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以来，中国通过建设工厂，高楼大厦，和公路的投资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个模式引发了一段非凡的增长期，让中国摆脱贫困，成为一个出口实力席卷全球的巨头。
现在，这种经济模式已被打破。
在中国债台高筑并无计可施的今天，原本在中国奋起直追时的有效模式已经不再有意义。中国部分地区的桥梁和机场未得到充分利用。数以百万计的公寓空置。投资回报率急剧下降。
中国经济困境的迹象从惨淡的经济数据延伸到了偏远的省份。例如在西南部的云南省，该省最近表示，将斥资数百万美元建造一个永久性面积近三个足球场大小的Covid-19隔离设施，尽管中国早在数月前就结束了清零政策，而且全世界早已摆脱了疫情的影响。
其它地方政府也在采取同样的做法。由于民间投资和出口疲软，地方官员表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靠继续借贷和利用公共建设来刺激他们的经济。
现在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正步入经济增长速度急剧放缓的时代，不利的人口结构加上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危及外商投资和外贸使情况变得更糟。与其说这是一段经济疲软期，不如说这可能将是一个漫长黯淡期间。
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经济危机的历史学教授Adam Tooze说：“我们正在见证经济史上最具戏剧性的轨迹的换挡。”
未来会怎样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未来几年的GDP增长率将低于4%，还不到过去40年大部分时间的一半。总部位于伦敦的研究机构“资本经济”(Capital Economics)预计，中国的趋势增长率已从2019年的5%放缓至3%，到2030年将降至2%左右。
按照这样的速度，中国将无法实现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设定的到2035年GDP翻一番的目标。这将使中国更难脱离新兴的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可能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雄心永远不会实现。
许多以往关于中国经济崩溃的预测纷纷落空.中国蓬勃发展的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产业提醒人们其主导市场的能力。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可能促使中国加快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技术创新，从而开辟新的增长途径。此外，中国政府如果愿意，还可以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等手段刺激经济增长。
即便如此，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已进入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时期，刺激增长的老办法所产生的收益会越来越少。
其中一些经济压力其实在疫情暴发前就已经很明显了。那时，中国政府还能够通过增加借贷和依靠繁荣的房地产市场来保持经济增长，以致于在一些年份里，房地产市场占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以上。
中国在遏制Covid-19疫情方面取得初步成功，美国消费者应对疫情的支出激增，这些状况进一步掩盖了中国当时的经济困境。 此后，房地产泡沫破灭，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下降，借贷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
近几个月来，前景大为暗淡。制造业活动萎缩，出口下降，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随着整体经济陷入通货紧缩，中国幸存下来的最大房地产开发商之一碧桂园控股公司正处于可能还贷违约的风口浪尖上。
会出现日本式的经济滑坡？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中国政府不采取更积极的刺激措施和有意义的去重振民营部门的冒险，中国经济放缓可能会像滚雪球一样迅速陷入长期停滞，类似于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情况，当时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导致了多年的通货紧缩和有限的经济增长。
然而，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在取得发达国家地位之前就将进入这样一个时期，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发达经济体。去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12,850美元，低于世界银行目前对“高收入”国家的最低标准13,845美元。2022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42,440美元，美国则约为76,400美元。
尽管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存在有组织的反对派，但中国的经济走软可能削弱民众对近几十年权势最盛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支持。一些美国分析人士担心，北京可能会通过对内更压制、对外更咄咄逼人的方式来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从而增加冲突的风险，其中包括可能围绕自治岛屿--台湾爆发冲突。
在8月10日的一场政治筹款活动中，拜登总统将中国的经济问题称为一枚“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认为这可能会刺激中国领导人“做坏事”。
中国对此予以回击，官媒新华社发表评论称拜登”打算将抹黑中国作为其解决美国经济问题‘大战略’的一部分。“ 这篇评论还称，尽管面临一些挑战，中国今年的经济复苏依然强劲。
中国官员已采取了幅度不大的措施来重振增长，包括降息，并承诺如果情况恶化将采取更多措施。 负责处理媒体询问中国领导层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没有回应媒体的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8月16日表示：“少数西方政客和媒体夸大并炒作中国疫后经济复苏中面临的问题，事实会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中国世纪》
中国经济转型是一场惊人的变革。1978年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时代以来的40年中，中国始终挑战经济周期，启动市场经济的动力，向西方打开国门，尤其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方式。
据世界银行统计，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25倍，让8亿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占全球减贫总人数的70%以上。中国从一个饱受饥荒困扰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挑战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最大的竞争对手。
学术界对中国的崛起如此着迷，以至于一些人将中国可能主导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本世纪称为“中国世纪”，就像20世纪被称为“美国世纪”一样。
中国经济的繁荣得益于国内针对基础设施和其他硬资产的非凡投资规模，从2008到2021年，这些投资平均每年约占GDP的44%。相比之下，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全球的平均水平为25%，美国仅为20%。
