意识，但正是这个自我意识破坏了作为生命本质的原动冲创，俄狄浦斯教会了人们压抑自身欲望，俄狄浦斯造成了人们内心的苦难，俄狄浦斯使人们精神萎靡，俄狄浦斯让全社会染上了精神病。
既然全社会都染上了精神病．人们若希望他们的疾病得以治愈，还得靠他们自己。只要人们忘掉自我，从俄狄浦斯的禁锢中挣脱出来，他们就成了可以以给自己疗病的医生。在一种忘掉自我的状态中，个体和集体就不再是格格不入的对立面，个人的欲望也就可以等同于集体的欲望。“精神分裂分析”主张用集体的方式去解决个体的问题，倡导一种新型的集体主义。新的集体主义与旧的极权主义不同，旧制度用集体规范和行政手段来限制个体，新方法则力主以集体的力量来反抗权势，让个体消解于集体对体制的抗争之中，并通过多种集体斗争的方式来改变原有的人际关系。从前的人文科学中所突出的个体性主体要转变为集体性的主体。新的集体主体性中要将俄狄浦斯连根铲除，精神病式的个人主义倾向要被彻底消灭，即使其中仍然有残余利比多的活动．也就很容易被疏导进入社会生产的领域，因此，新的集体主体性与法西斯主义绝缘。
Deleuze和Guattari的《反俄狄捕斯》一书出版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弗洛依德的批评一直是紧锣密鼓。Frank Sulloway的《弗格依德，心灵生物学家》（一九七九）试图证明弗洛依德是在用达尔文式的纯生物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的内心活动，所以精神分析法还称不上真正的心理学；Jefferey Masson可能是弗洛依德最激烈的批评者，他的《谋杀真实：弗洛依德在其诱惑理论中怎样隐瞒真相》（一九八四）指责弗洛依德分析少儿性虐待病案时颠倒黑白，弗洛依德竟认为病人的精神分裂状态源于孩提时代的性想象，与父亲的恶行关系不大。Masson把自己的论点加以发挥在一九八八年写出了《反治疗》，该书声称所有“心理治疗”都是改头换面的性虐待；Adolf Grunbaum则从现代哲学真理论的角度来检查精神分析疗法，他在《精神分析的基础：一个哲学的批评》（一九八四）中指出有时候精神分析结果的确与病症吻合并能治愈疾病，但这并不能证明精神分析法掌握了科学真理。精神分析法跳跃性的思路过于玄妙，过于离谱，缺乏科学所要求的历史的、经验的、物质的基础。
也许弗洛依德已经预料到了他的学说可能遭到反弹，他在《精神分析学五讲》里强调指出：正如病人普遍持有讳疾忌病式的对医生的抗拒心理，病入膏肓的学术界也必将对他的济世良方加以攻击诋毁。如此一来即形成一个怪圈：任何理性的争论已经不再可能，因为对精神分析的分析也就随之成为精神分析分析的对象，弗洛依德早已把未来的批评者当成病人对待了。
在讨论性别的博士课程研讨课上听到过一首流行曲子，歌词从女权的角度对此文开篇时提到的弗洛依德的“阳具中心主义”表示嘲讽：
“女性不要凸出的生殖器，
她们有丰满高耸的乳房——
平胸的男人你为何不自卑？
女人的经血荡涤着污浊，月月更新自己的生命一
男人啊一－为了你生命力的萎靡——你应该羞愧！”
我怀疑这首歌曲连同自己这篇小文章也都落入了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的圈套。
（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i, L’Anti-Oedipe, le Editions de Minuit, 1972. English Translation: Anti-Oedipus, Minnesota, Sixth Printing, 1992. Paul Robinson, Freud and his Cri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原载北京《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二期，78－85页）
=================================
CanHe 是哪一位老朋友？
至于乱伦这事情，我感觉是文化缺乏底蕴的因素。中国在八十年代发表过一篇对上海下只脚的调查，其中很多年轻男性的第一个性生活对象是自己的姐妹。
其实就是穷，居住环境恶劣，导致孩子很小就能接触了解性活动细节，也就在青春期有生理需求的时候“尝试”。
准确讲，性心理的发展更多被动物本能驱动，这是文化失缺的特点，也是贫穷社会的特点。
再有就是物化女性，这也是乱伦的一个因素，我感觉日本的乱伦相对普遍的现象就是这样。
所谓人类文明，是人类摆脱动物本能的过程。而一个社会的文化基础，属于文明的成分。而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受制于经济能力。这类概念马斯洛早就解释了。
这种事情有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对象，就是与社会趋同度的关系。一般认为社会趋同度低的地方人们不在乎社会道德标准，因此违反人伦的现象出现不奇怪。西方文化的core是自由，因此社会趋同度相对低。
而日本是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被认为社会趋同度在世界上属于最高的之一（仅次于宗教社会），理论上人们受制于社会道德水准限制。
但偏偏日本从社会道德层面对这类事情不在乎，这就是另一种文化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