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
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思考与评论
8.13 中共何以能够取得革命的成功
中国革命的成功不仅是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巨变，也是人类历史的巨变，改变的不仅是东西方政治力量的对比与国际地缘政治，而是一个古老东方文化的重新凝聚与崛起，这也预示西方文化独霸必将走向终结。而中国革命是所有这一切的起点，中国革命备尝艰辛，何以能从一次又一次死灰中复燃，终成燎原之火，据说中国革命的成功也是中国历史一大不解之谜，以中国社会相应的条件与革命环境之艰困也确实如此。要解开中国革命成功的原因，首先要理解中国社会之文化基础，从而找到中国革命之社会力量之所在。二十世纪上叶的中国社会与传统的中国历朝历代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以农耕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也即是农民是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即是社会最沉默的阶层，也是最有力量的群体，谁掌握了农民，谁就掌握中国。然而传统中国农民群体也是社会最懦弱最落后无知的一群，他们与所谓代表人类最先进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如《共产党宣言》所称是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即工业化社会产业工人为基础的革命思想理论，对中国传统农民而言，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天方夜谭。十九世纪中下叶已降的中国近代社会，无疑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列强欺凌，工业化受阻，甲午战败，满清昏庸无能，内外交迫，国家与社会结构走向解体，所有一切都在激发民族的危机感，数千年民族与文化生死存亡在此一役。中国要学习西方的不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改变社会的思想，而且是刻不容缓。
中国社会再内外压力下的解构，社会各方面与各阶层的不安与躁动，也必然扩及社会最底层与人口众多的乡村农民。面对旧体制的无能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中国需要具有巨大革命爆发力，能够彻底改变中国积弱，赶走帝国主义的社会思想，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绝无仅有，唯一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思想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也罢，病急乱投医也罢，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中国进步青年救国救民的理论思想工具有着许多社会现实与历史的必然。简而言之，农村青年与受马列主义思潮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二十世纪上中叶中国社会最具爆发力的社会群体。要改变旧中国需要强大的社会力量，而社会动荡与旧秩序坍塌的中国，广大农村与青年农民是中国最不安定与最具爆发力的地区与群体，乱世博一把不仅是贫穷农村青年的心理特点也是改变人生的唯一出路。由於社会解构，而各种政治势力极其薄弱，甚至社会政治与组织都处於空白的广大农村地区更是理想与革命最肥沃的土壤。中国农村需要的是一把火，这把火也并非一点就燃，需要组织与耕耘，理想火种作为引导，付出与牺牲为铺陈。而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的雄才大略与领袖魅力，将中国革命火种引向农村，无疑成为结合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与中国农民的粘合剂，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巨大推手。
自人类进入工业化以来，都是城市影响乡村，进步区域影响落后区域，毛泽东以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与眼光，进入农村，发动农村，改造农村，社会改造力量首先在农村集结成熟，最后农村包围城市，改变城市，这无疑深谙中国传统社会之历史与社会之现实，对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之理想与数千年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与历史之沉淀了然於胸又溶於一炉，导演了乡村包围城市如此逆普世潮流的大戏，事在人为以此为甚。
