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乡土
故事并非虚构，或曽身临其境，或则道听途说。
还算宽敞的三道湾胡同让人觉得狭窄了，全胡同的人都开始“早请示，晚汇报”，中午要聚在胡同里集体跳“忠字舞”。马震海、韩冬梅和一群孩子们学得够快，高唱着谱了曲的语录歌，身体随着领舞的人跳得有模有样。可苦了那些年过半百的家庭妇女，她们在旧社会裹的小脚，费力地支撑着手舞足蹈的身体；大娘大婶们臊得满脸通红，跳得也是乱七八糟，心里更是“怦怦”地蹦个不停。
人们集中去听讲毛主席的“丰功伟绩”，院里田叔跟大家说：“我们单位请来了沈阳讲毛主席丰功伟绩最好的人，那人可真了不起，就没见他睁开过眼睛，就那么闭着眼睛讲了四个小时。讲到毛主席为了革命失去了六位亲人时，眼泪哗哗地流，那场面太感动人了，全会场的人都跟着哭了。”过了几天，忽然人们传说，沈阳市那个讲毛主席丰功伟绩最好的人是个特务，他家里有个电台；一天晚上他正在给台湾发报，被院里不上学的小孩子发现报告了，现在被抓走关监狱了。人们向田叔证实，田叔叹口气又摇摇头，想说啥又闭上嘴，躲在屋里不出来。
小孩子们可是痛快了，大点的不用上学了，更小的孩子们满胡同地乱串。有那能歌善舞的，自己找几个伙伴儿，去人多的地方搞革命宣传；排成一队先背毛主席语录，等人围上来圈出个场子，几个孩子跳忠字舞。去商场里大街上跳舞的宣传队越来越多，大家比赛谁跳得好。最难的忠字舞是按毛主席诗词编的《蝶恋花》，劈叉、倒立、再下腰，最后飞起跳个一字马。跳一般忠字舞的都被淘汰了，大家都开始连唱带跳《蝶恋花》，攀比着看谁跳得更妖娆。
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风暴”，革命群众组成造反派，夺了各级政府的“权”。公检法瘫痪了，政府瘫痪了，军队被派出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俗称“三支两军”。
不用上学的小孩子净惹事，沈阳讲毛主席丰功伟绩最好的人，半夜听收音机被小孩子给举报了，说他给台湾发电报，结果人被抓走了。小孩子不懂事，那公安机关总有明白人吧？军队接管了公安局，没人敢说心里话，万一那人真有点啥问题，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文盛里五号马家六小子、韩家五姑娘、最里院孙家小女儿，都是还没上小学的孩子。在胡同里玩时，看墙上贴的那些大红标语好看，没上学却认识“毛主席万岁”那几个字，他们就拿手指头在那几个字上比划着学写字；也不知谁先发现“万岁”那两个字被什么硬物划了两道，像打了个叉。几个小孩子不知道厉害，竟然跟个路过的大人说了，这还了得，有人写“反标”！
赶紧报告吧，军管会马上派人来，先照像再盘问三个孩子。那么小的年龄，三个小孩子说得前言不搭后语，越审问题越复杂。赶紧报告上级，上级派来两个穿四个兜军装的人，当天晚上召集居民开会，开完大会开小会。人人在纸上画叉叉，再收上去和“反标”对笔划。
人们是真害怕，这三家小孩的家长更是吓得吃不好睡不着，回到家还不敢说自己家的孩子事儿多，指不定院里有谁盯梢呢？为了摆脱嫌疑，这时都恨不得这事儿是别人家孩子干的，大人不会无聊地去打那么个叉叉。等着公安对笔迹吧，天天晚上胡同里的人们坐在几户可靠的人家炕头上，那两个军官给大家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大家又是胆战心惊，又似乎胸有成竹，相信对笔迹会还人清白。解放军军官不说了吗：“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马家、韩家、还有孙家这时有点势如水火，见面都不说话了。一是怕人说自己“串供”，二是希望那两家被抓个“现行”，免去自己家孩子的罪过。说到底，怕“反标”事件影响到全家人的安危，运动搞得如火如荼，写“反标”比杀人罪过还大。一个院的人，胡同里熟悉的人，这时似乎都不认识了，都要明哲保身。