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乡土
故事并非虚构，或曽身临其境，或则道听途说。
院里韩家有亲戚来了，一米八的大个子，长得健壮结实孔武有力。见人有礼貌，说话很得体，是梅子的大舅从老家投奔姐姐韩婶来了。韩家大舅是退伍军人，在部队是副连长，转业分配到山西一个小县城工作。大舅是个怪人，梅子后来告诉海子许多她大舅的奇闻异事，三十多岁还没结婚。不愿意蜗居在山高水远的小地方，无牵无挂一个人“闯关东”，要在大沈阳成家立业。当过兵一副五大三粗的样子，却又是个喜欢文艺的人，画得花鸟虫鱼让外行拍手叫绝。这么个能干有本事又体面的汉子，都当了副连长，怎么就退伍转业了呢？这问谁去，大舅不说院里人不提，韩婶知道有人嘀咕却啥也不透漏，连梅子都不知道原因。大舅见了院里人，连个招呼都不愿意打，点点头就过去了。
韩家大舅在院里沉默寡言，却和崔大姨家宝昌大哥一见如故，二人年龄相当，就连个头也差不多高，更难得的是两人脾气对路。俩大个子，都是多才又手巧的人，啥东西一看就明白啥活都会干。宝昌就把大舅介绍给他那一帮朋友，有什么活就捎带着大舅一起干。没活干了，大舅买来油墨水彩，等韩家孩子们不在家铺开宣纸画龙凤花鸟字。什么“家和万事兴”、“马到成功”、“抬头见喜”，远看近看都是花鸟虫鱼，细看却是龙飞凤舞或彩蝶或小鸟和花枝绿叶合成的几个彩色大字。大舅还用花鸟字写过年时门框上贴的对联，腊月里拿到中街摊在一块包袱皮上卖；带着水彩毛笔和剪裁适当的大小纸张，在众人围观下随人要求任意涂抹花鸟字。这样的花鸟字既有艺术美感，又寓意吉祥，院里人家都特别欣赏，却不曾问他价钱几何，大舅也从不送他的字画给人。就连韩婶家都没见着一副，可见大舅是多么有个性的人。
韩家只有一间房，炕上用家具分隔成两部分，好让大人孩子多少有点隐私。如今突然多了个一米八的大个子男人，空间更显局促，厚道的韩叔对大舅子毫无怨言，孩子们更是被大舅用糖果点心哄得高兴，丝毫不觉得家里拥挤。韩婶心里却不痛快，她看不得弟弟那副心高气傲的样子，嫌他不能安下心来结婚生子，过个正常日子。她觉得男人到了一定年纪就该找个女人成家立业，安安稳稳过家庭生活，而弟弟却总是漂泊不定，让她心里憋着一肚子气。
家里多了一口人，睡觉的安排也变得紧张。韩叔带着小儿子和大舅睡炕琴这头，韩婶带着女儿们睡炕琴那边。大舅没户口，也就没有口粮，好在韩家女孩儿多，定量吃不完，大舅时不时地买些副食品补贴家里，吃饭倒不算是个大问题。但韩婶心里始终有个疙瘩，她希望弟弟能回家乡找份安稳工作，结婚生子，过个踏实日子。韩婶在居委会干点事儿，自己家有个长期居住的外来人口，心里也有压力。为了让大舅知难而退，韩婶有时故意不给他好脸色，话里话外都带着几分不耐烦。大舅却从不计较，装作看不见韩婶给的冷脸。毕竟那是亲姐，心里再有不痛快，也不会在姐家闹别扭让姐夫为难，还有一群孩子呢。大舅偶尔郁闷了，他就买瓶酒，就着两个咸鸭蛋或一盘花生米，找个姐姐不在家的时候和姐夫韩叔坐在炕头喝酒散心。韩叔心眼实在不会耍嘴皮子，想帮大舅子却无从下手，又不好过问他的事，只能陪着他说些家长里短。大舅喝了酒，心里有些苦涩，却也有几分释然。这百万人口的大都市，能让他随意坐着喝酒的地方，恐怕也只有姐家了，爱说就由着她吧，谁让她是亲姐呢。
大舅心里憋着一股劲，有力气无处使，有本事不得用，千里马不遇伯乐，徒呼奈何。他曾是副连长，当兵时演练操场准备打仗，可如今只能做临时工或在街头摆摊卖画，靠着体力和一点手艺混饭吃。姐姐给他的冷脸、自己生活的局促、沈阳方城的繁华，都让他意识到自己难以融入这个城市。他不愿回老家过那种一眼望到头的日子，可在这儿他也没有真正的立足之地。
