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
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思考与评论
12.13 自由民主 马克思主义 第三选择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现行体制的思想理论基础，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建设历程有着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由於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的严重社会矛盾，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有强烈的社会革命色彩。社会革命也许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历史时期，然而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却也仅是特殊的短暂的历史时期。在工业化发展的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中上叶，由於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矛盾的激烈冲突，以及工业化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殖民与压迫带来的民族矛盾，社会革命思想理论成为对社会现实必然的反思与批判。社会革命是改变社会最根本与最有力的手段，意识形态思想与宗教思想一样其最大最有效的社会功能就是凝聚社会力量，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受压迫社会阶层与被奴役国家与民族改变命运最有效与有力的思想理论工具。
随着二战的结束，进入二十世纪中下叶，尽管存在冷战的对峙，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都进入经济建设的和平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社会矛盾分析与关於未来理想的社会的思想，注重於社会变革与革命的理论，其社会形态思想理论并不在於社会的经济理论，这是可以理解的。它首先是社会革命的理论，其社会经济理论是政治经济理论，是为社会革命准备的思想理论，而不是纯粹的社会经济理论，其政治经济理论是基於对资本生产造成社会不公正的分析与批判，分析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基於社会生产关系中最基本的人性，社会人性是不变的，生产关系会随着社会与生产力的改变而改变，以变动的基础建立永恒的架构，其设想的社会形态也是超前於其理论产生的社会现实，它是一门关於社会革命的，属於政治经济学的，与未来社会形态的理论学说，具体的社会经济理论与管理操作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不是其经济理论关注的焦点，也就不具备这方面的理论思想。而革命思想理论的根本目的就是批判破除旧文化思想，激发凝聚社会变革力量，马克思主义强烈的革命基因与相应社会经济压榨环境，资本公有体制与经济计划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盲目生产与压榨的最彻底的批判与否定，也决定其具有强烈排斥产生於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与企业经营管理思想与理论，这也使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经济建设局限於狭隘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思想，这是社会革命与革命理论必然造成的社会思想遮蔽。不能根据社会实际，不愿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与企业管理经验，开拓思想，对社会经济发展与管理做出符合实际的调整，这是过去所有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普遍现象，这除了社会革命带来的惯性思维与历史局限，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作为社会以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因为一切旧有的社会文化与思想都是建立在旧有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上，都是革命的对象，而不是可以借鉴与继承的人类智慧财产。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社会物质生产力或社会生产关系而言，中国早已进入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尽管中国社会在表现上并非封建制，体制结构也不存在欧洲的封建主，中国有自己独特的中央威权与郡县制，在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与欧洲是一致的，既是以土地或自然资源为主要生产要素，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是土地资源拥有者以出租资源获取租金，资源租用者以佃租及劳役做为偿还，这一历史时期也存在某种形式的佃农或生产者对统治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如欧洲封建社会的前期及俄国的农奴制，然而人身依附并不是这种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内涵因素或自始至终贯穿於这一历史时期。如果将奴隶制社会结束到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这一历史时期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定义称之为封建社会，其社会生产关系为封建生产关系，然而其在东西方社会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西方社会权力结构表现为王权为核心的封建制，而中国则表现为皇权为核心的官僚体制，就生产关系的内涵本质而言是一致的，也可以沿用封建社会生产关系这一的说法。从这一东西方不同的社会表现也可以说明，以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做为社会研究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是以西方社会人文发展历史为母体的理论，当这种思想理论运用於西方区域之外的社会历史如中国社会的历史，就有必要做出相应的修正，否则就落入生搬硬套死教条的窠臼，也就无法客观解释西方社会之外的社会历史发展，这也说明不同地域社会文化文明客观发展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一直引领人类社会思想理论的西方思想无疑是人类思想的瑰宝，然而以西方思想为理论依据或工具对非西方社会与历史进行研究分析，就有必要依据客观现实对相关理论进行必要的修正，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客观修正的最佳例子。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总是不断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些思想概念就是要绕开意识形态思想教条理论的框框，使经济建设与思想理论回归社会实际与实践，而不是教条框框，使思想解放有更大的空间，思想有了更大的空间，革命与经济建设的社会实践也就有了更大的空间。