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
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思考与评论
8.19 卓越超强软实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社会发展的硬实力与软实力。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程度表现为两个方面，物质与资讯的流通，发展程度愈高，物质与资讯流通量愈大愈快，反之亦然。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并不存在所谓的社会流通，或社会的生产流通对社会生产不具特别影响。在社会经济基础则体现为两个方面，硬实力与软实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流通的增多必然带来与之相适应的硬实力的增长，与硬实力相辅相成的是软实力的增长，硬实力就是物质化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而软实力则沉淀为社会的文化思想价值与社会习俗，最具体地说就是社会各阶层的应变能力与管控能力，最终表现为社会经济机体与社会个体的有机结合与互动。一般而言社会经济的硬实力与软实力是相匹配的，然而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社会由於特殊的历史与政治原因，中国传统文化集体主义思想与价值的基础，社会的软实力无疑远远超越经济基础的硬实力，为经济发展的成功提供极大助力，这也是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所不具备的。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虽然是经济未发达或落后国家，没有发达国家的科学教育与产业技术诸多方面的硬实力，然而却具有发达国家的社会软实力，甚至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社会的软实力表现在政府对社会的操控能力，社会的动员力，社会底层受教育普及率，资讯的流通与吸收能力等等。而这些软实力也是社会各有机体，经济文化教育政府民间团体，能否紧密交流协作的反映。经济发达社会的一个必然社会现象就是社会物质与资讯流通大而快捷，这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遍社会现象。而经济落后地区普遍不具备这样的物质与资讯流通的硬实力，同样也不具备资讯吸收的社会软实力，社会仅是各种社会组织的松散集合体。公允的说，落后地区不具备这样的社会软实力或社会有机结合的粘合剂，而中国由於传统儒家文化教育熏陶，以及现代中国由於社会政治体制与频繁社会运动的原因，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与信息流通极为迅速的有机体，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社会已经具备这样的资讯流通与吸收的软实力。只要与印度社会相比较，对比就很明显，这是中国之幸。
这些社会软实力优点在於，高效灵活的政府与产业政策，为社会经济发展与企业提供助力与前瞻。超强的社会动员力，使政府既定经济政策得以及时贯彻落实，社会底层受教育普及率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且合格的劳动生产力，而资讯的迅速流通与吸收，使先进生产技术与成功经验获得极快吸收复制而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这些软实力即归功於儒家思想与传统农耕文化，集体主义，勤勉好学，吃苦耐劳，而改革开放前的的政治运动，无疑也使中国社会动员力发挥到了极致，大多数社会个体普遍关心国家政治，关心时事，使政府决策迅速得到社会回应与反馈，社会信息得以迅速传播与吸收。"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倒钢"，听似笑话的段子，却十分形象地描绘了中国社会资讯的流通与吸收的及时与迅速。这不仅是所有非发达国家不具有的社会特质，甚至是发达国家也不具有的社会特质。相对发达民主国家，资讯流通无碍，然而社会大众对资讯或政府政策宣示，有听没有到，置若罔闻，即社会资讯流通虽然迅速，然而社会大众的吸收率与回应率低，无法达到像中国社会立竿见影之效。中国社会信息的迅速传播与吸收是一项无与伦比的社会软实力，一项珍贵的无形资产，使中国政府及各阶层，以及各行各业能从容灵活面对任何挑战与社会经济环境变化。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虽然属於经济落后地区，然而在社会软实力方面以具有经济发达地区的基础，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够迅猛发展的原因。诚然，中国也有不足的一面，如相应落后的法律系统，然而由於打开国门，海内外人员流动带来的资讯交流，国内资讯流通的快捷与回应，也造成一种来自社会本身与海外的镜像对比效应，这种对比效应对中国政府与社会亦有积极推动的作用，使落后与不足带来的社会伤害与阻碍降到最低。作为一人口大国的印度被预期在不久将来超越中国，以其目前国家的社会软实力而言，有三项软实力与中国差距极大，社会大众受教育率，政府治理能力，资讯流通与吸收能力，这是社会经济发展非常关键的软实力。唯一可称赞的是政治制度的民主与法制，然而民主与法制对印度而言，却是一种外来殖民者的植入文化，其表现多显现於政治意识形态与政府机构层面，与本土基层社会文化并未产生的积极的化学反应，所以仅靠人口众多与外来植入的表面的民主与法制就能带来快速经济发展，这种预测恐怕是基於意识形态偏见的一厢情愿。
8.20 威权体制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
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最根本原因首先就是中国具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与民族众多的国家，强大执政党的领导无疑是稳定社会最根本的基础，所谓新权威主义其本质就是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为社会长期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经济改革也是社会变革，也必然包含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思想变革，变革过程就存在社会思想脱序的可能。威权政府也有利於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主动引导社会文化思想的转变，避免社会文化思想因社改革造成社会脱序，苏联解体就是社会思想脱序的结果。