宝昌大哥也是个不服输的人，打小在胡同里长大，不像邻里街坊同伴们那样循规蹈矩，骨子里藏着一股不甘认输的狠劲儿。他常说：“好汉子不挣有数的钱。”他最瞧不起的，就是按部就班拿死工资的“螺丝钉”生活。规章制度于他而言如同囚笼，他宁愿奔波在灰色地带的边缘，也不愿被被人管着框死一生。活多有钱挣时，他慷慨大方，和兄弟们吃香喝辣；活少没钱了，小半年闲在家里吃老本，那点存款不禁花，账上数字变得越来越小。做了这些年合同工，他见惯了工地上的人来人往，也亲眼看过吊车倒塌、人被砸断双腿的事故。合同工没劳保，生老病死靠自己，全凭命硬撑着干，感情路更是走得跌跌撞撞。他不是没谈过恋爱，换过好几个女朋友，甚至有一两个他曾认真考虑过未来。女朋友交了不少，却总是过不了对方父母那一关。女方父母要的不是面子，是收入稳定，是一本正式职工证和一整套国营企业的福利待遇。一说起成家立业，现实就像一根无情的棍，棒打鸳鸯断了他的希望。可他也从没认过命，每当夜深人静独自抽烟解闷时，总会想象自己有朝一日能干出个样子来。哪怕没人撑腰，哪怕没人理解，他也要咬牙活得像个样儿，总有一天让那些瞧不起他的人刮目相看。
宝昌大哥那次带回来一个姑娘，梳着两条乌黑的大辫子，和他比个头不算高，站在他身旁显得格外秀气。姑娘长得俊俏，举止文静，让院里的孩子们忍不住好奇，纷纷猜测她是谁、从哪儿来的、和宝昌大哥是什么关系。这些调皮的家伙们一见两人进屋，便不约而同地聚了过去，趴在窗户边偷看，想弄清宝昌大哥究竟是怎样“搞对象”。宝昌大哥发现门外的鬼鬼祟祟，笑着顺手拉上窗帘，想到“儿童不宜”吧，或许是觉得孩子们实在太淘气了。可宝昌大哥不是个细心的人，窗帘没拉严留了一点缝，院里孩子们轮流凑到窗帘缝那儿看他们干什么。一个个小脑袋凑过去，争先恐后地窥探里面的情况。孩子们蹬鼻子上脸，不怕宝昌大哥发火，也不知道压低声音。看过之后兴冲冲地向其他人汇报：“他们躺在炕上了！”“脸对着脸躺着呢！”还有孩子不甘心地问：“听他们说啥？”屋里的两人肯定听到了外面孩子们的议论，说不定偷偷在笑一群“臭不要脸”的孩子们没羞没臊的样子。孩子们的兴致终究没维持太久，窗帘后的两个人一直只是躺着聊天，并没有什么稀罕事儿发生。后来看宝昌大哥和那个姑娘就那样躺着说话，觉着没趣儿孩子们散了。姑娘陪着宝昌大哥待了一下午，傍晚时分离开，之后便再也没来过。
大舅和宝昌经常去铁西区找工作，那儿工厂多，一座直立高耸入云的大烟囱，要靠人力一块砖一块砖地垒到天上去。这种活儿有危险雇的临时工多，除了技术人员，体力活就包给他们这群合同工。他们干完这样一个包工，拿到钱在外面犒劳自己，吃喝之间聊起那些无法实现的人生规划，感慨着人快到了中年却孑然一身。大舅喝的不痛快时，如果身边正好有笔有纸，就潦草地划拉些沉重的句子：“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生；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字迹苍白无力，标点符号却力透纸背，全是些不甘、无奈与痛苦。宝昌叹了口气，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喝醉酒二人相扶着，哼唱个野调儿回家。
大舅没有沈阳户口，这使他在劳务市场上的地位远不如宝昌大哥。宝昌大哥不是正式工，可有份合同在手，有活干时挣钱多。大舅只能靠临时工的方式维持生活，工程一结束拿到钱，他就必须离开，仿佛从未存在过。有时候工程赶进度，急需人手时，一个口信儿他就得赶过去；有时候天降大雨，工地停了工，他就得干坐在家里。大舅要一点点计划着，拿到手不多的那一小笔钱，每一分都要仔细花。每次赶工期的时候，项目单位为了压缩成本，才雇临时工。大舅不能抱怨，也不能奢望，什么时候有活，什么时候去挣小钱。没活时去中街卖画，那里不让摆摊时，大舅去小北门外。多亏宝昌大哥的关系，知道哪儿的工程需要临时工，把大舅介绍过去，有时两人会在一个工程上干活。
