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乡土

故事并非虚构,或曽身临其境,或则道听途说。
正文

三道湾胡同 上 十二 人事难如意

(2025-10-04 09:13:07) 下一个

  院里韩家有亲戚来了,一米八的大个子,长得健壮结实孔武有力。见人有礼貌,说话很得体,是梅子的大舅从老家投奔姐姐韩婶来了。韩家大舅是退伍军人,在部队是副连长,转业分配到山西一个小县城工作。大舅是个怪人,梅子后来告诉海子许多她大舅的奇闻异事,三十多岁还没结婚。不愿意蜗居在山高水远的小地方,无牵无挂一个人“闯关东”,要在大沈阳成家立业。当过兵一副五大三粗的样子,却又是个喜欢文艺的人,画得花鸟虫鱼让外行拍手叫绝。这么个能干有本事又体面的汉子,都当了副连长,怎么就退伍转业了呢?这问谁去,大舅不说院里人不提,韩婶知道有人嘀咕却啥也不透漏,连梅子都不知道原因。大舅见了院里人,连个招呼都不愿意打,点点头就过去了。

  韩家大舅在院里沉默寡言,却和崔大姨家宝昌大哥一见如故,二人年龄相当,就连个头也差不多高,更难得的是两人脾气对路。俩大个子,都是多才又手巧的人,啥东西一看就明白啥活都会干。宝昌就把大舅介绍给他那一帮朋友,有什么活就捎带着大舅一起干。没活干了,大舅买来油墨水彩,等韩家孩子们不在家铺开宣纸画龙凤花鸟字。什么“家和万事兴”、“马到成功”、“抬头见喜”,远看近看都是花鸟虫鱼,细看却是龙飞凤舞或彩蝶或小鸟和花枝绿叶合成的几个彩色大字。大舅还用花鸟字写过年时门框上贴的对联,腊月里拿到中街摊在一块包袱皮上卖;带着水彩毛笔和剪裁适当的大小纸张,在众人围观下随人要求任意涂抹花鸟字。这样的花鸟字既有艺术美感,又寓意吉祥,院里人家都特别欣赏,却不曾问他价钱几何,大舅也从不送他的字画给人。就连韩婶家都没见着一副,可见大舅是多么有个性的人。

  韩家只有一间房,炕上用家具分隔成两部分,好让大人孩子多少有点隐私。如今突然多了个一米八的大个子男人,空间更显局促,厚道的韩叔对大舅子毫无怨言,孩子们更是被大舅用糖果点心哄得高兴,丝毫不觉得家里拥挤。韩婶心里却不痛快,她看不得弟弟那副心高气傲的样子,嫌他不能安下心来结婚生子,过个正常日子。她觉得男人到了一定年纪就该找个女人成家立业,安安稳稳过家庭生活,而弟弟却总是漂泊不定,让她心里憋着一肚子气。

  家里多了一口人,睡觉的安排也变得紧张。韩叔带着小儿子和大舅睡炕琴这头,韩婶带着女儿们睡炕琴那边。大舅没户口,也就没有口粮,好在韩家女孩儿多,定量吃不完,大舅时不时地买些副食品补贴家里,吃饭倒不算是个大问题。但韩婶心里始终有个疙瘩,她希望弟弟能回家乡找份安稳工作,结婚生子,过个踏实日子。韩婶在居委会干点事儿,自己家有个长期居住的外来人口,心里也有压力。为了让大舅知难而退,韩婶有时故意不给他好脸色,话里话外都带着几分不耐烦。大舅却从不计较,装作看不见韩婶给的冷脸。毕竟那是亲姐,心里再有不痛快,也不会在姐家闹别扭让姐夫为难,还有一群孩子呢。大舅偶尔郁闷了,他就买瓶酒,就着两个咸鸭蛋或一盘花生米,找个姐姐不在家的时候和姐夫韩叔坐在炕头喝酒散心。韩叔心眼实在不会耍嘴皮子,想帮大舅子却无从下手,又不好过问他的事,只能陪着他说些家长里短。大舅喝了酒,心里有些苦涩,却也有几分释然。这百万人口的大都市,能让他随意坐着喝酒的地方,恐怕也只有姐家了,爱说就由着她吧,谁让她是亲姐呢。