经济改革打破原有僵化的计划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理论的束缚，社会个体在经济建设中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传统的思想文化也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有如革命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设立航标一样，邓小平理论为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设立航标。中国革命与经济改革开放的成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共同点就是坚决排除僵化意识形态教条的干扰，意识形态成为旗帜，也仅是理想与历史传承的旗帜，不再作为具体工作的原则，在经济建设时期就是不再作为社会经济管理的根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初级阶段就是对教条的区隔，使中国社会避开无谓的理论争论，摆脱教条窠臼，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实际就是社会最大利益为准绳，这是解放思想，推动改革的最根本的基础。对於以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作为社会指导思想的中国，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与排除意识形态教条的干扰对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无疑至为关键。
善用后发优势与回避劣势扬长避短就是威权有力引导与管理的结果。所有发展中经济体都会遇到所谓后发优势与劣势的问题。后发优势指落后国家通过学习引进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够以更低的社会与机会成本，取得相应生产技术，获得比先进国家在同一工业化历史时期更快的发展速度，并取得发达国家在相对先进生产环境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简而言之，学习成功的经验技术比自己摸索更有效便捷。后发劣势指落后国家与地区由於文化与历史，以及旧有社会既得利益群体的原因，执政者在取得一定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忽略或不愿意对一些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旧有社会结构进行改革，经济改革仅局限於生产技术与管理知识的层面，旧有社会文化与既得利益最终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成为社会经济进一步提升的阻力，这些旧体制与旧文化的因素就是落后经济体的后发劣势。发展中经济体不能仅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经济生产，而回避后发劣势的社会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后发劣势如不得到及时的纠正或改造，最终将造成经济的停滞，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利用后发优势取得的成果也会付之东流。
对所有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后发劣势是现实的客观存在，也已成为社会经济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后发优势与劣势却是有着本质不同的社会或经济现象。后发优势属於技术性层面的问题，所有生产手段的进步，比如高效能新生产设备淘汰旧设备，先进生产管理经验，这些都仅涉及生产层面，机会成本基本局限於企业层面，其成败都仅限於经济与生产效益层面，无关社会层面。而后发劣势则涉及社会文化层面，轻则社会政府管理机构与管理模式的重组，重则涉及社会群体利益的分配或再分配，也往往引发利益相关者的抵制，而政府与上层建筑相关群体也往往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对社会利益分配改革的抵制，就会造成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滞后，最终阻碍经济发展而成为后发劣势。后发劣势是落后经济体都必然存在的社会现实，这也是其经济落后的社会与文化根本原因。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就是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体制改革就是对造成后发劣势的社会环境的改造，其引发的就是旧文化体制与新制度的矛盾，这在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不仅使经济发展付出代价，更使全社会付出代价。
如何处理经济发展触发现有体制与体制改革要求的矛盾，是所有经济体都同样面对的普遍问题，非发展中经济体独有。对发达经济体而言，经济发展对体制与社会利益分配的改造是一个缓慢的社会适应与改良过程，也是一个新文化逐渐成长的过程，虽有社会矛盾与冲突，社会成熟的政治文化与机制都足於应付。然而对落后经济体作为新经济形态的追赶者，往往会触及文化与重大利益的相关社会改革，这个过程却可能是一个时间相对短促的社会变革，社会文化与体制机制都缺乏适应变革的机制，成为犹如社会革命的变革，这也是政府不愿意触及的根本原因。改革引发社会矛盾与冲突，不改革经济将停滞，改革的时机与手段都成为避免社会动荡与改革顺利过渡的条件。如果将后发优势与劣势简单地类比为同一性质的社会经济发展手段，用简单的如引进技术的方法，犹如外科手术般的手段对待后发劣势，必将诱发社会不安，社会经济发展失去稳定环境。面对后发劣势的两难，改革与不改革都会触发社会矛盾，一个强有力的威权政府无疑成为解决这一两难困境的最佳手段，这也是新威权主义产生的现实根源。东亚几个经济体的成功经验证明这点。
8.21 崩溃论是西方思想教条对中国的误读
那些怀疑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观点，是以西方社会文化思想为基础的人文社会思想理论，甚至以西方经济发展经验模式解读中国发展历程，从而得出中国社会走向崩溃的结论。这种分析方法的根本瑕疵在於忽略了西方与中国社会在社会文化基础上的根本不同，而所有的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理论，都是纯粹的社会人文理论，由於历史的原因，这些社会人文思想理论基本都是以西方社会与历史文化为研究主体，也误导或有意无意地将西方人文历史作为人类社会普遍与共同的母体，忽略了其他地区社会文化与经济有别於西方的特殊性。将这些理论简单直接套用於西方社会之外的地区如中国社会，必然产生误读，这也是西方媒体或思想界总是误读中国社会的根本原因。在西方人文思想与舆论的语境中，民主与自由市场是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基础，与之相对的威权与社会管制是经济发展的阻碍，然而就如同民主也有一个从贵族与社会精英的民主逐步走向大众民主，最终走到民粹的过程，威权也有专制威权或社会革命威权，以及如今尊重个体自由文化环境的新威权的不同。尽管有许多不足，中国现行体制与其他旧有威权体制有着两个本质的区别，一个是开放系统与封闭系统的区别，这个体制对全社会各阶层是开放的，荐贤举能，能者居之，而旧威权仅是属於社会特定群体的封闭系统，这决定体制的社会触角与对社会回馈有着本质不同。另一个是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与小群体利益的区别，中国政府对社会贫困群体的扶助与对脱贫的投入足於说明这点。
