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
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思考与评论
12.8 思想的解放与批判是自由思想的根本
禁锢使思想窒息。自由与解放总是相关联的，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思想自由。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窒息源於受到两个方面的压迫，一个是物质现实或社会现实的，即现实皇权暴力的压迫，一个是传统文化思想的自我禁锢，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思想枷锁。皇权暴力压迫使社会的思想不敢越雷池一步，传统文化思想则形成思想的自我禁锢。以现代社会资讯的流通与社会人文风气，思想的自我禁锢与外在的社会的物质环境压迫相比，思想自我禁锢对自由思想更具杀伤力与危害。这些思想的禁锢就是由於种种文化与历史原因在社会普遍思想意识中形成的所谓正统思想理论，使人们自觉与不自觉地依循所谓正确或社会认可的思想意识，任何突破都是离经叛道。思想禁锢在传统中国就是儒家思想，现代社会就是左或右的意识形态思想理论。这些被认为是正统或正确的思想理论为自由思想规定了思想的方向与空间，成为自由思想看不见的笼子，这些思想的笼子将社会思想囚困在脱离社会物质现实的空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使思想失去社会物质现实的滋养，使自由思想一方面失去社会物质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只能在看不见的笼子里转悠，这样的思想是活思想也是死思想，不能产生任何引领社会的文化思想功能，社会也失去方向，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思想的写照。而现代社会的政治正确，以及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也会产生使社会禁言的后果，同样产生扼杀新思想的社会效应。在中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些所谓的自由派学者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宣扬普世价值，然而另一方面对自由民主在现实中所遭遇的问题，社会动乱，国家解体，以及民粹却视而不见，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政治正确带来的思想盲点或思想遮蔽。政治正确与意识形态思想都会产生思想的遮蔽，成为思想的枷锁，必须解开这些枷锁才会有真正的思想解放。
思想需要批判。思想的生命在於批判，而社会现实与物质存在就是思想批判的源泉。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笼子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诸子百家，这些传统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或思想方法与模式，即关於社会与自然的世界观或作为社会文化思想的哲学基础，即奠定也限定了中国传统人文的思想方法与模式。道家思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的玄虚，佛学深奥而引向内在心学的空寂，儒学偏於社会道德规范的偏狭。这些学说不是过於狭隘，就是偏於玄妙虚幻，不仅都脱离了社会物质现实，使思想失去社会物质与生产的滋养。思想失去社会现实与存在的比较，就失去了思想批判的根本来源，失去批判的思想就失去思想的反思能力与活力，失去批判使不同思想失去相互的激荡与交流，而这往往是新思想萌生与纠错的源泉与动力。更有甚者，皇权暴力外加的社会威权框框，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其尊卑有序的道德观念不允许对权威的挑战，否则即离经叛道，这样的社会文化习性必然祸延社会文化与思想体系，使社会思想失去思想批判的社会功能，没有思想的批判就没有社会思想的活力，中国传统社会本质上不存在产生新思想的社会基础，即使有新的思想也难逃社会环境打击，落入枯萎的命运。
在曾经极左意识形态横行的中国，极左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政治正确，尽管这种政治正确或以思想理论为基础，或以最高权威与权力的强势引导，都也同样剥夺了社会文化与思想正常的社会批判功能，思想的禁锢与熏陶，缺乏思想批判的镜子，使人们的思想意识不自觉地甘於思想禁锢的笼子。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之时展开关於实践与真理的讨论，就是以社会实践与现实展开对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批判，然而这种讨论也是以权威默许甚至引导为前提。对极左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使人们重新解放思想，使思想打破极左意识形态无形的笼子，就是以社会实践打破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框框。思想的解放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成功的战役，同样是思想批判的成果，诚然没有思想批判与解放就不会有后继改革开放的成果。传统中国文化不仅在思想上限定了中国人的思想的模式或思维方法，也在社会现实环境规定了思想的框框，而左的或右的意识形态则限定思想不可触碰的边际与方向，只有自由的思想批判才能打破这些思想框框，而社会现实及社会最大利益是思想批判最有力的武器。