执政党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这点，革命历史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时期的邓小平理论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些思想理论跨越了原有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的局限，为革命与经济事业的发展带来广阔的空间。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丰硕成果，也使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同样也需要更进一步的解放思想，使思想具有更广阔的自由空间，而这种思想解放与自由不应该仅仅是对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框框的拓宽，还应该是对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的哲学基础，及其理论对社会实践的实际效果做出客观全面的评估，为自由思想开拓更高一级的思想平台。意识形态思想同样需要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与宗教思想的不同在於，宗教思想以信仰为基础，信仰是宗教的根本而不允许批判，而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以对社会的现实批判为基础，也在接受不同思想的批判中茁壮与成熟，失去不同思想的批判将使意识形态思想成为世俗宗教而不在是社会理论，这是一种思想理论堕落而不是进步。
现代社会思想理论，自由民主与马克思主义是两大对立的也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理论，而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与基础的。《终结》一书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不论有怎样的历史曲折与起伏，自由民主将是社会形态最后的历史终结。不论终极结果如何，这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思想理论都无疑为人类社会发展树立了两大不可逾越的标杆。在思想习惯上，就是左面的马克思主义与右面的自由民主价值。如果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仍然表现为资本生产，而人类的思想意识发展出第三个社会形态思想理论，这个第三思想不可能在社会思想左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左面，以现有的社会物质基础，实在无法想象共产主义的左翼会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形态，同样也无法想象在自由民主价值的右翼又是怎样一种社会形态。以人类的群体与社会性，群体与社会作为生命追求最大利益的手段，人类不可能拆解群体与社会去追求自由，离开群体与社会已不是自由的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这种拆解群体与社会的倒退是不会存在的。这种第三思想也仅能存在於右翼自由民主思想与左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思想地带，也即是习惯所说的灰色地带，就社会现实存在而言，这个思想地带是存在的。诚然，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习惯於非白即黑的极端选择，拒绝灰色地带第三种可能选择的存在，《终结》一书就是拒绝第三种选择的可能。
生命的本质就是利益，其群体与社会就是众多个体的利益集合体，本质就是利益的选择，而现代社会形态与体制的选择往往表现为意识形态的选择，这就形成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价值对生命本质，对利益的遮蔽，也对社会大众造成思想意识的误导。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预示的社会形态就现有社会物质生产而言，过於理想，这也是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体制经济遭遇瓶颈与进行经济改革的社会历史环境。而自由民主体制遭遇最普遍的问题是民粹与低效社会治理，其病根就是大众民主与轮流执政，至今也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可能性，仅会越来越糟。这左右两个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极端都不符合最大利益的选择，这也是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与必然。意识形态理论是建立在一定理论或环境设定与假设基础上的思想理论，这些假设脱离了社会实际，如无私的革命者与革命阶级在社会矛盾激化与革命的历史时期，是普遍的存在，然而在和平时期并不契合人性本质，而自由民主价值的绝对与神圣也必然诱导社会走向极端的个体利益优先，最终伤害社会的协作，然而没有这些假设的基础也就没有意识形态理论，或失去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改革旗帜的理想效应。
对中国而言，在绝对的一人一票民主体制政党轮替与威权体制之间，应该存在第三道路，即是精英决策民意监督，或者说受民意监督的威权。无论是社会经济管理的手段与决策，社会的政治体制，以及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与价值，如同人类组成群体与社会，都是追求最大利益的手段。而解放思想达到自由思想，就是为正确认知事物的本质创造良好环境，不受非本质的思想意识或手段禁锢，这才是思想自由的目的。中国社会改革的窘况是，政府体制受意识形态思想的禁锢，对体制改革踟蹰不前，而所谓自由派则是以自由民主价值与民主体制为社会改革唯一方向，排斥其他可能选择，无视民主体制遭遇的社会问题，以及民主体制造成社会碎片化与国家解体的危机，这都是思想受制於意识形态理论与思想价值遮蔽的结果。追求理想的崇高，忽略民主只是追求利益的手段，不是利益本身，这就是意识形态理论与理想对思想对现实的遮蔽，只有客观认识意识形态理论与价值的本质，认识文化价值与利益就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才能真正的解放思想。
12.14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资本生产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就社会物质生产的本质而言并无本质的不同，就生命本质而言，就是生命追求利益，就社会生产表现，都是资本的生产，两者并无本质不同。由於资本拥有者的不同，私有或公有，理论或人为地赋予其必然具有不同的生产目的，从而得出生产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作为手段与目的的社会生产，即以资本增值作为唯一目的的社会生产，而社会主义虽然同样以资本作为社会生产的手段，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大众的物质需求。社会生产目的的不同也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不同的根本原因，自然也是代表其利益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质不同的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本质决定社会生产的基础与过程必然是，资本私有，自由市场，自由竞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手段与基础，这也是为什麽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不仅同根同源，也是相辅相成的，企业或资本的自由竞争使人的天性得到自由充分的发挥，社会也达到最大利益，社会最大利益是作为资本自由竞争的副产品而达到的。资本私有也决定资本增长成为社会生产的唯一目的，而投入社会生产不过是资本增长的必要手段。在自由市场与自由竞争的环境中，进入社会生产的资本如果未能占有应有的份儿，就意味私有资本经营的失败与萎缩，甚至消亡，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资本为生存与发展，血汗压榨，盲目生产，带来社会浪费，最终必然是周期性的崩溃与危机。而社会主义必然是以资本公有制作为社会生产的基础，计划生产避免盲目生产与社会浪费，社会生产是以服务社会大众物质需求为目的，也调动了社会大众的生产积极性，社会生产效率与社会大众的幸福与满足感也达到最高，从而达到社会最大利益，社会主义也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这是由两种社会不同的生产本质决定的。这些无疑仅是都是理论的设想与表述。
