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
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思考与评论
12.18 培养健康的社会思想批判文化
健康的社会思想批判文化需要一个相互宽容与妥协的社会文化氛围与内涵。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经济建设，奠定了社会经济起飞的基础，也由於意识形态思想的禁锢，走了不少弯路，遭遇许多人为挫折，频发的社会政治运动，对不少社会个体以及家庭而言，不仅是人生轨迹陡变，更是难於忘怀的惨痛经历。这些社会大历史不仅使许多人留下难於抹灭的阴影，也造成社会的政治裂痕。更有甚者，受不同意识形态思想的引导，对社会怀有敌对的情绪，不惜散播谣言及编造所谓历史真相，不顾常识诋毁改革开放前社会建设，蒙骗与误导社会大众，其中荒唐的例子就是建国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是一条水平线，意谓社会经济基本停滞，这却是一个非常容易证伪的历史"真相"。然而对於不注重或缺乏常识的普通民众，很容易造成误导与欺骗。比较中美两国1950年至1976年GDP在全球GDP所占比例就可以得出客观真实的结论。在这一时期美国每年基本占全球百分之三十左右，中国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如果中国社会发展是一条水平线，则美国及全球经济发展也都是一条水平线，而事实并非如此，诚然，以中国的物力与人力，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应该有更高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这些胡编的历史真相，不能带来任何积极的社会作用，只能加深社会裂痕与伤痛，增加社会发展成本。
对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共同认知也是大一统的社会基础。就历史与传统文化而言，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太多疑义，然而对近代史特别是现代史则不然。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革带来的动荡与付出社会代价，特别是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争论，不仅割裂社会思想，也割裂中国社会。大一统的中国需要一个共同的和谐的社会思想基础与共同认知，这也包括对近代以及现代社会历史与事件的概括承受，这并不是说中国社会或政治体制从来没有问题，而是存在许多争议，甚至重大失误并不为过。然而不论是政府还是政治历史人物都是特定社会文化与环境的产物，将所有失误归诸个人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尽公平的。以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对社会的浸淫，不论是体制还是政治历史人物都承载着深刻的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印记，对历史与文化的继承不仅是对辉煌文化与政治遗产的继承，也是对曾经失误的概括承受，这才是公正客观与成熟的文化与历史态度。曾经走过的弯路，既是创伤，也已经融为现代中国社会文化与体制，成为现代中国的基础。对可能撕裂社会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概括承受，让一些具有争议的问题留与后人评说，符合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
中国传统社会存在借古讽今与党争的文化，传统社会是官僚集团利益的党争，如今是意识形态偏见的党争，只问门派，不问是非曲直，这些传统旧文化遗毒无疑妨碍社会健康批判文化的建立。理想中国首先是自由思想的中国，而自由的社会思想氛围首先是公正客观地对待历史，公正客观地进行社会思想批判，否则只能是湮灭真相互相诋毁，社会文化也难於建立健康的思想批判文化。对国家历史与社会现实的概括承受与妥协，不仅表现社会文化的宽容与妥协，更是社会文化思想成熟的标识，也是现代社会文化与文明的根本要素，然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欠缺的。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社会走过的曲折历程，是中国社会放下历史包袱走向民族文化复兴的基础，也是理想中国的基础。
改革开放前之三十年，即留下深刻历史教训，值得思考与反省，然而事物总有两面，与惨痛教训相对的又是什麽，即前三十年的的摸索，最宝贵的遗产是什麽，毫无疑问，这个政治遗产就是与传统文化价值相契合的大一统国家机器与社会文化基础，以及对意识形态极端思想的反思与批判。中国共产党在内战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中国走上有别於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之路，尽管经历许多曲折，也奠定了现代中国最根本的国家体制与社会文化基础，这无疑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革命与变革最宝贵的政治遗产。大一统的政治集团能够以中华民族最大利益为目标，从容的选择不同於西方的道路，如果没有建国以来累积的政治资源与社会基础，中国也必然被国外意识形态思想与舆论所裹挟，走上所谓普世价值之路，最终掉进当代西方民主与民粹的陷阱，失去中华文化最宝贵的民族文化价值，集体主义。中国走自己的路并非否定不同的社会文化思想价值，而是为人类文化的多元提供另一种可能的模式与参考，多元的全球文化，包括不同的社会体制与文化思想为不同的社会文明提供彼此借鉴，无疑有利於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中华文明独有的历史文化与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历程，以及新中国的政治资产为中国提供了超越西方文化思想体系的选择能力，善用与保护这些政治遗产考验一个民族文化的成熟与智慧。