思想的本质就是为人类生存与社会寻求更大更广阔的的利益与空间，自由思想就是拆解所有的思想藩篱，而哲学为思想提供扎实的思想方法，以及以生命本质为基础的思想方向。哲学就是追问事物的本质，所有自然与社会事物的本质，就是对现象本质的追问，也决定了哲学同样是所有社会思想的基础与本质，其余文化现象不过是社会哲学思想或所谓本质的表现。哲学的方法就是拆解，拆解就是简单化，在不断拆解中找寻本质寻找答案。所有的生命进化都是组合，在不断组合中求生存利益，进化，群体，秩序，社会都是不断组合的结果。作为高等生物生命的人类早已跨越盲目原始试错的低级生命阶段，以思想为手段，对现实的不断拆解，寻找答案与本质，以本质认知为根本，不断组合社会进步进化的基础，而自由思想则是这一切健康的土壤。思想的价值在於其前瞻性。
思想对人类有着重要的启发警示及引导作用，思想不一定是对的，更不必是真理，思想的前瞻性将引导社会的具体实践。没有思想的民族没有未来。
12.9 意识形态存在对思想的误导
任何社会思想理论都是相应社会环境的思想成果，都可能带有特定社会物质条件的局限，有局限就可能产生误导。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同样可能存在对思想的误导，执着於意识形态思想的原则与理想而忽略社会客观现实，如哈耶克以对集权及计划的批判来说明其可能带来的危害，然而这种批判应当成为所有管理者政治家，以及立法者应该注意的警示，而不应该成为一切社会集权及计划的禁制令。人类为追求最大利益组成群体，自由与秩序如同分权与集权都是人类群体管理可能的相应状态，自由就是群体中不适合於群体管理的分权的终极表现，而秩序就是一体化的集权规范，仅是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两者表现不同，本质并不矛盾，都是追求最大利益的手段。现代术语中所谓去中心化与中心化，无论是去中心化还是中心化都是为了达到最大效益也即利益，去中心化有利於体系的灵活性与效率，中心化就意味相应的集权具有统筹协调规划的长处，管理的范畴与着眼点各有不同，不问具体缘由仅出於意识形态的信仰而反对集权及计划，或推崇个体自由，挑战社会秩序，都无疑使意识形态成为妨碍社会有效管理与变革的教条。
同样在当今的西方社会，政治正确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思想价值为基础的思想禁锢，这是一种由意识形态思想引导走向民粹的必然结果。政治正确的思想基础就是被冠之於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思想。现代文化思想语汇中，自由民主以及普世都是不可抗拒，具有社会强迫性意涵的词汇，有如宗教的上帝与天堂，是信仰的基础根基，不存在任何讨论与批判的空间，否则就是异端。在政治正确的社会环境下，社会文化与思想对所有与政治正确相关的事物失去社会批判的正常功能，对被认为是政治正确的思想更是如此，这也使民主最终走向民粹，民粹的社会思想本质就是多数为准则的政治正确。曾几何时，以追求公平平等自由为旗帜的自由民主走向民粹，最终成为禁锢社会思想的霸主。把意识形态理论当成像宗教一样的信仰，不仅使意识形态理论走向极端，无法纠正意识形态理论的缺陷，也会窒息思想，轻则阻碍社会进步，重则误导社会走向灾难，已经有许多事例说明这点。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曾经成为引导社会进步的灯塔，也有如警示危险的航标，而不是藩篱或不可逾越的障碍，就有如人们踏青与登山，人们不会因为野外有危险生物或悬崖峭壁而禁足，而是对危险做相应防备或在危险处标於警示。
思想是人类独有生命现象，意识形态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文明程度的社会思想文化现象，生命需要养分与自由空间，思想与意识形态同样也需要养分与自由空间，失去养分与自由空间生命将走向窒息，思想与意识形态同样如此，而思想与思想批判就是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养分与自由空间，社会物质基础或生命自然属性是这一切思想意识活动的基础。离开社会物质基础，一切思想活动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落入空洞的概念游戏。将意识形态理论当成一成不变的信仰，成为脱离实际的教条，使意识形态理论在思想上脱离现实的批判，甚至成为扼杀新思想或思想批判的所谓政治正确的大棒，这都使意识形态走入死胡同。
12.10 意识形态存在思想与时代局限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近代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作为社会革命的理论，是执政党在革命历史阶段凝聚社会革命力量的重要手段，由於在社会革命时期的所起的作用，在社会舆论与理论上，也成为建国与和平建设历史时期执政党执政合法权力的依据。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已显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基调与过於理想的设定在社会现实中的局限。为解放思想，为社会思想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并不是排除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思想理论，而仅是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唯一及根本的理论，然而仍然是思想理论之一。在中国社会的实际建设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旗帜性与标识性作用远大於社会实际工作指导的作用，而由於历史与思想理论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思想仍有着巨大的制约与影响，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思想上已成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也制约着社会的文化与思想的发展，成为思想自由的框框。而走出旧意识形态思想的框框，必须有新思想理论的承接，否则就会落入思想空白而造成社会思想混乱，走上前苏联崩溃之路。