  大舅心里憋着一股劲,有力气无处使,有本事不得用,千里马不遇伯乐,徒呼奈何。他曾是副连长,当兵时演练操场准备打仗,可如今只能做临时工或在街头摆摊卖画,靠着体力和一点手艺混饭吃。姐姐给他的冷脸、自己生活的局促、沈阳方城的繁华,都让他意识到自己难以融入这个城市。他不愿回老家过那种一眼望到头的日子,可在这儿他也没有真正的立足之地。

  宝昌大哥也是个不服输的人,打小在胡同里长大,不像邻里街坊同伴们那样循规蹈矩,骨子里藏着一股不甘认输的狠劲儿。他常说:“好汉子不挣有数的钱”他最瞧不起的,就是按部就班拿死工资的“螺丝钉”生活。规章制度于他而言如同囚笼,他宁愿奔波在灰色地带的边缘,也不愿被被人管着框死一生。活多有钱挣时,他慷慨大方,和兄弟们吃香喝辣;活少没钱了,小半年闲在家里吃老本,那点存款不禁花,账上数字变得越来越小。做了这些年合同工,他见惯了工地上的人来人往,也亲眼看过吊车倒塌、人被砸断双腿的事故。合同工没劳保,生老病死靠自己,全凭命硬撑着干,感情路更是走得跌跌撞撞。他不是没谈过恋爱,换过好几个女朋友,甚至有一两个他曾认真考虑过未来。女朋友交了不少,却总是过不了对方父母那一关。女方父母要的不是面子,是收入稳定,是一本正式职工证和一整套国营企业的福利待遇。一说起成家立业,现实就像一把无情的棍,棒打鸳鸯断了他的希望。可他也从没认过命,每当夜深人静独自抽烟解闷时,总会想象自己有朝一日能干出个样子来。哪怕没人撑腰,哪怕没人理解,他也要咬牙活得像个样儿,总有一天让那些瞧不起他的人刮目相看。

  宝昌大哥那次带回来一个姑娘,梳着两条乌黑的大辫子,和他比个头不算高,站在他身旁显得格外秀气。姑娘长得俊俏,举止文静,让院里的孩子们忍不住好奇,纷纷猜测她是谁、从哪儿来的、和宝昌大哥是什么关系。这些调皮的家伙们一见两人进屋,便不约而同地聚了过去,趴在窗户边偷看,想弄清宝昌大哥究竟是怎样“搞对象”。宝昌大哥发现门外的鬼鬼祟祟,笑着顺手拉上窗帘,想到“儿童不宜”吧,或许是觉得孩子们实在太淘气了。可宝昌大哥不是个细心的人,窗帘没拉严留了一点缝,院里孩子们轮流凑到窗帘缝那儿看他们干什么。一个个小脑袋凑过去,争先恐后地窥探里面的情况。孩子们蹬鼻子上脸,不怕宝昌大哥发火,也不知道压低声音。看过之后兴冲冲地向其他人汇报:“他们躺在炕上了!”“脸对着脸躺着呢!”还有孩子不甘心地问:“听他们说啥?”屋里的两人肯定听到了外面孩子们的议论,说不定偷偷在笑一群“臭不要脸”的孩子们没羞没臊的样子。孩子们的兴致终究没维持太久,窗帘后的两个人一直只是躺着聊天,并没有什么稀罕事儿发生。后来看宝昌大哥和那个姑娘就那样躺着说话,觉着没趣儿孩子们散了。姑娘陪着宝昌大哥待了一下午,傍晚时分离开,之后便再也没来过。

  大舅和宝昌经常去铁西区找工作,那儿工厂多,一座直立高耸入云的大烟囱,要靠人力一块砖一块砖地垒到天上去。这种活儿有危险雇的临时工多,除了技术人员,体力活就包给他们这群合同工。他们干完这样一个包工,拿到钱在外面犒劳自己,吃喝之间聊起那些无法实现的人生规划,感慨着人快到了中年却孑然一身。大舅喝的不痛快时,如果身边正好有笔有纸,就潦草地划拉些沉重的句子:“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生;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字迹苍白无力,标点符号却力透稿纸,全是些不甘、无奈与痛苦。宝昌叹了口气,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喝醉酒二人相扶着,哼唱个野调儿回家。