对历史的反思也表现一个民族文化思想的成熟与包容，遗憾的是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很少看到对历史的真正反思与思想的包容，而两者是一体的，没有思想的包容，就不会有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反思。反思与包容不仅是文化与思想的批判，也应该是对社会现实的妥协，然而对现实的妥协就如文化思想批判一样也是中国文化所欠缺的。就现实而言，意识形态思想的争斗，以及对许多历史事件纠结已成为中国社会潜隐的裂痕，这并不利於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中国社会各群体包括社会精英，应该以中国最大利益作为思想与行为准则，对历史现实，做出概括承受与妥协，对思想，特别是意识形态思想，采取更务实的态度去面对理论困境，而不是空谈价值理论。对社会现实与历史的概括承受与妥协有利於营造健康积极的社会文化思想批判氛围。
12.19 自由思想需要思想底线
自由思想是未来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最根本的基础，是社会文化活力的源泉。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的思想沉寂与周期颠覆，与近代落入危亡边缘都是社会思想失去活力，使社会与民族文化思想失去自我批判与反思的内在动力，从而社会文化思想失去内在自我提升与方向带来的必然恶果。呼吁新思想，呼吁产生新思想的自由空气就是要为中华古老民族注入新的活力，没有新思想未来中国经济无论多麽强大与富庶都不过是世界思想大国的追随者。然而文明离不开规则，群体与社会离不开秩序，群体与社会文明都是追求最大利益的成果。群体与社会的本质不允许以个体的自由与利益破坏社会群体共同认可的规则与秩序。而自由思想是追求利益的手段，自由思想同样不等於没有任何思想限制，思想同样需要规则与底线。对现代中国，这个规则与底线就是中国的大一统不容挑战，不容质疑，中国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整体有利於社会大众的最大利益，中华民族与全体中国人的最大利益不容挑战。
生命为追求最大利益组成群体与社会，组成群体与社会就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即秩序与法律，否则就无法产生最大利益，而自由思想的目的就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产生最大的社会利益，然而并非任何思想都会给社会带来积极健康的效果。如同游戏需要规则，群体与社会需要秩序，表演需要舞台，自由思想同样需要舞台秩序与规则，也即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准则。简而言之，自由思想是为了最大利益，而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与团结是谋求最大利益的基础，这个基础在中国的物质表现与手段就是中国大一统政党的领导，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舞台与根本基础，没有这个舞台基础一切都是奢谈。而自由思想仅是实现最大利益的手段，舞台是表演（最大利益）的根本基础，手段是表演的展现方式或达到目的方式，而不是目的或最终结果，这就决定了手段或表演的底线，不能把摧毁舞台作为手段或表演，也即是决定了自由思想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不能违背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稳定。具体表现就是自由思想不允许反对或质疑党的领导，及相关的规则即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党的领导是大中国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与民族复兴最根本的基础，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保证，毛泽东思想是政权合法性与历史性的文化传承，这些都是中国统一与社会稳定的基础。最根本的一条，自由思想绝不允许质疑挑战党的领导地位。而苏联的垮台，社会的裂解，就是从质疑挑战党的领导开始。
挑战社会最大利益不属於自由思想范畴。生命的本质就是追求最大利益，中国的最大利益就是大一统的中国，一党体制就是大一统中国最根本的基础，没有大一统政党的领导就没有统一完整的中国。思想自由是自由民主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基础，而自由民主价值的社会实践即带来社会的进步，也必然最终带来社会的民主化与碎片化，对於民族与人口众多，地区文化存在差异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必然结果是国家的裂解。这两者，大一统与自由民主似乎在本质上是矛盾的，不相容的，其实不然。这无疑是一种误读，就如同自由与群体的关系，共同权力与秩序的关系，两者的结合的与平衡就是利益，互为基础与各自最大利益的平衡，这使自由不仅是权力，也是一种责任，不能以自由的权力挑战群体与社会的秩序与法律，这在任何体制的社会都是不允许的。