改变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思想理论的基础不仅产生对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质疑，以民主选举轮流执政作为对执政党的挑战，这种观点其本质就是西方自由民主文化价值狭隘民主思想的表现。西方民主思想总是将一人一票民主选举轮流执政作为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排斥不同权力模式的合法性，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势文化思想霸权。就西方社会权力基础而言，也并非总是民主决定政权的合法性，也不乏以暴力为手段或基础的权力，如南北战争中失败的南方，其政权是受到南方社会大众拥戴的，然而并没有使南方作为独立国家的权力，并非质疑暴力或民主的合法性，而是说明民主并非唯一形式，西方也有无数暴力合法的先例，将民主作为权力合法的唯一基础是站不住脚的，民主选举不是政府权力的唯一合法依据。一个社会或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民主选举是来源之一，但绝非唯一，社会文化以及历史传承与现实都是决定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将民主与大众决策基础作为权力合法的唯一基础就是民主逃不脱民粹的必然结果，权力合法性最合理的基础是社会的最大利益。
12.11 坚持意识形态终极目标的利与弊
意识形态思想作为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这就使意识形态思想成为最现实的思想坐标与社会发展的航标。思想方面，理想的标签使意识形态成为像宗教一样不容置疑，不容批判的思想，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最终走向极端。意识形态作为思想理论与社会思想斗争工具的需要，也必然产生强迫性社会效果，也就是选边站的社会效应，自由民主的政治正确与民粹，以及阶级斗争与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等，对思想都有强迫性的社会效应，使社会文化失去思想批判的功能，这些都是意识形态理想标签化的必然结果。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一次比一次激烈的政治运动就是最好注脚。理想的标签化严禁思想的批判，思想失去批判，就必然走向极端，意识形态理论成为窒息社会思想的框框。
就社会现实而言，意识形态长期作为凝聚社会力量，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使其自然而然地带有明显的或隐喻的，合法或胁迫的社会多数暴力的阴影，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这也使意识形态理论成为形成社会政治力量或胁迫社会的手段。这就使执着於意识形态理论有利也有弊，思想上利就形成社会共同的方向与共识，以共同的方向凝聚社会力量，组成稳定的社会基础，弊就是社会思想必须以意识形态思想为基础，限定了社会的思想界限，成为思想的桎梏。
思想解放应避免苏联式自我否定造成社会基础解体。回首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每当社会发展出现瓶颈，都必须进行社会指导思想的讨论，拓宽思想，解开枷锁，拓展新的境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就有新的发展，否则就停滞不前。而意识形态理论就是社会发展不断要解开的思想束缚，中国要做到真正的解放思想，思想自由，就是要摆脱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束缚，然而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是中国现代社会政府与上层建筑确立的思想理论基础，任何对意识形态理论的质疑都触及社会体制的根本，关系社会的持续稳定与发展，危及社会的根本基础。苏联的崩解就是最好的例子，表面上看苏联裂解是经济原因，其根本原因是思想上对意识形态思想基础的自我否定，造成的思想混乱所致，使社会体制失去合法基础，修宪否定党的体制也成为必然，这个承受希特勒纳粹铁骑攻击未曾动摇的国家，却在思想自我否定之后分崩离析。而社会改革力量所冀望的自由民主价值并不具有稳固的社会阶层，旧思想的自我否定导致旧体制的瓦解，新思想不可能短时内产生稳固及时的社会效应，这是所谓震荡疗法的必然结果，苏联解体是必然。
12.12 走出意识形态 思想解放的根本
由於长期的舆论引导与宣教，意识形态思想意识已成为相应社会的文化价值，进而成为不受质疑的社会基本价值，成为社会普遍的思想基础与框框，对事物的判断不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以事物的最终实际结果为基础，而是以意识形态的价值作为判别的基础，这也是所谓的政治正确的社会思想根源。然而意识形态体现的仅是社会文化思想在特定社会生产环境的价值取向，是特定社会物质生产的产物，这些物质生产的不过是社会追求利益的手段，利益才是社会的本质，而不是社会思想价值，思想价值不过是利益在特定物质生产环境下的表现，以意识形态思想价值作为是非曲直的标准，或社会本质利益的标准无疑是本末倒置，这也是以意识形态思想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危机根源所在。如前所述的自由市场经济，绝对自由与放任的市场符合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然而造成的经济极度扩张与萧条不仅造成社会的浪费，也使社会中下阶层群体承受经济起伏带来的痛苦，极大伤害部分群体的切身利益，造成社会不安，最终也会伤害社会全体利益。所有社会利益分配都是社会主流或强势思想价值的体现，而社会革命就是对社会现行强势思想价值的反击。体现自由民主价值的民主体制同样存在思想价值超越社会利益本质，引发社会矛盾与危机，政治正确使民主走向民粹，社会治理走向低效，社会问题延宕无解，都是对社会的伤害。而最终的解决之道就是走出意识形态的思想框框，使社会思想得到根本的解放，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答案。走出意识形态思想框框也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关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本质就是打破意识形态思想的禁锢。