给“万岁”打叉就是……，下面的话军官也不敢说出来，把不好的意思说出来就是反革命。军官说错一个字，一样是现行反革命，立马就会被革命群众抓个现行，剥夺军籍党籍进大狱。大家都疲倦无比，心情烦躁无比，天天被逼着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人们都神经了。军官放风出来，说是笔迹对比出来了，给写反标的最后一个坦白机会，等公布出来，就要被抓被判刑被劳改。人们心里念叨着，“我没写，可别比错了，笔迹能那么神奇？就那么一个叉叉，对笔迹就知道是谁划的？天呐！地呀！我们热爱毛主席啊！怎么会反对他老人家万岁呢！”
胡同里的人们现在就盼着把那三个事儿多的小孩子抓走，就是他们划的叉，抓他们家大人，看谁家孩子还敢给大家惹这样的麻烦不！
事情是不了了之了，对，不了了之了！想必是公检法也没办法，想必是对笔迹也不行，想必是两个军官也觉得太无聊。“万岁”上有个叉叉也真说不清楚，笔迹对不出来，很可能就是小孩儿划上去的，你能把几岁的孩子抓走吗？都是小孩儿多事儿，都是那个过路大人爱管事儿。还有更严重的反动事件发生，在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背面写“打倒刘少奇”几个字，拿着报纸对着光看，“打倒”两个字正好写在报纸背面毛主席的脸上。都不用查笔迹，一被发现马上有人跳出来打自己耳光，不停地说：“我有罪，我有罪，我向广大革命群众认罪！”认罪也不行，立马五花大绑，先拉上高台批斗，斗臭斗垮再扭送军管会。现在写大字报的人，写完要对着光看，“好的字”不要落在“坏脸上”，“坏的字”不要重叠在“好脸上”，事情说起来太佶屈聱牙，做起来更是防不胜防。
不说都不是个事儿，多事之秋，一认真啥都是事儿了！
“反标“事件没事儿了，可人心变了，一个院里的人也都互相防着。文盛里五号第三套院的孙家和第二套院的聂家都从山东逃荒来的，两家成分好又是老乡，算是院里的“革命派”；韩家和田家成分好，可只顾着自己过日子，对阶级斗争不敏感，算是院里的“逍遥派”。崔大姨家从河北乐亭县过来做小买卖的，马副厂长十四岁从河北昌黎县闯关东来沈阳，后来有了自己的印刷厂，成分是“资本家”。崔大姨是小资产阶级，马副厂长是民族资产阶级，两家算是院里的“反动派”。上面政策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崔家和马家算是“不革命”派。
马震海入少先队时就担心的事儿总算有了个着落，一直觉着自己家不像下中农，现在明白了。土改时爹和叔叔们还没分家，在村里定的家庭成分最早是中农，后来调整为下中农。爹有自己的印刷厂，爹自己在城里定的是资本家。文革前爹利用了这个“家庭成分”，家人孩子填表时成分那一栏总是填下中农，籍贯那一栏是河北省昌黎县大夫庄公社后孟营大队。每次单位或学校写信去老家求证，大队都回信证明家庭成分是下中农。有欺骗组织嫌疑，却也没啥大毛病，马副厂长自己在工厂的档案袋里，家庭成分填的就是下中农，个人成分是资本家。不过马震海那个总不得劲儿的心思算是放下了，爹不是特务更不是地下党，旧社会爹是资本家所以穿过西服系过领带。
如果叫起真儿来，马震海家庭成分是资本家，个人成分是学生。可他没啥机会被审查，没当兵没入党没上大学，也没进入保密单位工作。马震海和几个兄弟妹妹就这么糊弄组织，每次填政审表，家庭成分那一栏是下中农，个人成分那一栏是学生，籍贯是老家地址。目前还没有任何大问题，可胡同里人都认识马副厂长一家，都知道马副厂长是资本家。大点孩子给马震海个面子不说啥，更小的孩子和马家的小孩打架时，骂他家是国民党。小孩子嫌资本家三个字太绕口，反正和国民党是一派，所以打架时骂马家是“国民党”。文革时说谁是国民党那可是大罪名，那就是应该被消灭的阶级敌人。有一次马家五小子和里院孙家的四小子在胡同里干架，马家五小子占了点便宜，孙家四小子骂马家五小子是国民党。马家五小子就不干了，上去就要和孙家四小子玩命儿，被赵阿敏的妈看见给制止了。马家五小子和她家老小子赵阿光是同班同学，是一起玩的好朋友，用家庭成分骂架马家五小子吃大亏儿。