同样，自由思想与国家的统一或一党体制属於不同范畴与不同的社会层面，自由思想属於文化与精神的层面，而一党体制与国家的统一属於社会物质层面，就如同个体自由离开了群体与社会的物质环境基础就失去自由本身的物质环境意义，而以思想自由质疑社会体制进而危及社会整体与国家利益，是以自由思想为名的个体利益挑战社会全体利益，即以个体利益或部分群体利益挑战社会整体利益，或社会全体的最大利益。这无疑偏离自由思想作为谋求最大利益的手段的目的，超越自由思想的精神范畴与层面，进入社会或思想的物质层面，违背生命追求利益的本质，自由思想是追求利益的手段，不是目的。以自由思想否定群体即社会利益，是对自由思想本质的否定。以自由思想以及自由的权力逃避个体的社会责任并非民主社会的个别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也是民主走向民粹的社会必然，自由民主价值在现代民主社会已成为挑战全体与社会利益的思想基础与手段。如果将自由民主价值作为超越一切的行为准则，以及社会进步与改革的唯一方向与道路，本身不仅是以生命的手段超越凌驾生命的本质，本末倒置，也是一种思想狭隘与思想霸凌，以及思想自我设限，落入政治正确及作茧自缚的窠臼。这也是自由民主最终走向民粹的理论根据与必然。
自由思想是中国维系健康文明社会的基础，也是产生新思想的根本，没有新思想，中华复兴与中国梦就是缘木求鱼。而自由思想与一党体制也并不存在本质的矛盾，这个本质就是追求社会最大利益，一党体制是中国最大利益的根本，自由思想是追求最大利益的手段之一，现实中不存在超越本质的手段，任何超越本质的手段与方法虽得意一时，最终会自食恶果。在现实中所有意识形态思想带来的社会恶果都是将手段作为目的，手段超越目的的恶果，比如阶级斗争成为目的最终走向极左，而自由民主成为政治正确最终走向民粹。
中国一党体制有如维护群体的秩序，秩序是群体存在的基础，所有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都会将群体的秩序与法律作为自由的基础，挑战群体的秩序及法律都不属於自由的范畴。中国的思想自由也应该是在社会合理合法与秩序环境下的自由演绎，也即是在大一统党与国家基础上的演绎，大一统的党与国家是未来中国梦与民族复兴的唯一舞台，这是既是中华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中华民族最大利益的选择，任何离开或跳出大一统舞台的思想或选择，或哪怕是引向这这一结果的可能性，都不属於思想自由的精神范畴，而是对国家与民族现实利益的挑战。大一统的中国与中华民族复兴是物质基础，不是思想的限制，而是不容挑战的底线。
12.20 大一统政治集团 理想中国的根基
理想中国的物质现实基础就是大一统的中国，大一统符合全体中国人的最大利益，而自由思想是理想中国的文化环境与思想基础。大一统传承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有利於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无障碍的物质生产与流通的大市场，有利於形成低耗高能完整的经济体系，也符合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方向。一个分裂的中国就是一个零散的国家群体或相互间分离的区域，不仅市场割裂，彼此间也必然产生关税与贸易壁垒，人力物力的流通受阻，不可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区域内外都将由於区域与民族，以及文化的差异带来众多矛盾与互相制肘，对区域内任何独立体而言都不如大一统的状态，苏联解体后的独联体就是最好例子。苏联从一个潜在世界一流经济体解体成为互相怀疑互设障碍的三四流国家群体，这个国家群体或区域永远失去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区域的可能，对区域内的社会大众都是利益的损失，而彼此间由於历史宿仇，以及文化与宗教的原因造成敌对或战争更是文明的倒退。
理想的中国也首先必然是历史中国与文化中国的传承，历史与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认知的基础，没有对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共同传承与认知就不会有大一统的中国。近代百年来抗击列强压榨瓜分的救亡图存就是以中华历史与文化作为族群与社会大众共同认知为基础，理想中国就是传统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这是大一统中国与社会大众民族文化共同的根，而近代中国抗击列强，以及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成果与挫折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新的沉淀与累积。大一统中华文化就是对传统文化与历史，包括近代中国历史的辉煌与挫折的概括承受。大一统的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以及近代文化与历史是相辅相成的，是理想中国最根本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发展的经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比较，中国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除了大一统的好处，就是稳定的社会环境，灵活及时的社会经济调控管理，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而所有这些优势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政府强有力的大手，这只强大的手保证了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条件，即稳定的社会环境，适时调整的经济结构，高效的社会动员与治理能力，而大一统政党的权威领导就是中国强大政府的基础，或者说党的领导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基础。