如此巨额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金融抑制”机制，即国有银行将存款利率定在很低的水平，这意味着它们能以低成本筹资，然后为建设项目提供资金。中国新增了数万英里的高速公路、数百个新机场和全球最大的高铁网络。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度建设的迹象变得很明显。
中国西南财经大学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城镇家庭房屋空置率约为20%，这意味着中国至少有1.3亿套无人居住的空房。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南部海南省儋州市的一个高铁站耗资550万美元建造，由于乘客需求量太低而从未投入使用。海南省政府表示，继续维持该车站的运营将造成巨大损失。媒体尝试联系当地政府的企图没有成功。
贵州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去年人均GDP不到7,200美元，但当地拥有1,700多座桥梁和11个机场，比中国前四大城市的机场总数还多。截至2022年底，贵州省的未偿债务约为3,880亿美元，今年4月份不得不请求中央政府提供援助以支撑其财政状况。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Kenneth Rogoff表示，中国经济的崛起与许多其他亚洲经济体在快速城市化时期所经历的情况相似，也与德国等欧洲国家在二战后经历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推动增长的情况很相似。
与此同时，中国几十年来的过度建设与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相似，它也导致了过度投资。
“最主要的一点在于，他们在大搞建设时遇到了收益递减的问题，” Rogoff表示：“在基建这条路上走多远是有限度的。”
经济学家估计，由于如此多的基建需求都早已得到满足，中国现在每拉动1美元的GDP增长，就需要投资约9美元，而十年前只需不到5美元，在20世纪90年代则略高于3美元。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Bert Hofman表示，中国私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已从五年前的9.3%降至3.9%；国有企业的回报率已从4.3%下降到2.8%。
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正在萎缩，生产率增速也在放缓。Bert Hofman的分析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初，生产率增长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约为三分之一。而在过去十年中，这一贡献比例已下降到不足六分之一。
债务负担加剧
中国许多地区的解决办法是不断的借贷和基础建设。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截至2022年，中国包括各级政府和国企所持债务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攀升至近300%，高于美国的水平，而2012年时中国的这一比例还不到200%。
大部分债务是在城市发生的。由于中央政府限制了地方政府为项目融资的直接借款能力，地方政府转向了资产负债表外的融资工具。根据IMF的数据，今年此类融资工具的债务规模预计将超过9万亿美元。
总部位于纽约的经济研究公司Rhodium集团估计，在地方政府为基建项目融资而组建的融资公司中，只有约20%的公司拥有足够的现金储备来履行短期债务义务，其中包括国内外投资者持有的债券。
在上述那个巨型检疫中心所在的云南省，多年来大量的基建支出拉动了经济增长。政府官员斥资数千亿美元建造了亚洲最高的悬索桥、超过6,000英里的高速公路以及比中国许多其他地区更多的机场。
这些基建项目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并帮助扩大了包括烟草、机械和金属在内的云南产品贸易。2015年至2020年期间，云南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过去几年，云南的经济增长有所减弱。因为土地出让收入锐减，房地产市场的下滑对地方财政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中国评级机构联合评级的数据显示，2021年，云南省的债务与收入比率攀升至151%，突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定的150%的警戒线，而2019年该比率仅为108%。 惠誉评级今年早些时候表示，该省用来资助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公司存在风险，因为它们的巨大的借款规模和政府财政紧张的状况。
然而，云南仍在继续推出大型计划。2020年初，云南省政府表示计划在数百个基础设施项目上总计投入近5,000亿美元，其中包括一项逾150亿美元旨在将长江部分水域的水引到该省干旱的中心地区的计划。
云南省文山市今年2月份发布的一项计划将“永久性”疫情隔离中心列为稳定经济的几项措施之一。政府于6月正式招标建设该设施后，当地居民对资金的使用提出了质疑。
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的一名用户写道：“这真是浪费钱。”
云南省一名官员证实了上述修建检疫设施的计划，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完工。但未予进一步置评。
收紧控制
中央政府的拥有实权的高级官员们已经认识到，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模式已达到极限。去年，习近平向新一代干部发表的直言不讳的讲话中抨击了一些官员依靠举债搞建设以扩大经济的做法。
他说：“有些人认为，发展就是要搞项目、扩大投资。” 警告说：“不能穿新鞋走老路”。迄今为止，习近平和他的团队在摆脱中国旧有增长模式方面几乎无所作为。
经济学家说，最明显的解决方案是中国转向促进消费支出和服务业，这将有助于让经济更加平衡，更像美国和西欧的经济模式。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家庭消费仅占GDP的38%左右，近年来相对相对稳定，而美国的这一比例约为68%。
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中国政府采取措施，鼓励人们增加消费，减少储蓄。这可能包括增加医疗和失业福利，从而扩大中国相对薄弱的社会保障网。
了解中央决策的人士说，习近平和他的一些副手仍对美国式的消费心存疑虑，他们认为，中国的重点应该是放在增强工业能力，并为与西方的潜在冲突做好准备而美国式消费则是一种浪费。
领导层还担心，赋予个人对如何花钱做出更多决定的权力可能会损害国家权威，而不会产生北京希望的那种增长。
7月底公布的一项促进消费计划因缺乏细节而受到国内外经济学家的批评。该计划建议促进体育文化活动，并推动在农村地区建设更多便利商店。
相反，在加强政治控制的愿望指导下，习近平等领导阶层加大了国家干预力度，企图使中国成为一个更大的工业强国，在半导体、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等政府青睐的行业中表现得更加强劲。
经济学家表示，外国专家们并不怀疑中国能够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但仅凭这些还不足以提振整体经济，也无法为数以百万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
北京已投入数以十亿计美元资金，试图扶持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并减少对西方的依赖。这已促成了不太复杂的芯片的生产扩大，但并没有推动目前由台积电等公司生产的先进制程半导体的生产。在失败的项目中，有两个备受瞩目的代工项目曾获得政府数亿美元的支持。
上周，在中国政府公布一连串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之际，中共重要刊物《求是》发表了习近平六个月前对一些高级官员发表的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了关注长期目标而非谋求西方式物质财富的重要性。习近平在讲话中称：“我们要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
(这是我的原始翻译。
原文英语作者： Lingling Wei / Stella Yifan 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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