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考。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党与政府所坚持指导思想，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根本思想基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始终坚持两个最根本的原则，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公有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必然物质体现，而党的领导是根本的政治保障，也是中国社会大一统与最大利益的政治保障。没有大一统政治集团政党的领导将是国家与社会的解体，苏联就是前车之鉴，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一统文化价值也成为维护党的领导的社会文化基础。党的领导是不可须臾放弃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是执政党撬动社会经济的杠杆与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工具，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以及追求共同富裕的必要经济管理手段。这两条对中国而言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根本，其余的对社会的现实与治理并不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仅是一种宣示性的社会作用，包括意识形态思想与理论。
就社会现实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仅存在旗帜性的象征意义，而解放思想，自由思想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根本与基础，即要破除社会思想存在的思想框框，又要避免改革过程出现苏联式的思想混乱造成社会危机，就有必要为社会思想划下根本的底线，作为对社会可能危机的警示与掌控，坚持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具有为社会思想划底线的现实功能作用，就这一点而言，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无疑具有社会政治保守力量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本身就是革命的理论，带有强烈的资本主义初始阶段的时代背景，具有强烈革命基因的革命理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需要更加广阔的思想空间，对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也应该受到实践的检验，而实践的标准就是社会的最大利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社会的经济建设与理论实践已超越以社会革命为目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建设并不具有现实的理论指导作用，这也是为什麽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总是不断强调解放思想，也即是作为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从某些方面已限定了人们的思想，成为思想的框框，不走出思想的框框就不足以开拓新的天地，而中国特色与初级阶段就是就是对意识形态教条的隔离与防火墙，排斥理论教条对社会经济建设的干扰。於其出於社会建设与实践的需要不断地进行思想解放，或可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主体基本原则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的理论基础，为社会思想与实践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或者说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框，使自由思想具有更为自由的空间。
由於历史与社会革命的原因，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理想，成为革命政党不容质疑的意识形态思想，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关於资本生产本质带来的社会危机仍有指导意义，而关於社会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理想设定已超脱社会现实，对社会具体实践并不具有太多的指导意义，这对於产生於一百多年前的社会革命理论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理想的标杆，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社会发展的警示与航标作用，以及为社会形态发展的航标定位，而不是社会具体实践的指南，这也是为什麽08年金融危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带来热潮，然而其目的也仅是出於对相应社会问题的定位与哲学的思考，寻求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社会形态或资本生产所有制的改变。