这种结论对有些人未免难於接受，特别是视自由民主为真理与普世价值的人士更是如此。然而不论愿意接受与否，现实的结果就是如此。以社会文化与思想而言，大一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认知，大一统的权威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契合，近代中国的积弱与受列强欺凌，社会变革与革命带来的社会动荡，大众普遍认可强大的政府对社会的强力统合的积极作用，社会大众的认知是大一统的社会与文化基础，强大的政治精英集团的领导是大一统的物质基础。
任何社会民众都需要思想意识的引领，西方社会靠的是宗教与意识形态，中国是传统世俗社会，没有宗教或一神教这样的社会共同信仰基础，大一统的政治集团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社会文化传统上中国与西方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是有着长期宗教历史的宗教社会，一神教宗教思想对社会文化与思想的长期浸淫，宗教对社会有着铺陈凝聚与引领的作用，即使进入现代社会，不信教的人日益增多，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流价值，宗教影响也似乎日渐式微，有些国家甚至规定宗教不能进入或影响某些社会公共领域，如政府及教育等领域，然而宗教对社会人文历史的长期影响，围绕着宗教思想意识形成的社会文化氛围已成为社会的约定俗成，成为社会文化的基础，宗教思想或意识形成的社会文化及习俗成为社会的基础与根本，是社会大众与不同阶层以及群体的最大公约数与共同基础，经得起社会动荡与外来压力的冲击。而作为世俗社会的中国由於缺乏宗教或一神教整体的共同精神信仰，社会也就缺乏共同的社会精神凝聚力，也即是缺乏共同的社会价值，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的集体主义价值也依附在家庭与氏族小集体之上，而不是社会共同的凝聚力与基础，政府的权威也就成为社会凝聚力与共同基础的关键，尤其是卓越的政治领袖更是能够将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的精神发挥到极致，这也是为什麽历代皇朝文化还是那个文化，然而皇朝前期与后期的表现有着天壤之别，皇朝末期的中国社会面对外部势力也如此脆弱，不堪一击，根本原因就是中枢权利失能，使社会失去共同基础与凝聚力。简而言之，在历史上西方社会靠的是文化与宗教，进而意识形态价值凝聚社会共同基础，而中国传统的世俗社会，文化即是社会的共同基础，却是脆弱的基础，主流价值也多体现在小集体一家一姓或区域之利益，大社会与国家之利益往往需要权威强有力的主导，当社会失去权威强有力的引导，社会就滑向解体。简而言之，文化与威权是传统中国社会稳定与繁荣的双轨，而强有力的权威或卓越的政治领袖往往是能否跨越乱世危局的关键，这是文化的悲哀。而现代中国在社会文化与思想上同样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权威作为凝聚社会大众的共同基础，同样也是一个理想中国的共同基础。无论是何种社会，大众都需要引领，西方社会引领大众的是宗教与意识形态，在现有意识形态遭遇困境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同样需要强有力的社会引导力量，然而无论是宗教还是意识形态都缺乏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作为社会的最大的基础公约数，难於引领中国社会，中国现有的社会传统文化与思想都不具有引领的能力，更无法抗衡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诱导，一个代表社会大众利益的大一统的政治集团就是理想中国唯一的选择。
大一统包含中国历史文化与地域的传承，这也是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被中国各民族，社会大众，以及社会知识精英普遍接受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以及共同文化传承与命脉的命运共同体，近代所遭受的欺辱更加奠定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认知。而中国历史文化与近代的战乱，以及世界各国的战乱，使社会大众意识到社会稳定与团结的重要，一个强大的稳定的政治精英集团是中国社会统一与稳定发展的根本基础。一个不完美，并存在诸多诟病的体制可以修正与改良，而一个因意识形态或或普世价值而分裂，甚至走向内战的国家与社会将难於修复，多民族的国家与社会如中国更是如此，只有分崩离析一途。大一统政党的政治体制无疑是中国大一统最根本的保障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中国社会追求最大利益与理想中国的根本基础。
大一统的执政精英集团与强有力的政府，社会主义体制，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概括承受是中国社会稳定与维持大一统的物质基础。仅有社会物质基础是不够的，不论是人类现代社会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是思想的成果，一个理想的中国需要思想的引导，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精英领导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