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
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思考与评论
正文
10.5 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
追求利益是驱动社会进步最根本的动力，利益同样是社会改革最根本的动力源，衡量改革与发展的标准就是社会最大利益。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过去简单粗暴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经济困境，走出旧有意识形态的窠臼。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经济与社会大众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进一步的改革与开放也必然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然而如何改革才是关键，走西方人的路，进行民主政体的改革，多党轮流执政，也即是实行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一种受西方舆论认可，也是中国相对一部分人士的认知，一条政治正确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然而，任何社会改革必然牵动社会利益的分配，引发利益的冲突，这就是改革的机会成本，不论自由民主价值的理想多么美好，自由民主的实践同样有机会成本，对苏联而言就是改革失误导致国家的解体，对一个国家而言是无法承受之重。苏联的前车之鉴，对中国社会是最现实的警讯，改革尤其是涉及国家社会根本根基的改革不仅触及国家未来，甚至改写一个民族的命运。这就需要一个衡量比较的标准，而比较的标准就是生命的本质最大利益的实现。如果做不到最大利益或者背道而驰，就说明其并不适合于中国社会及国情。
任何社会文化思想价值都是追求最大利益的手段，自由民主思想价值亦不例外。既然整个社会，各个社会群体，以及每个社会个体都是以利益，并且是最大利益为核心，社会最大利益也必然成为社会改革的第一考量或改革的根本方向。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成效斐然，但也存在不少现实问题，中国走过的是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与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国道路是否有可持续性，未来怎样的发展与改革设想都应该是为了追求稳定的持续的社会利益，最大利益。那么什么是中国的最大利益。
什么是中国的最大利益，首先是中国意味着什么，涵义是什么。中国首先包含十四亿人，是居住在其土地上十四亿人的家，也包含其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记忆，这些共同记忆是十四亿人互相认可与共享利益，并组成一个共同体国家最根本的基础。如前所述，一切生命群体，包括人类群体与社会，追求最大利益是群体与社会的粘合剂与驱动力。而当代社会从三个方面保障与实现最大利益的追求，首先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与稳定的社会，这与生命为追求利益而组成群体与社会的最初原因是一致的，其次是一个平等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就是每个社会个体通过公平竞争而追求个体最大的利益，还有一个是社会的有效治理，也许这含有理想的成分，而且不同的国家与社会文化对有效治理，或有效治理的社会手段有着不同理解，然而有效治理应该是现代社会共同追求的社会目标。
毫无疑问，统一的中国与稳定的社会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许多国家与地区改革带来的社会阵痛与动荡，也使中国社会大众认知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统一的中国才能形成统一的大市场，这是未来经济发展最有利与根本的物质基础，而稳定的社会也是发展最基本的社会环境。统一与稳定有如一个大舞台，有了大舞台的基础，才会有所有一切发展与辉煌的可能，失去这个统一稳定的大舞台，任何一切美好的设想都是天方夜谭。
经济最根本的本质就是流通与贸易，就是通过合作达到效益最大化，即利益最大化，而合作就是流通与贸易的根本。流通与贸易的区域愈广，经济的受益就愈大，全球化就是追求全球作为统一流通与市场的经济极限，割裂的区域与贸易壁垒与经济发展背道而驰，也是反现代文明的。前苏联地区也曾是一个统一的区域与市场，尽管由于体制原因造成生产停滞与商品的匮乏，然而依然是全球少有的统一体之一，这也是其作为强权的经济与物质基础，这也意味着未来潜在的可能性。而碎片化的前苏联地区，已失去这种可能性，由一个潜在的一流成为挣扎的三四流国家群体，除非真正全球化的到来，前苏联地区由于民族文化与历史纠葛的原因，不可能再成为一个有效的统一市场，这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极大的阻碍与伤害。苏联的解体与其他地区因改革带来动荡，社会发展停滞表明，统一与稳定的重要不言而喻，维护中国的统一与社会稳定就是中国也即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
一个统一稳定的社会环境绝对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利益及最大利益，尽管这仅是最基本的一个方面，却是所有一切发展的基础。就政治而言，统一的国家将地区之间由于习俗与文化差异，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产生的内耗减到最小。统一的中国意味着统一的巨大市场，广大的人口资源，人才与红利，自然资源与货物的流通，内耗最小化，利益最大化，这是只要与前苏联地区分裂前后的各种对比，就非常容易得出的结论。稳定统一的中国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几十年改革发展的经验也说明，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就不会有长达几十年的经济稳定增长，从改革初期的利用全国资源的定点开发摸索积累，到全面铺开，广大的市场与丰富劳动力，以及环境与自然资源，都是经济增长的基础，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大中国的体量与市场优势愈发显现。毫无疑问，一个统一与稳定的中国符合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这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达成的最广泛的社会共识，也是中国社会维持稳定的最大公约数。