  大舅没有沈阳户口,这使他在劳务市场上的地位远不如宝昌大哥。宝昌大哥不是正式工,可有份合同在手,有活干时挣钱多。大舅只能靠临时工的方式维持生活,工程一结束拿到钱,他就必须离开,仿佛从未存在过。有时候工程赶进度,急需人手时,一个口信儿他就得赶过去;有时候天降大雨,工地停了工,他就得干坐在家里。大舅要一点点计划着,拿到手不多的那一小笔钱,每一分都要仔细花。每次赶工期的时候,项目单位为了压缩成本,才雇临时工。大舅不能抱怨,也不能奢望,什么时候有活,什么时候去挣小钱。没活时去中街卖画,那里不让摆摊时,大舅去小北门外。多亏宝昌大哥的关系,知道哪儿的工程需要临时工,把大舅介绍过去,有时两人会在一个工程上干活。

  政府或某个单位接到大的建设项目,比如修路、盖楼、建大烟囱、或修水塔,短时间内急需大量有技术的熟练工人,却又无法提供长期的聘用关系。这种时候,宝昌大哥就会被招进工程。他干的活要求技术,报酬比临时工高,没有任何劳保和福利,也不给他一本职工证。宝昌大哥的工作不算稳定,有活干就签合同,明确工期、工资和责任。用人单位对他也多几分尊重,不像对大舅那样,只看成一个召之即来的人。他们的劳务关系,是按时完工拿钱,没有任何长期聘用的承诺;有时候工资按小时算,有时候是承包的工程,干完就拿钱走人。合同工也不容易,他们的工作常常是季节性的,冬季活很少。挣得多的时候存点钱,没工程干时,生活要靠有活干时存下的钱。

  正式工是最保险的身份,定期发放劳保用品,有一整套计划经济的保护体制。从进厂那天起,他们便与单位建立了一种长期的、近乎命运交织的关系。他们工作稳定,工资按月发放,生病或工伤有医保,退休有养老金,甚至死后也有单位给开追悼会。那是一种“铁饭碗”的生活,干不干活或干多干少,一辈子生活都有了保障。除非有特别重大过失,否则单位不能随意将正式工开除。正式工辞职要有流程,退休时可以领取一笔体面的退休工资。大多数合同工和临时工的梦想,就是转正当正式工,不是工资有多高,是被体制接纳。正式工从社会和时代所获得的,是国家对其工人阶级身份的正式承认。正式工有这么多的好处,就少了很多自由,要听从单位的分配。

  有人从小地方跑去大城市当临时工,有人在自己的城市做合同工,正式工有时被单位派去山沟里、塞外、边疆、或荒漠去支援搞建设。不知宝昌大哥是否后悔过他自由自在的活法,人是时代大潮裹挟的一粒沙子,看似有选择,很多时候却身不由己。

  “三年大饥荒”过后,国内经济好转,国家周边形势却不乐观。中苏矛盾加剧,中印领土纠纷,美日南朝鲜敌视中国,台海局势紧张。打起仗来,沿海工业基础必然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为了备战备荒的目的,上面规划在内地省份开始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电力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这是一次大规模工业和人才的迁移过程,以加强国防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对抗外部敌对势力对中国沿海的武力威胁。沿海各省市是帝修反攻击的第一线,中部省份是战备第二线,云、贵、川、陕、甘、宁、青七省及相邻数省的腹地部分是后方第三线。第三线都是经济基础落后地区,“三线建设”就是建设战略大后方。数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还有成千上万的民工,离开熟悉的城市和眷恋的故土,去深山荒漠人烟稀少的三线搞建设。“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一大批熟练工人和知识分子携家带口,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修路、建厂、开矿,要在短期内初步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

  “先生产,后生活”,大山深处荒山野岭,不见人世间炊烟。土地是陌生的,山是沉默的,人却如水般川流不息。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有的抛家舍业、有的携家带口,来到大三线;住在临时搭起的帐篷、或者干打垒的土窝里,克服着水土不服的反应。平地、挖洞、修桥、铺路,靠一锹一镐,付出辛苦、血和汗水,建设出一大批基础设施、工矿企业、生产车间、大中小学校和科研院所。