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一定社会环境设定基础或条件下的哲学思考与社会终极目标，马克思主义所设定的两大基础，社会生产与社会生产相关的社会阶级，社会生产是社会的物质基础，而社会阶级是生产与分配的结果，生产与分配的改变将改变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使旧有社会阶级的紧张对立缓解，甚至不复存在。现有的社会生产与百年前马克思时代一样，仍是资本的生产方式，而生产技术的进步，物质丰富与福利制度的出现，使社会不同群体关系趋於缓和，社会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不再具有特别的社会现实意义。而资本大生产作为社会生产方式是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资本大生产带来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危机，不论是资本主义还社会主义都是同样要面对的社会经济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即是凯恩斯与哈耶克争论的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也即是管理手段的不同，而哈耶克也不是绝对的自由经济，也不反对一定的社会救济，这就使两种经济政策只有手段轻重缓急的不同，而不存在本质的不同，即无关社会制度。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是建立在哲学与社会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革命理论，政治经济学更是带有明显的十九世纪时代特征与革命基因。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与西方工业化时期的社会有许多不同，需要新的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具有明显的革命基因，是革命的理论基础，然而社会革命只属於人类社会特殊的历史时期，是特殊的社会现象，并非普遍的一般的社会现象，经济才是社会根本基础，社会经济建设与管理需要普遍与一般的经济学与社会经济管理理论。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发展与管理，而不是革命，杨弃带有明显社会革命基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有利於思想的解放与自由思想。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疑为中国在新时代的社会实践设立了契合社会现实的思想路线，即为社会发展形态限定方位与底线，又摆脱意识形态教条的桎梏。意识形态可以成为预警的航标，然而不是方向，更不是目的，保持安全距离，而准则就是社会最大利益。意识形态理想於中国社会实践有如可望而无需趋近的目标，这个理想的距离就是社会最大利益。
除去旗帜性的意识形态，中国社会与体制只有三项最根本基础，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党的领导，这是大一统即最大利益的基础；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契合中国传统文化集体主义的价值，也是实现大众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毛泽东作为现代中国的奠基人，是现有体制也即是现代中国的第一块也是最根本的基石，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尊重历史与文化传承的合理性合法性，毛泽东思想就是历史与文化传承的象征。历史上的极左时期造成的社会伤害，也使社会留下裂痕，然而全面客观理智对待历史考验与显现一个民族文化思想的成熟与智慧，对历史的概括承受其目的就是维护社会最大利益。毛泽东作为历史人物对中国现代社会与历史具有巨大影响，毛泽东思想既是毛与中国革命与社会变革历程思想的成果，也是中国社会近代继承传统文化与借鉴西方先进思想的结晶，其意识形态部分已被历史所扬弃，而其思想方法论或思想体系应该成为中国体制的历史与文化传承基础，符合中华文化思想传统与价值，其政治遗产铸造现代中国社会的根基，对毛的否定就是对形现行党的体制也是对现代中国的否定，将从根本上动摇现代中国的根基，最终伤害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强调毛泽东的思想作为社会的思想基础与旗帜而不是意识形态理论，标志着中国近两百年以洋为师，洗心革面的工业化进程告一段落，中国将不再是为救亡图存，对西方文化思想价值病急乱投医式的无批判学习引进，而是以自有思想体系为基础，有批判与思考的学习引进，而批判的标准就以中华民族文化集体主义传统价值为基础的社会最大利益，而不是左的或右的意识形态，这将使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真正建立在中华固有文化基础之上，一个以中华固有文化基因为基础的文化复兴，这个最根本的文化价值就是集体主义。中国社会在全面客观吸收消化西方现代思想理论，包括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应该走出西方文化思想的框框，西方思想如同所有人类社会思想都是中国社会思想的源泉，然而不应是框框或不可逾越的障碍，以中华民族数千年与近代社会变革的文化思想沉淀，中国完全可以走一条符合中国文化与国情的民族复兴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