这样的描述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与初始发展时期，契合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普遍表现，然而就其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本质而言是不客观不严谨的，不论在其初始发轫发展过程，还是成熟阶段，事物的本质不论其始终应该是一致的，就如同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还是社会主义的生产都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在近代物质文明的条件下物质生产的具体表现就是资本为纽带的社会生产，这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一致的。而资本私有与公有的不同不在於社会生产的本质，而在於社会生产利益的分配，而社会生产利益的分配是相应社会各利益阶层社会物质力量与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随社会文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知识带来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资本生产初期普遍表现的社会压榨与剥削造成的的极度不公平带来的社会矛盾对立得到纠正与缓解，尽管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成为话题，然而资本的私有与公有已不成为社会的主要话题，或者说社会更注重的是社会的利益分配与贫富差距，而不是生产资本的所有制。
绝对私有与过度竞争，扭曲社会生产的本质，造成浪费，是资本生产初期与发展过程普遍的现象，而绝对公有忽略人性本质，造成生产低效或失序。社会物质生产本质，即追求最大利益最终起根本作用，纠正绝对私有与公有的弊端。以当代经济发达国家而言，混合的资本私有与公有已是普遍的现象，私有是保证社会市场与经济活力的土壤，国有形式的社会公有则是追求社会最大利益与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社会各阶层与群体利益博弈的结果，无论是所谓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反反复复，都是利益的博弈，都是寻找社会以及大众最大利益的均衡，而这种博弈也将持续下去。在现代发达经济社会，其具体表现并不是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或私有与公有的争论，而更多是坚持自由市场与政府财政干预的争论，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宏观调控保证经济平稳的争论，而其经济理论就是哈耶克自由经济思想与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的争论。然而以美国里根政府与英国撒切尔政府自由政策的终结，也说明哈耶克市场理论的难於维继。
如果以此说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分野似乎过於牵强，而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绝对公有与计划的失败，以苏联集团的解体而告终。原始的资本主义可以看作是绝对的自由市场与资本放任，而绝对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可以看作是完全的理想的社会主义，二十世纪可以看作两者第一回合的较量，资本主义即自由市场取得完美胜利。如同生命的进化是由无数个由粗放走向精细化的过程组合而成，社会进化也是如此。二十世纪计划经济的失败，使社会主义体制走向经济改革开放，从绝对的公有与计划经济走向自由市场与公私并重的混合体制，而西方发达经济体也并非绝对的资本私有与自由市场，国有与政府干预都已是普遍的现象，这些改变都是偏离意识形态基本教义与理想，向社会现实利益的修正与回归，这是一个由粗放的理想的意识形态理论，向现实向精细化管理的过渡，一种社会进化与进步，更契合社会人性与利益现实的过渡。而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不同社会实践的争论必定将不在以资本的所有制，以及自由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作为争论或斗争的焦点，而将是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经济的自由度，以及社会的贫富差距作为竞争与争论的焦点。诚然，不论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经济体，还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都含有公有（国有）与私有两种经济实体，仅有比例的不同，而不存在本质的不同，而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也都存在於这两种经济体系，只有程度的不同，也没有本质不同。这两种经济体也都在做一件同样的事，就是找出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的最佳平衡点，而采用的手段也基本相似，不同的仅是由於政府体制的不同，政府所拥有的手段与力量强弱不同而已，并无本质的不同。上世纪有过这样的笑话，当遇到社会经济困境，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是打左转灯，往右转，而如今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关於凯恩斯与哈耶克的争论无疑是同样的行动，只是方向相反，那就是打右转灯，往左转，高喊哈耶克的自由理想，走凯恩斯政府干预的路。其实不论左转还是右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追求社会最大利益，以及所有个体利益的均衡，即社会贫富的均衡。
简而言之，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本质都是资本生产，不讲求效益的计划经济已成为过去，社会主义也不会认可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萎缩与消失，除非经营失败，这在资本主义也一样。而权力寻租造成经营失败或社会腐败与不公不属於社会经济的范畴，而属於社会管理的范畴，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一样，不同的是资本主义以民主体制为基本形式，通过政党轮替轮流执政，纠正社会弊端，却又造成社会的低效治理，而社会主义的中国仍在摸索。就社会生产本质而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无不同，仅有政府体制与权力工具多寡的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目标，追求社会最大利益。以此而论，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应该将意识形态理论或理想作为经济管理的座右铭，而应该以社会最大利益作为最终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