政府或某个单位接到大的建设项目，比如修路、盖楼、建大烟囱、或修水塔，短时间内急需大量有技术的熟练工人，却又无法提供长期的聘用关系。这种时候，宝昌大哥就会被招进工程。他干的活要求技术，报酬比临时工高，没有任何劳保和福利，也不给他一本职工证。宝昌大哥的工作不算稳定，有活干就签合同，明确工期、工资和责任。用人单位对他也多几分尊重，不像对大舅那样，只看成一个召之即来的人。他们的劳务关系，是按时完工拿钱，没有任何长期聘用的承诺；有时候工资按小时算，有时候是承包的工程，干完就拿钱走人。合同工也不容易，他们的工作常常是季节性的，冬季活很少。挣得多的时候存点钱，没工程干时，生活要靠有活干时存下的钱。
正式工是最保险的身份，定期发放劳保用品，有一整套计划经济的保护体制。从进厂那天起，他们便与单位建立了一种长期的、近乎命运交织的关系。他们工作稳定，工资按月发放，生病或工伤有医保，退休有养老金，甚至死后也有单位给开追悼会。那是一种“铁饭碗”的生活，干不干活或干多干少，一辈子生活都有了保障。除非有特别重大过失，否则单位不能随意将正式工开除。正式工辞职要有流程，退休时可以领取一笔体面的退休工资。大多数合同工和临时工的梦想，就是转正当正式工，不是工资有多高，是被体制接纳。正式工从社会和时代所获得的，是国家对其工人阶级身份的正式承认。正式工有这么多的好处，就少了很多自由，要听从单位的分配。
有人从小地方跑去大城市当临时工，有人在自己的城市做合同工，正式工有时被单位派去山沟里、塞外、边疆、或荒漠去支援搞建设。不知宝昌大哥是否后悔过他自由自在的活法，人是时代大潮裹挟的一粒沙子，看似有选择，很多时候却身不由己。
“三年大饥荒”过后，国内经济好转，国家周边形势却不乐观。中苏矛盾加剧，中印领土纠纷，美日南朝鲜敌视中国，台海局势紧张。打起仗来，沿海工业基础必然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为了备战备荒的目的，上面规划在内地省份开始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电力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这是一次大规模工业和人才的迁移过程，以加强国防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对抗外部敌对势力对中国沿海的武力威胁。沿海各省市是帝修反攻击的第一线，中部省份是战备第二线，云、贵、川、陕、甘、宁、青七省及相邻数省的腹地部分是后方第三线。第三线都是经济基础落后地区，“三线建设”就是建设战略大后方。数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还有成千上万的民工，离开熟悉的城市和眷恋的故土，去深山荒漠人烟稀少的三线搞建设。“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一大批熟练工人和知识分子携家带口，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修路、建厂、开矿，要在短期内初步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
“先生产，后生活”，大山深处荒山野岭，不见人世间炊烟。土地是陌生的，山是沉默的，人却如水般川流不息。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有的抛家舍业、有的携家带口，来到大三线；住在临时搭起的帐篷、或者干打垒的土窝里，克服着水土不服的反应。平地、挖洞、修桥、铺路，靠一锹一镐，付出辛苦、血和汗水，建设出一大批基础设施、工矿企业、生产车间、大中小学校和科研院所。