简而言之，乱世的广大中国农村青年或青年农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年轻知识分子，领袖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成功最根本的三大因素。然而惟有毛泽东是不可或缺的最关键的因素，这并不是说无需广大的农村青年与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而是说这两个因素是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存在，不必作为必要条件，就如同人必须呼吸氧气才能存活，然而在地球表层不会有人将氧气作为生命必备条件，更无需背着氧气罐一样，氧气包含於地表空气之中，属於环境的一部分，无需考虑其存在与否，同样广大农村青年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必然存在，他们的存在是革命成功的必要因素，然而不是关键因素，关键在於能不能将两者成功地结合与利用，并引导成为改变中国社会的强大力量，而毛泽东就是将两者完美结合的关键历史人物。毛泽东个人作为历史人物的出现无疑带有绝对的偶然性，这才是历史的吊诡与魅力所在。很难想象，没有拿破仑这个历史人物的法国历史欧洲历史世界历史会是怎样的，甚至不在俄罗斯或滑铁卢战败的拿破仑，法国史欧洲史与世界史都要重写。毛泽东不仅改变中国，也影响世界，他的政治遗产也将影响二十一世纪的世界。
应该阐明的是，将中国革命的胜利当做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胜利是对历史的误读，诚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就没有将整整一代为救国救民知识青年聚合的力量，这是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然而马克思主义只有聚旗的作用，而不具备具体策略的指导作用，而社会革命仅是人类历史非常短暂与特殊的历史时期，最终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理性是社会和平长期的经济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革命的历史时期，尤其像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革命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无必然的内在关联，这也是毛泽东得以战胜当年教条主义者成为党的领袖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是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开始，而毛泽东成为领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中共在不断失败中的无奈选择，为了活下去，生死存亡的选择。首先是国民党的清党，中共为生存不得不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也使鼓吹武装斗争而遭到排斥的毛也有了一席之地，而井冈山军事斗争的成果也使毛在党内扩大了影响。然而走苏联式的城市斗争，最终在城市无法生存的中共中央到了中央苏区无疑是毛的灾难，毛以农民意识或乡村马克思主义被剥夺了军队领导权，很难想象如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获得胜利，毛会是什麽样的命运。据说，中国革命成功，到苏联见到斯大林的毛，当着王稼祥的面，对斯大林说，“他们当年要杀了我”。这就是革命，有功劳，特别是有大功而又政治上已被排斥的领袖就会被杀掉，法国大革命是如此，苏联是如此，中共也有可能如此。毛是幸运的，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赶出中央苏区，中共与红军遭受重大挫折，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这无疑是历史为毛重新成为领袖所作的必要铺垫，没有反围剿的失败就不会有毛的复出，中共领袖们在存亡边缘选择了毛，接受了他们曾经嘲笑的山沟马克思主义。这种接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现实中，党内外，政治与军事不断的较量与折冲逐步形成的。
中国革命的成功，首先是毛在中国党内的成功，这都离不开毛对中国广大农村社会以及中国文化的深刻洞察与理解。红军突破重重围堵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提出所有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都自动成为党员，除去在此之前对党员在文化知识与意识形态理论理解的要求，党内其他领袖无论在立场与感情都难於反对，然而这却是中共毛泽东化的开始。当毛的思想与意志成为党的思想与意志，中共完成脱胎换骨，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政党成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中国为农民主体的革命政党，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最有革命意愿与爆发力的两大社会力量，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渴望社会革命的广大农民青年终於汇集成为改变中国的革命洪流，这背后的推手就是毛泽东，最具有标识性的事件就是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无疑是中共历史上有着非常意义的政治事件。抗战时期，许许多多城市知识青年投入抗日救国的行列，出於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腐败专制无能的唾弃，纷纷来到延安投入中共的抗日阵营，这些城市知识分子无疑带来新生的力量与血液，也带来各种社会的杂质，如何清除或洗涤这些人思想上的杂质，关系到中共未来的发展与前途，延安整风无疑给出完美答案。延安整风达到两个重要的目的，其一在党的领导权上彻底清除来自莫斯科的马列主义基本教义派的影响，使中共成为真正独立的政党，其二彻底改造由於抗日救国而投入中共阵营的知识青年，使其真正心悦诚服，或受革命阵营的环境震慑，成为服从党的纪律的革命者，或者革命的螺丝钉，而不仅是追求抗日救国及自由民主的进步青年。