马副厂长是资方代表，最早是公私合营沈阳市义昌印刷厂副厂长，有沈阳市人民政府发的委任状。后来是国营沈阳市丝印厂的副厂长，国营丝印厂后改为第三印刷厂，文革时改为革命印刷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革命群众造反夺权，不许马副厂长坐办公室，他每天跟着大卡车当装卸工。一个卡车要两个装卸工，司机是个技术工种，只管开车不管装卸货物。两个装卸工负责装车和卸货，大卡车开着走的时候，装卸工呆在车斗里。夏天太阳晒着，冬天冷风吹着，装卸工很是辛苦。不过还算好，看到那些“戴帽”的四类分子们和一些老师们遭的罪，马副厂长还算是幸运。这都是暂时的，马副厂长经过太多的各种运动，每次都逃不过去的，他听天由命地等着那个倒霉时候。
文化大革命初始，学校里成立红卫兵组织，工厂机关各单位都成立造反派组织。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进行串联，筹备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沈阳市是辽宁省会，新的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为三大派：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八三一），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辽宁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无联站）。对立的各派别互相起外号，“八三一”被人骂“霸山妖”，“辽联”被人骂“撩闲”意为招惹是非，“无联站”被人骂“无赖站”后改为“辽革站”。三大派对“当权派”都有自己要保或要打倒的领导人，各派之间有矛盾也有共同利益，“霸山妖”一派和“撩闲”一派有时合伙对付“无赖”一派。
这三大派的矛盾是“保卫”还是“打倒”东北地区两个最主要的领导人，陈锡联和宋任穷；陈锡联是沈阳军区司令员，宋任穷是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二人都被授过上将军衔。“八三一”反陈反宋，“辽联”反陈保宋，“辽革站”保陈反宋。
海子他大哥还是二级工，他已经当了师傅，有了一个徒弟姓吴。小吴星期天常来找师傅玩，马家孩子都按规矩叫他“吴哥”。文革一开始，师徒二人稀里糊涂地随大流加入了造反派。一次全市造反派在市府广场开大会，师徒二人去凑热闹，亲眼目睹了广场的一场武斗。参加武斗的人们太疯狂了，两派对立的人们互相投掷砖头瓦片，不时有人捂着流血的脑袋退下来。他们师徒二人害怕了，退出原来的造反派，两个人成立了一个新的“造反”组织。这个组织只有师徒二人，没人知道他们的纲领和行动方针，师徒二人却有效地避免了被人称为文革中的“逍遥派”。不知道谁是“保皇派”，搞不清谁是“造反派”，也不能当个“逍遥派”，文革时一个普通人想明哲保身要多花点心思。
吴哥喜欢和他师傅的弟弟们开个小玩笑，一个星期天师徒俩正在唠嗑，就听着马家老五背着毛主席诗词从外面进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吴哥就问马家老五：“‘天亦老’是什么意思啊？”马家老五突然被吴哥这一问，站在那儿目瞪口呆，谁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不是人人都在背毛主席语录和诗词吗！吴哥哈哈大笑，他师傅也跟着笑。
“霸山妖”一派占领了中街鼓楼商场对面五层高的广播大厦，“撩闲”一派抢夺了中街三层高的新华书店大楼。“无赖”一派不甘心自己失去对中街的控制，派出人马占据了正阳街上大舞台对面的一处楼房。这三大派都不配“造反”两个字，找本历史书看看“造反”是咋回事？陈胜吴广是造反，宋江方腊是造反，李闯王是造反，太平天国是造反，义和团配称为造反吗？义和团先受清廷支持而兴，祸乱地方伤害平民而且愚昧无知，自取败亡后被清廷追杀。