简单地用贴标签的方式来归类非民主的政府体制，将所有的威权体制都归为同类，而专制威权阻碍社会发展，必然走向没落，从而得出所有威权社会必然走向崩溃的结论，不仅是对复杂社会议题过於简单的解读，并且是自欺与可笑的。同样意识形态也是西方给中国贴的另一个标签，改革开放的中国已不是改革开放前在意识形态教条泥淖中挣扎的中国，意识形态於中国社会仅是一面旗帜，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更多的基於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而不是意识形态理论，如果依据原教旨意识形态，就不会有中国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不会出现代表资本集资与流动的股汇市的出现，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就是隔离意识形态原教旨的防火墙，西方社会在意识形态的意境中解读已经走出意识形态窠臼的中国社会，其结果可想而知。强大的威权政府与灵活的经济政策正是中国经济维持长期高速增长的根本。就中国发展实际与政府指导思想，某些方面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而西方媒体与思想界仍有意无意地停留在二十世纪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思想模式，沉湎於苏东波社会主义模式败落的辉煌，并未能真正理解苏联解体更多的原因是权力中枢受外界误导下的背叛与自取灭亡，而不是社会主义模式或意识形态的终结，这是西方媒体与思想界不断误读中国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令世人惊奇，以魔幻般的奇迹展现一个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中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遇到发展困境的时期更显难能可贵。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国能够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放下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的纠结，把社会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就没有利益，这是现实对僵硬意识形态教条的批判，也是对生命本质，即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回归。稳定的社会是一切发展的最基本的舞台，失去这个最基本的舞台，一切理想与原则都是虚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社会的稳定，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根本最物质的社会基础。失误不可怕，错了可以再来，而失去社会的稳定，将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也难於恢复与弥合动荡造成的社会伤害与裂痕，甚至国家社会分崩离析，受人宰割，中国近代史与世界各地区的动乱都证明了这点。解放的思想，稳定的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使中华民族近百年追求民富国强愿望最终找到爆发口，中华传统文化勤敏好学，吃苦耐劳，互助合作的优秀人文素质对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华文化圈所独有，其他文化圈与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的文化优势，这些传统文化优势与外部新思想新文化的有机结合产生化学反应的引爆，没有这样的结合就不会有长达四十年而仍然持续的经济爆发，这又归功於思想的解放，走出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的桎梏，使古老中华文化在新时代重新绽放。
8.22 结语
自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来，受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欺凌，为民族的救亡图存，中国走上追求社会工业化之路，然而由於历史文化与传统思想的原因，中华传统文化周期性带来的社会病态与麻木萎靡，以及所处社会时代与政治体制的诸多因素，这是一条艰难曲折的工业化之路，充满了落后必然挨打的血泪辛酸。不革命不足以摧毁旧社会体制，不足以为社会各阶层与机体注入新鲜血液，就不足以抗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压与瓜分。社会革命需要强大的思想武器，而马克思主义无疑不仅是人类近代史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爆发力的社会革命思想武器，尽管马克思的社会工人运动理论并不契合当时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然而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世界革命理论所具有的社会革命聚旗效应。在社会革命历史时期，决定成败的是革命者斗争的策略与意志，而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的社会生产理论。无与伦比的革命领袖，聚集於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旗帜下的救国知识分子，社会动荡与危机引爆的农村基层力量，终於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社会变革巨流，使看似不可能的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诚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革命时期需要的是社会革命力量的聚合，无关社会物质生产与革命成功，然而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最终运用於社会，走向社会生产现实，意识形态社会理论不仅限定与僵化了社会的思想方向，也超越了中国社会生产实际，使中国的社会生产与发展付出沉重代价。
文革后的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之路，然而受意识形态思想的束缚，社会改革障碍重重。解放思想，打破思想桎梏，使中国不致陷於意识形态的泥淖裹足不前，是许多政治精英的共同思考。既要解放思想，又不能使社会迷失方向，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就是掌握社会改革航向与维护社会健康环境的保障。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为当时的中国社会设立了保障中国社会稳定的基本准则。一条正确的道路，既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不断改革，不走西方的路，也不走前苏联的歧途，摆脱各种意识形态思想束缚的中国，一切从实际出发，万众一心以战争般的迅猛实现经济崛起，令世界震惊。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完成社会结构调整的总爆发，受战乱，政权更迭，意识形态思想束缚而延宕的总爆发，为中华民族漫长的工业化现代化之路划下圆满句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既有当代人的努力，也有着改革之前前人努力奠定的基础与失败的经验积累，是几代人的努力的共同成果，而邓小平坚持推动思想解放与改革的功绩无与伦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