如同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对延安整风同样有着许多不同评价。对整风的负面评价，负面非议，甚至许多不知真伪令人发指的指控，然而这就是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讲人道人权之处之时。任何投入社会大革命洪流的个体，他就不再属於自己，而是社会洪流的一滴水，革命战车的一棵螺丝钉，随时会被所谓革命利益所抛弃所牺牲，法国大革命如此，苏联革命是如此，中国革命也不例外。那些因非议而否定延安整风，如果不是无知偏见，在本质上就是否定中共，否定中国革命的。就如同肯定军队的战争功能，就不会去批评甚至否定军人训练的非人道甚至野蛮，尤其是特种部队的野外生存训练，野蛮残忍的训练就是为了极端条件下求生存的目的，更不会非议战场的血腥与残酷。尽管整风有许多可非议之处，其后来对中共及后续战争起着积极的作用。求生存是在战争中的第一要务，同样求生存也是毛能成为中共领袖的唯一原因。延安整风无疑达到毛的目的，毛真正成为中共绝对的领袖，中共也不仅成为一个步调一致，目标明确的革命政党，而且是一部精准的战争机器。这部战争机器在后来的国共内战中毛的的意志不仅得到坚决的执行，而是做出超常的发挥，超出毛预想的发挥，这不仅是一部服从与执行上级意志的机器，而是每个部件，即绝大多数成员，军队与地方，不仅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并且都能主动发挥个体主观能动与创造精神的战争机器。这部战争机器也在朝鲜战争也打出中华民族的智慧与顽强精神，而铁的纪律与牺牲精神是必不可少的，无疑将中国传统文化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价值在意识形态理想的旗帜下发挥到了极致。
提及这些仅是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其他文化不具备的超常潜力，中国潜能的本质与基础就是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的价值，然而这个传统文化潜能的发挥往往系与领袖个人的能力与魅力，而这在特殊历史时期更是关联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社会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对改变社会固然重要，然而这仅是唤醒社会民众与凝聚社会力量之工具，对於具有数千年文化历史沉淀之中国，仅有社会改革的旗帜是不够的，社会领袖个人之能力与魅力，往往才是真正激发蕴藏於社会民众之力量并凝聚而成为改造社会力量之关键，这也是历经清末革新，及袁孙蒋之政治变革仍难於达成凝聚社会与社会变革目的，使人不得产生中华民族命运多蹇，而沉睡之东方雄狮何以难於唤醒之感叹。
这是一位在延安受训的军队指挥员的回忆，‘“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上来的第一句话就问，这是个什麽地方啊？指指背后的那座山。这是元始天尊修炼的地方！今天，坐在这里的，就算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啦！你们这些弟子跋山涉水地跑到这里来是做什麽呢？是求道！求中国革命之道！不要多久，一个新的局面就要到来了，就要轮到你们下山了。今天我要说的是，你们今天是深山学道，明天要下界去普度众生！”’，这些言语对来自农村的子弟，比马列理论的语言实在多了，容易理解多了。毛泽东这位通晓中国历史及中国传统社会民间文化，即懂得与知识分子论理说道，又懂得如何点拨撩骚农村青年与游击队长们的内心对未来的憧憬，在广大来自农村的红军将士眼里，毛集革命领袖导师，传统的元始天尊，江湖大哥乃至秦始皇於一身，毛浑身散发着中国传统文化与江湖传说的魅力，这个大哥就是方向。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滞重，又处在向新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谁懂得新时代的方向又能善用中国传统文化，谁就能抓住社会的脉动。
昆仑山下修炼的神仙弟子，卧薪尝胆，奔赴四方，八年对日游击战练就天尊的弟子们，不仅是枕戈待旦杀敌练兵，在战争中学习壮大的过程，也是深入中国农村发动民众，深掘蕴藏以中国农村社会民众之力量，同时将传统中国农村与农民从原有闭塞的农耕社会推入二十世纪的近代社会。中国近代史国共两党的对决既是血腥的军事对决，也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演绎。《孙子兵法 形篇》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毛所能做的也仅使中共处於不可胜之形势，通往胜利的一半，而另外一半“待敌之可胜”，需要对手蒋介石去完成，而蒋确实也做到了。“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国人都懂得，然而现实中，人心仅是可能的天下，并不是真实的天下，真正的天下还得用刀枪一寸一寸地杀出来，国共的内战对垒，毛的雄才大略与过人意识展露无遗。