诚然，统一与稳定的中国也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作为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社会的平等公平公正。现实中并不存在绝对的平等公平公正的标准，应该是相对的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标准。一个平等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不仅是现代社会标准与基础，也是生命或每个社会个体追求利益本质的保障。一个平等公正公平的社会有利于激发所有社会个体发挥各自潜能，通过独自奋斗或群体共同合作的方式，尽可能的去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使社会整体的活力发挥到极致，平等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也是社会稳定与国家统一的最佳保障，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除去文化历史与种族的原因，都会找到社会不平等与缺乏公平公正的原因。
而社会的有效治理尽管涉及政府在社会管理功能中的作用与权力，不同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分工的专业化与科技的发展，政府的社会协调功能无疑越来越重要，而一些社会动荡带来社会发展的停滞，根本的原因也是社会丧失有效治理的手段或失去正常政府管理。社会的有效治理，也是维护社会信誉与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现行体制契合中华文化与历史，是大一统国家社会文化与历史必然的社会结构与上层建筑。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现行的大一统体制同样有其优劣两面。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强有力的政府，高效的社会治理，契合中华文化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而传统的集体主义基因就是大一统国家与社会的文化基因，也是国家根本基础。然而高效社会治理的另一面也可能是权威与集权带来社会的弊病，集权与缺乏对权力的监督成为社会潜在忧患与劣势。在缺乏有效社会监督的环境下，权力自我监督必将流于形式，权力寻租成为社会普遍现象，腐败成为影响政府形象与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这应该是中国社会对体制的普遍诟病所在。社会权力运作不透明，监督不到位，是社会大众对官员清廉普遍持怀疑态度的根本原因。
另一个劣势无疑与社会传统文化有关，由于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的威权统治，官本位成为社会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历史上作为社会主流文化思想的儒家思想也有民为重的的道德宣教，然而社会现实与资源必然向利益或权力倾斜，缺乏监督的权力，道德说教仅是空谈。在现代社会，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规范同样乏力，权力隐含着利益的社会现实就是官本位的现实基础，权力周遭必然环绕权力的利益围猎者与趋炎附势者，使官员以权为尊，鄙视社会，而社会大众即倾慕又怀疑官员，这使中国社会形成若隐若现的官民对立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现象，传统与现代社会都同样如此。官本位使社会大众形成对政府官员的怀疑与潜在的对立情绪，政府透明度的不够，当社会出现特殊的社会事件，缺乏信任的情绪将转化为具有破坏力的社会事件，即所谓广场效应，这是中国社会常见的，其中有除了官员违法，官本位造成的不信任也是原因之一。社会文化与权力缺乏监督是官本位思想的现实基础，也成为官员违法与渎职的诱因。
10.6 民主激发冲突危及中国稳定与统一
随着人类物质生产的进步与社会文化的发展，社会思想，宗教，继而意识形态理论，成为社会文化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单一民族的国家与社会也会由于宗教以及社会思想，特别是意识形态思想的差异而产生内部矛盾，造成社会内耗，增加社会成本，甚至是社会冲突与战争，致使国家分裂。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越是原始的社会，为利益，及民族或文化差异，发生冲突与战争的痕迹就越明显，而中世纪宗教战争为宗教信仰而战，以及近代的意识形态战争为价值信仰而战，表面看是文化思想的相对进步，实质仍是文化认知差异造成的利益认知差异的冲突与战争，本质仍是文化差异，或利益认知差异的战争，与原始人类社会并无二至。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价值信仰背后仍然是利益。
统一的国家与稳定的社会，并非凭空造就，需要社会个体共同的认知，这个共同的认知往往就是社会共同的历史文化基础，由于文化是同一个民族与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与共同记忆，民族国家也成为人类历史最普遍的国家形式。由于地理区域因素而产生的多民族国家也是国家组成的形式，大国更是如此，然而这往往是以武力为手段的征服，暴力屠刀下的国家共识，当去除国家暴力的约束，国家与社会必然走向崩溃，苏联解体成为众多民族国家就是最好例子。
由于这类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基本上是历史上以武力征服作为基础，也为国家社会内部宗教文化，以及民族之间遗留许多矛盾与历史恩怨，也往往由于不同民族宗教文化差异，社会不同民族与不同群体缺乏共同相互认知的文化基因，多民族国家或社会比单一民族国家与社会更容易爆发社会动荡，内战或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历史上与现实中，这类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本质是国家暴力下的社会稳定，或以暴力为基础的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均衡。中国在历史上就是这类是以国家暴力为基础的多民族大国，多民族与多元社会文化思想都包含着社会矛盾与动荡的根源。