沈阳的“霸山妖”、“撩闲”、和“无赖”这三大派没一个造反者，先是受人蛊惑不明真相，祸乱地方伤害平民而且愚昧无知，被利用完后成为被清算的“三种人”。义和团主要活动于京畿及其周边，“造反派”却在全国每一处地方对人民、社会、经济和文化大破坏，全国范围内互相伤害的武斗极为惨烈。义和团对国家的危害不及“造反派”的九牛一毛。义和团和文革“造反派”分享共同的愚昧文化基因，并有相同可怜可恨可叹的可悲结局。
旧时东北出土匪，张大帅手下很多人是土匪出身，土匪三五成群打家劫舍，有的“杀富济贫”，老百姓习惯叫他们“绺子”。把“造反派”和土匪放在一起比较有点侮辱了土匪，当土匪做绿林好汉要讲义气，“造反派”不仅六亲不认，还常“反戈一击”，立场变幻无常。为了叙事方便少用点双引号，权且叫“造反派”为绺子，绺子是东北方言，指“一伙人”或“一帮人”。文革时加入帮派的人，多是受了蒙蔽，用“绺子”这一叫法比较中性。他们都是一个德行，成帮结伙地抢东西占地盘，抢的是公家的财产占的是政府的大楼。说不出哪一派是好人，哪一派是坏蛋，东一帮儿西一伙儿，“造反派”就是一股股绺子。他们不事生产，吃饭住宿都不要钱，有枪有炮死个人如家常便饭。
……。食堂的肉、蛋、菜、粮全面开放。主食为大米饭、馒头、包子、饺子为主。副食主要是肉的大炖菜，比如肉炖茄子、肉炖大头才。在沈阳“三两油、半斤肉”的艰苦“陈三两”时代，能吃到这些东西简直是偏得，甚至是幸运。我们因为经常去食堂吃饭，有的时候还帮食堂洗菜做饭，所以与食堂的炊事员相处的挺好，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有一次，食堂的赵阿姨把她的孩子带到食堂里来，那个孩子对我们背在身上的加拿大卡宾枪特别感兴趣，偷偷地摆弄枪拴。当时我们正在面对面地闲聊，根本没有注意到孩子在干什么。突然间，身边几声枪响，赵阿姨的孩子立即躺在血泊之中。原来是孩子自己摆弄卡宾枪走了火。大家哭的象泪人一样全都去劝赵阿姨，然而坚强的赵阿姨却说，大家别难过，孩子是为“八、三一”死的，就算为革命牺牲了，……（见https://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9）
绺子们占领了高楼后，在楼顶用沙袋筑堡垒，堡垒里安装机关枪，有人日夜守护。楼顶还要安装扩音器，不定时地对外广播，攻击对方宣传自己。
有一天半夜时分，文盛里五号的人家都入睡了，三套院子的木门都被最晚回家的人关好上锁。马家离第二套院子入口最近，马副厂长听到墙倒砖块落地时的“哗啦”声，知道有人从外面翻进了院子。这个时候可不敢出去看，只能耳朵贴近门缝听，知道是一股绺子进来了。聂家和前院的赵家平分了赵家窗前和聂家北大山墙之间的空地儿，在那块空地上给人们留足走道后建了两个相连的小窝棚，里面是两家的杂物还有劈柴和烧煤。马副厂长听见有人上了那间小窝棚，有摆弄什么东西的声音，突然一阵机关枪爆豆似地打响。院里人全醒了，没人敢出去看究竟，马副厂长让家人披着被子躲在墙后面，防备有流弹进来伤了人。霸山妖那股绺子有探照灯射过来，新华书店楼顶的绺子辨别方向后开枪还击。三处绺子斗了有两个小时后，枪声逐渐稀落下来，院里恢复了平静。
第二天早上天亮，院里男人们先出去查看，第二套院子木门开着，木门旁边的墙被蹬塌了。赵家和聂家的窝棚上有子弹壳，想必是绺子做了清理，留下的弹壳不是很多。众人猜测是“无赖”那股绺子，夜里进了文盛里五号第二套院子，把机枪架在聂家东厢房屋脊上，用机枪扫射盘踞新华书店的“撩闲”那股绺子。占了中街广播大厦的“霸山妖”那股绺子，想增援“撩闲”这股绺子，距离太远打枪够不着，所以用探照灯打强光暴露“无赖”这股绺子的方位。
大伙儿都庆幸昨晚儿没人出来查看，要是有人出来，说不定就着了哪股绺子的黑枪。院门那块墙倒了，也不用修理了，谁知道哪天哪股绺子又来了。院门也不用上锁了，绺子来了怪麻烦的，不定又破坏了啥，索性门户洞开，给绺子们留个方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