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牛嬉水
告老不还乡，叶落难归根；从心所欲不逾矩，任尔东西南北风。
据来自上海的消息，从5月1日起视各区情况逐步解封，到5月中旬方可全面开放，封城时间远远超过原计划。
上海坚持清零政策，恶性事态频发，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有良心的医疗专业人员也无不心灰意懒。毫不夸张地说，封城至今，上海民众已经被逼到生存的底线，到了生死攸关，命悬一线的地步，封城引发的死亡事件屡屡发生。
时至今日，为什么领导部门至今不思悔改，中央大员抵达上海视察后仍继续坚持“动态清零”，丝毫不顾百姓的死活。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数千年来，在中国统治者的眼里，至关重要的是维护自己的权力，百姓的生死存亡从来就无足轻重。由此想起战国时期商鞅和韩非臭名昭著的治国理论。
商鞅和韩非都是战国时期的谋士，属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对于如何维护君权统治各有一套利益最大化的理论。
商鞅又名公孙鞅，战国时期的卫国人，被称为卫鞅，后转投秦国，被秦孝公封为“商君”，故又有商鞅的名号。
商鞅除了协助秦国变法，完成了著名的“商鞅变法”外，还写了《商君书》，阐述变法的理论和措施，同时集中提出了利用强权驾驭民众的种种策略，即驭民之术。
例如，《商君书》写道，“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 意谓对老百姓绝不可菩萨心肠，心慈手软，更不能以礼相待。“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说白了，不能把老百姓当做好人，或者不惜重用奸人管理，以图太平强盛。
《商君书》还有这样一段话：“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意思是说：国家要强大，就必须“弱民”，具体而言就是“作民之所恶”，即采取使老百姓最反感的政策。反之，如果采取的政策广受百姓欢迎，“作民之所乐”，则会造成民强国弱的局面，绝非治国良策。
《商君书》为统治者总结了所谓的“驭民五术”：愚民：统一思想；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疲民：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民无瑕顾及他事；辱民：剥夺自尊自信，唆使相互检举揭发，惶惶不可终日；贫民：除了生活必须，剥夺余银余财，人穷志短；五者，若不灵，杀之。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某些方面不同意商鞅的看法，但是与商鞅相比，他的驭民之术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韩非的法家理论有一个重要的核心“势”。 他所说的"势"，主要指君王手中的权势，即君主统治所依托的权力和威势。他认为："君持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 韩非子：八经篇》)
所谓的"势"是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所拥有的优势或特权，没有权势则一切皆空。“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而不载于势，则功不立，名不遂"。君临天下的关键并不在于其能力高强、品德出众，而是由于拥有"势"而位尊权重，舍此必将一事无成。政治统治依靠的只能是权势，而不是君主的德行。必须牢牢掌握"势"，绝不可须臾松懈。若一旦"失势"，灾难和混乱就会接踵而至。
两千多年来，对于商鞅及其变法的是非，基本处于毁大于誉、贬大于褒的状态。商鞅因遭到排挤，在靠山秦孝公死后，马上变成丧家犬和过街老鼠，最后落得“作法自毙”的下场。韩非子也因为与秦国的大政方针有抵触，再加上受人嫉恨，结果入狱身亡。
尽管两人早已作古，他们为统治者摇旗呐喊，视百姓为草芥的理论流传了数千年之久，虽然有时统治者因时势所迫和权力斗争的需要，扯出“民贵君轻”的旗帜，或者为平息民愤祭出一些安民措施，但驭民的核心思想根深蒂固，至今阴魂不散，甚至上升为当今社会的治国方略。改革开放以来冒出“新权威主义”理论，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驭民之术，挂着“为人民服务”的羊头，行折腾国民之实。
上海抗疫出现了如此混乱的状态，关键在于人民的疾苦并非领导人真正关心的问题。相反，民穷才便于管理，民弱则可以随意摆布，还可以用小恩小惠要求民众感恩（这次疫情期间，居委送菜时竟然要求居民说一声“感谢政府”）；专业人员的呼声更不是需要决策人听从的意见，所谓“外行领导内行”的口号已经成为排斥科学精神的武器。
呜呼！驭民之术不除，国无宁日，民无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