自由民主文化思想作为一种植入的外来文化思想必然一方面与原有社会文化思想发生冲突与矛盾，另一方面自由民主文化思想带来的宽松社会环境也必然引起原有社会不同文化的化学反应，使沉寂或被压制的群体或种族矛盾爆发，冲突与矛盾必然造成社会动荡，破坏社会稳定，甚至国家解体，东欧地区与苏联的解体就是例子。对中国而言，当失去强有力的国家体制，这样的危险不仅存在，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民主政体的多党体制，多党的政体造就可能的社会乱源。多党体制必然造成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政治团体或政党的林立，而选民与选票是政党及政治人物生存的根本，争夺选民成为一切政治活动的首要任务，由此造成政治人物或团体为吸引选民而做出不负责任的政治承诺，这也是民主社会最普遍的现象与诟病。在野一方为选举而阻碍政府施政，政治人物为选票或政治利益挑拨不同群体矛盾，或为取悦部分选民而牺牲不同群体选民利益，地方政治人物为地方利益或地方选票不惜挑战中央与社会整体利益，所有这些都会导致社会分裂，这都是民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也是民主社会本质必然产生又无法解决的问题。自由民主所代表的文化思想价值在思想理论上是维护个体的社会权利，从早期的追求平等与抗击专制权威具有先天与必然的合理性，进入大众民主时代，其不言而喻或隐喻的本质就是个体价值或利益优先，这就决定其分裂群体于社会的必然结果，
这有如中文‘病入膏肓’的成语，政治人物为个人选票利益以部分选民利益为诱饵，牺牲社会全体利益，自由民主的价值也必然带来为个体或某些社会群体利益不惜牺牲大众（社会或国家）利益，并且是以自由民主价值的旗帜（这是民主的膏肓之地），最后以群体或地方利益颠覆社会或国家利益，民主走向民粹是必然的社会演变，而多民族国家与社会走向民粹必然是民族对抗与国家分裂，而国家的解体与战争是最残酷不过的悲剧，现实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实例。个体利益优先必然以牺牲社会群体利益为代价谋求小群体或个体利益，这是自由民主本质天生的文化基因，或自生或原生的病毒，这个基因就是生命追求生存或利益的本质，同时又否定群体或社会作为共同利益的基础。这些病毒就躲在自由民主价值的名义之下，自由民主价值成为庇护病毒的膏肓。毫无疑问，中国也会遭遇同样的问题。
如果中国施行民主体制，撇开政府由于受到在野党的制约，施政能力与效率的下降不谈，地方与中央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将不可避免，地方政治人物为选票必然以维护地方利益为旗帜挑战中央或国家利益，以地方或群体利益挑战地方资源的社会共享与分利，最终必然导致中央政府的弱化。地区的不平衡也会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平衡，膨胀的地方利益也必然造成地区隔离，影响人员资讯以及资源的流通，大中国的市场与各种资源必然由于地方政治势力的兴起与鼓动造成割裂，大中国的优势受到危害。客观的的说，自由民主的文化思想价值与中国传统大一统的文化有着本质上的矛盾。更有甚者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地区的民族自治与地方政治势力的崛起，结果必然是民族分离势力的崛起，而挑拨民族矛盾是民族政治分离势力崛起的最佳手段，历史遗留的民族矛盾心结与宿仇必然被挑起，民族纷争必然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而另一方面则是因自由民主体制而被弱化的中央政府，面对在自由民主旗帜下地区及民族矛盾已力有不逮，同时外部势力也躲在地方及民族分离政治势力的背后成为博弈的一方。境外势力一方面以利益许诺，鼓励激化社会不同地区及族群之间矛盾，另一方面从外部施压中央政府不得以高压手段解决社会或族群矛盾，面对外部挤压，内部混乱动荡，民主体制弱化的中央政府束手无策，这并非天方夜谭，这都是东欧地区与苏联发生的真实故事，而这样的故事也仍然不停的上演，人们也很容易看到外部势力介入的手，如果这些故事发生在中国社会，这些外部势力也绝不会对中国网开一面。自由民主旗帜下的中国最终在内外压力下分崩离析，沦为列强与国际资本二十一世纪及全球化最丰盛的晚餐。中华古国的毁灭将是最终的毁灭，统一的历史环境已然永远不复存在，它绝不会再有重生与统一的机会，中国以及中华民族将作为历史名词载入史册。民主体制，或准确的说一人一票选举产生政府领导人，以及政党轮流执政，不仅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陷阱，更是跳不过的悬崖，是通往自我毁灭之路。
追求中国最大利益，中国的最大利益就是稳定与发展，稳定是发展的基础，而发展是利益的源泉。大一统的中国需要大一统的政治集团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就是社会共同富裕，以及毛泽东思想都是现代中国文化与历史传承的基础。社会文化与历史的传承就是合法性的基础，民主体制轮流执政将是对现代中国基础的根本性颠覆，必然是大一统的终极之路。
就中国社会现实而言，以民主质疑挑战政府权力的合法性不仅不符合中国社会的最大利益，也是以西方思想价值挑战中国社会文化与现实的合理性，必然成为社会不安的乱源，不符合社会的最大利益。施行自由民主体制的社会，在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社会动荡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粹，以及普遍存在的低效社会治理能力，都是难于解决的社会问题。无视民主体制面临的社会问题，以所谓世界潮流价值之名挑战社会的稳定，以思想价值挑战社会最大利益，将思想价值当成宗教信仰是不明智与危险的，也是思想自我封闭与禁锢的表现，这也是中国自由派学者与追随者普遍的思想盲点，片面宣扬自由民主的美好，对自由民主体制在现实遭遇的问题，社会动荡低效与民粹，采取选择性失明，使自由民主思想像极左思想一样成为社会改革与思想自由的阻力与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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