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牛嬉水
告老不还乡，叶落难归根；从心所欲不逾矩，任尔东西南北风。
戒,警也。——《说文》
先说李安执导的影片《色戒》。汤唯扮演的王佳芝明明扮演猎手的主观角色，以“色”为武器主动接触易先生；客观上却一步步沦为易先生的猎物。最后因为对“戒”忘乎所以，樱唇微启，轻轻吐出两个字“快走！”，成全了情爱的召唤。刺杀任务功败垂成，反误了卿卿性命。
《敌戒》是唐代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在暂居永州时所作，名句“敌存灭祸，敌去召过”即出自于这篇散文。
柳宗元从秦灭六国后因自满导致衰亡等事例发出这样的感叹：“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
按照柳宗元的意思，敌人虽与我有仇，但以敌为戒，就能够转害为利。在敌人消亡后，人们往往失去戒备，结果很可能尝到失败和灭亡的苦果。
无独有偶，公元前146年，罗马共和国在第三次布匿战争（Punic War）中摧毁了敌方迦太基（Carthage）后，国内陷入一系列争斗。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塞勒斯特(Sallust)认为，罗马对敌人的恐惧（metus hostilis）曾经激发了国内共同御敌的精神。一旦对迦太基人的恐惧消失，“放纵和骄矜之气自然氛嚣一时”，结果罗马的利剑旋即转向自身，沦入自残的境地。“对外部敌人的恐惧可促进国家的凝聚力”被后人称为塞勒斯特定理（Sallust’s theorem）。多年后理论学家又因此造出了由“friend“（朋友）和“enemy”（敌人）合成的新的英语单词“frenemy”（友敌）。
王佳芝因情感失去戒备，秦国和罗马因“敌去”丧失戒心，一个“戒”字为各自的命运留下了鲜明的注脚。不论“色戒”还是“敌戒”，都提醒人们时常保持履霜之戒，以清醒的头脑洞察面临的危险。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敌存灭祸，敌去召过”这句话有了另外一种解释。“敌存灭祸”被理解为以敌驱祸；”敌去召过”变成了树敌避过。敌人甚至可以成为一种需要。有人就曾提出这样的口号：“成功，需要朋友！巨大的成功，需要敌人 ！”
窃以为，“敌存灭祸”属于对某种客观事实的认识，是可供借镜的一个警示。“敌存”与“灭祸”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条件关系；“敌存”至少不是“灭祸”的充分必要条件。“灭祸”也可以有多种原因，即使“灭祸”发生在“敌存”之后也不能证明两者必然的条件关系。
即使两者有一定的前因后果，也可能出现多种多样的情况，可以是“一因一果”、“多因一果”，也可以是“一因多果”、“多因多果”等。同时，两者必然的条件关系必须符合 “只有……才能……“的公式。如果以此得出“只有敌存才能灭祸，只有敌去才会召过”的结论显然难以成立。
再者， “敌存灭祸”的核心思想以坏事向好事的转化为重点，不应本末倒置，为求得转化而期待出现坏事。如果相信能够以敌驱祸或者以祸制祸，结果可能旧祸未除，新祸又起。
然而，有史以来这种”需要敌人”的论述和事例却比比皆是，不论中外古今。
战国时期，《孟子·告子下》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意为，内无恪守法度的贤士，外无敌人和祸患，国家必亡。
2018年，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教授尼古拉斯·科利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以“友谊的黑暗面：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敌人”(Friendiship’s Dark Side: We Need a Common Enemy)为题刊登文章断言，博弈论的模型和现实生活的案例都证实，“为了团结，我们需要有共同的敌人。”
另有资料记载，14世纪欧洲第一次爆发大规模鼠疫，造成2,500万人死亡，导致欧洲人口折损三分之一。灾情最严重的意大利佛洛伦萨（Florence）十室九空，惨况骇人。但后来的历史学家却声称，这场传染性疾病在人们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恐惧，摧毁了中世纪的社会秩序和文化，因而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先声。
说到这里不禁要问，人类的新生一定需要由死亡担任催生婆？社会的兴旺不得不依靠恐惧才能得到成全？一个国家的发达只能凭借敌人的虎视眈眈才能如愿？
在灾害、战争和疾病袭来时，任何事物在演进的过程中有可能因一系列随机因素发生转化，也可能出现补偿性的结果和副产品，但痛苦、恐惧和死亡绝不是人类继续生存的必然和必要条件。
Covid-19疫情在全球肆虐近两年之久，已成为人类共同的敌人。此敌不可谓不邪恶，此祸不可谓不凶险。全球已有450多万人因此丧生，仅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就已超过美国两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病毒这个敌人造成的灾难和生命损失前所未有，但这个世界并没有因此更团结，更没有更太平。世界各地因疫情引发的争斗和攻讦难道还见得少吗？那里还谈得上所谓的“敌存灭祸”之利。
耶鲁大学教授尼古拉斯·科利斯塔基斯在呼唤“共同的敌人”两年后也承认共同的敌人也会产生共同的麻烦。他在Covid-19疫情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瘟疫有助于我们团结对抗共同的敌人，但也会诱发相互间的指责。” 他以公元前430年古希腊雅典爆发的大瘟疫为例说明，瘟疫时期私心作祟，人性中恶的一面得到激发，致使整个社会沸议扬扬，相互指责之声不绝于耳，助长了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恶性纷争。
据历史记载，当年的雅典社会动荡，矛盾频发，阴谋论也趁机出炉。有人甚至怀疑有伯罗奔尼撒间谍在城内故意放毒。在疫情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民众的愤怒情绪不可避免地发泄在同胞身上。
如今，历史正在重演，包括疫情和情绪。
瑞士意大利语区联邦议员，欧洲理事会瑞士代表迪克·马蒂(Dick Marty)对2009年瑞士某全民公决案结果发表评论时曾说过一句话，“只有虚弱的社会才需要敌人。”
不论个人还是社会，内心的虚弱往往出自不可自拔的受害者心理，情绪和心态经常被定格在对抗模式上。即使不存在外敌，莫名的心理恐惧仍然久久挥之不去，看谁都像敌人，以为这才是保全自己避免受伤害的良方。
敌人不是消除所有恐惧的良药。内心的恐惧模式才是真正的敌人。你把谁当敌人，谁就会成为敌人。事事以“敌”为戒，恐怕连心理上的安慰都得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