早春方城的风还带着料峭的寒，张姐下班回到家，帮着母亲摆好饭桌等着父亲回来。父亲回家时眉头不展，作为建筑公司的骨干人员，刚参加了公司赴贵州开发的动员会。全家人坐下吃饭，饭后母亲给父亲泡了缸子热茶，父亲喝着茶说出他心中的疑难：“三线建设是长远的事，不会是一年两年。”父亲放下茶缸，语气放缓了说：“领导希望我们全家一起过去，说是全家生活、你的工作、和弟弟们上学都有保障。”父亲说完屋里一片沉默，张姐听懂了，父亲的难处是如何安排她。她已有稳定工作，也有一个正热恋的人，两人常在星期天并肩逛商场，说些朦胧的未来。贵州在大西南，那是地图上遥远的地方，火车也要走三天三夜，全是未知的山水。“留下还是和家人一起走？”父亲终于问出这句话。她懂父母的忧虑，一个女孩留在北方，路远家人相见太难，她的恋爱刚开始，未来有太多的变数。
张姐的父亲是建筑公司的技术骨干，又是先进工作者，作为首批赴贵州开发的人员，他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他要考虑把已经工作的女儿留在沈阳还是全家一起去陌生的贵州，这个决定将深深地影响这个家庭的生活。面对父亲的问询，张姐陷入了痛苦之中；留在熟悉的沈阳，和恋人在一起继续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也可以随父母远赴千里之外的陌生地方，投身到国家的三线建设。她那天夜里几乎没睡，去三线不仅是地理上的迁移，更是情感上的割舍。那个日夜为全家人操劳的母亲，带上锅碗瓢盆盥洗用具，要随父亲踏上艰难的旅途。他们一生老实，上面说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她必须在个人幸福与家庭团聚之间做个选择，父母怎么会放心让她独自留在沈阳？交通不方便，去贵州坐火车也要几天几夜，将来女儿和家人团聚太难了。上面承诺会妥善安置随迁家属，给予就业、教育等保障，经过反复权衡，张姐决定随父母一起搬迁，一家人要有苦同吃有难同当。
做了走的决定，张姐的心被一种更深沉的痛苦撕扯着，她和男朋友的关系，因为她去远方而要异地相处。听着张姐伤心的哭别，海子他大哥能做的是一起流泪，告别时说什么都是伤心。他想起他们相识的滑冰场，想起他们在车间的第一次手拉手，想起他们一起在中街逛商场。他们曾多少次憧憬过，一起努力工作，共建一个温馨的二人世界，可命运却让他们不得不面对彼此的离别。大哥心里苦涩无处可诉，作为初恋男友，一个刚出徒的二级工没有能力也无法保证两个人的未来。一旦分开，大哥无法想象怎样什么时候才可能再见到初恋女友，贵州远在天边啊！
沈阳南站火车月台上，张姐站在那儿，眼眶早已泛红。大哥深情地凝望着张姐，双手不舍地握紧她的手，家庭、变迁、命运，一下子粉碎了他们所有的梦。那梦虽渺小，对他们却亮得像星星，现在星星都被乌云遮住了。张姐眼里满是泪水，望着男朋友的脸，仿佛要把这一刻深深刻入心底。父母不安地站在一旁，默默转过身去，不忍再看女儿与恋人的别离。汽笛声忽然拉长，像是在提醒他们，分别就在眼前。“你要保重……”张姐终于开口，却只说了半句话，声音就碎成了片儿。火车缓缓启动，大哥猛地向前跑，跟着车挥舞着手臂，喊着：“一路平安！到了记得写信，我等着你！”张姐泪流满面，她听不到他的喊声，却看到他满脸的不舍和痛苦，两个人是同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碎。张姐忍不住伏在窗边，任凭泪水滑落脸颊，这一别就是不可预知的漫长等待，甚至可能成为两人永远的分离。
火车渐行渐远，男朋友的身影逐渐消失，而张姐的心随着列车驶向未知的远方分成两份。一份是她的期盼，将在陌生的土地，进行艰难的建设，迎接时代的大浪淘沙。一份是她的爱情，留在故土，任岁月冲刷，任命运安排。她轻轻地握着男朋友临行前送给她的那支钢笔，闭上眼睛在心里默念着：“亲爱的，你一定要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