蒋对中国的统治无疑也有着先天的不足，满清垮台后的社会战乱与动荡，无疑摧毁了广大乡村地区的原有秩序，蒋的统一不仅未能及时恢复社会秩序，甚至无法对乡村地区实现有效的治理，乡村社会的失序，土豪劣绅鱼肉乡里，这无疑为乡村革命提供养分，是中国革命的最肥沃土壤，也是历代农民战争或皇朝兴替的军阀兵源。在政治方面，蒋不顾国民党形成过程各种政治与军事山头，也许是缺乏政治手腕，也许是性格使然，一律采取军事碾压或收买的策略，致使北伐胜利到抗战爆发，蒋都无法真正统一及有效的治理中国，这也是为什麽中国革命之火累累几近扑灭，又死灰复燃。而蒋的军阀与特务统治手段，以及私相授受带来政府无法根治的腐败，并不比旧军阀更开明，这些都是滋养革命的温床，唾弃蒋政权腐败投奔延安或加入中共的知识青年成为中共丰富的新血与中层的中坚力量。
国共两党两军最大的不同，就是对教训与新知识的吸取与学习，以及对新环境的适应，这不仅是由各自的组织体质与素质所决定，也是由各自领袖的性格所决定。国民党也曾是革命的政党，至少是以革命为口号，国民党军队也曾朝气蓬勃而富有革命精神，然而国民党清共及与军阀的混战，蒋介石的私心与狭隘，用人惟亲，都使国民党党政军堕落为蒋私人的政治与军事工具，而聚集在权力核心的如果不是趋炎附势之流，也绝少敢言之士。从某些方面而言，国民党如果不是与社会脱节，至少作为最高权力的蒋是与社会脱节的，而国民党军队也派系林立成为名义上的国军党军，实际上效忠於派系的私人军队，这种军队也自然以私人利益为优先，也难於有效学习新的知识以适应社会的变化，或形成上下一心的顽强战斗力。而中共则不然，这是由一群以救国救民为理想为人生目标的年轻知识分子与乡村青年，无私的精神使中共承受得起任何磨难，为生存为理想的终极目标灵活调适改变，并随时准备适应新的环境。而中共这种能够灵活调试以适应环境的能力，党员干部理想主义者的忍辱负重与领袖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是分不开的，前者如体质而后者如大脑，后者更是关键。
马列主义理论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在一个没有产业工人，或社会工业化极低，产业工人力量极其微弱的中国要取得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无疑有如天方夜谭。中国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也没有工人阶级革命的力量。然而时代造就一代中国马列主义知识青年，为救国救民组成政党，毛将军队与党引向农村，失败与挫折又将毛推上党的领袖，一个以救国救民为理想，无产阶级革命为手段的所谓无产阶级政党，最终落地生根，与社会现实结合，转化成为农民革命政党。政治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而社会革命时期，不是基本理论的实践时期，而是革命理论与策略的实践，革命无关社会生产与分配，而社会生产与分配才是一切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物质基础，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未来人类描绘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基础。而社会革命与战争的现实，将社会的生产与分配从革命的实践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纯理论的，无关革命战争的，至少可以暂时忽略的，属於未来的社会实践。战争的实践或第一要务是生存与战争胜利。战争的现实，革命的现实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或政治经济理论，所谓的生产与分配等等隔离於战争之外。在革命的现实中，马克思主义仅是一面旗帜，旗帜下聚集了中国最富有牺牲精神，以救国救民为目的理想的青年，这些青年动员了中国最广大最有力量的农民群体，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无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仅是旗帜与革命力量的结合剂。而革命具体策略，是对中国文化与历史，乃至人性的洞察与理解，而这一切都藏储於领袖毛泽东的大脑，革命战略战术的酝酿与改变完全无关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共走过的道路就是为理想而战斗，为生存而妥协，为胜利而改变，一个追求无产阶级理想的政党蜕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农民革命政党，无产阶级革命也变成农民革命，没有这些蜕变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成功。毛泽东就是所有这些蜕变的推手。
到农村去，发动民众，教育民众，组织民众，使中国最落后最懦弱最无知的社会群体，成为改变中国最坚实的力量。这不仅需要对当代世界思潮的理解，也需要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深刻理解，而毛泽东就是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思潮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巧妙串联起来的推手。马列知识分子，中国农民，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成功缺一不可的三大根本力量，而前两者是历史的必然存在，无疑作为个人的毛泽东是历史的偶然，是革命成功的唯一关键，中国传统文化相信命运机缘，时也运也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