  早春方城的风还带着料峭的寒,张姐下班回到家,帮着母亲摆好饭桌等着父亲回来。父亲回家时眉头不展,作为建筑公司的骨干人员,刚参加了公司赴贵州开发的动员会。全家人坐下吃饭,饭后母亲给父亲泡了缸子热茶,父亲喝着茶说出他心中的疑难:“三线建设是长远的事,不会是一年两年。”父亲放下茶缸,语气放缓了说:“领导希望我们全家一起过去,说是全家生活、你的工作、和弟弟们上学都有保障。”父亲说完屋里一片沉默,张姐听懂了,父亲的难处是如何安排她。她已有稳定工作,也有一个正热恋的人,两人常在星期天并肩逛商场,说些朦胧的未来。贵州在大西南,那是地图上遥远的地方,火车也要走三天三夜,全是未知的山水。“留下还是和家人一起走?”父亲终于问出这句话。她懂父母的忧虑,一个女孩留在北方,路远家人相见太难,她的恋爱刚开始,未来有太多的变数。

  张姐的父亲是建筑公司的技术骨干,又是先进工作者,作为首批赴贵州开发的人员,他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他要考虑把已经工作的女儿留在沈阳还是全家一起去陌生的贵州,这个决定将深深地影响这个家庭的生活。面对父亲的问询,张姐陷入了痛苦之中;留在熟悉的沈阳,和恋人在一起继续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也可以随父母远赴千里之外的陌生地方,投身到国家的三线建设。她那天夜里几乎没睡,去三线不仅是地理上的迁移,更是情感上的割舍。那个日夜为全家人操劳的母亲,带上锅碗瓢盆盥洗用具,要随父亲踏上艰难的旅途。他们一生老实,上面说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她必须在个人幸福与家庭团聚之间做个选择,父母怎么会放心让她独自留在沈阳?交通不方便,去贵州坐火车也要几天几夜,将来女儿和家人团聚太难了。上面承诺会妥善安置随迁家属,给予就业、教育等保障,经过反复权衡,张姐决定随父母一起搬迁,一家人要有苦同吃有难同当。

  做了走的决定,张姐的心被一种更深沉的痛苦撕扯着,她和男朋友的关系,因为她去远方而要异地相处。听着张姐伤心的哭别,海子他大哥能做的是一起流泪,告别时说什么都是伤心。他想起他们相识的滑冰场,想起他们在车间的第一次手拉手,想起他们一起在中街逛商场。他们曾多少次憧憬过,一起努力工作,共建一个温馨的二人世界,可命运却让他们不得不面对彼此的离别。大哥心里苦涩无处可诉,作为初恋男友,一个刚出徒的二级工没有能力也无法保证两个人的未来。一旦分开,大哥无法想象怎样什么时候才可能再见到初恋女友,贵州远在天边啊!

  沈阳南站火车月台上,张姐站在那儿,眼眶早已泛红。大哥深情地凝望着张姐,双手不舍地握紧她的手,家庭、变迁、命运,一下子粉碎了他们所有的梦。那梦虽渺小,对他们却亮得像星星,现在星星都被乌云遮住了。张姐眼里满是泪水,望着男朋友的脸,仿佛要把这一刻深深刻入心底。父母不安地站在一旁,默默转过身去,不忍再看女儿与恋人的别离。汽笛声忽然拉长,像是在提醒他们,分别就在眼前。“你要保重……”张姐终于开口,却只说了半句话,声音就碎成了片儿。火车缓缓启动,大哥猛地向前跑,跟着车挥舞着手臂,喊着:“一路平安!到了记得写信,我等着你!”张姐泪流满面,她听不到他的喊声,却看到他满脸的不舍和痛苦,两个人是同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碎。张姐忍不住伏在窗边,任凭泪水滑落脸颊,这一别就是不可预知的漫长等待,甚至可能成为两人永远的分离。

  火车渐行渐远,男朋友的身影逐渐消失,而张姐的心随着列车驶向未知的远方分成两份。一份是她的期盼,将在陌生的土地,进行艰难的建设,迎接时代的大浪淘沙。一份是她的爱情,留在故土,任岁月冲刷,任命运安排。她轻轻地握着男朋友临行前送给她的那支钢笔,闭上眼睛在心里默念着:“亲爱的,你一定要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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