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弯胡同 中 二 破旧立新风

　　一九六六年八月某个凉爽的傍晚，天色刚暗了点，暮色笼罩着方城里如迷宫样的胡同。马震海坐在缝纫机前面的椅子上，他手里拿着一尊铜质千手观音，缝纫机台上还有一尊铜制大肚弥勒佛。两尊佛像有成人巴掌大，是实心铜铸的，父亲几年前从一个收废品的朋友那儿拿回家给他们当玩具。他轻轻擦拭手里的千手观音，手指沿着每一个手臂摩挲，这是他无聊时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门帘一掀，韩冬梅风风火火地闯进来，一手抱着一沓子印着红字的大幅标语，另一只手拎着浆糊桶。马震海惊奇地问：“这都是什么啊？要干嘛？”韩冬梅急匆匆地说：“大街上可热闹了，你赶紧跟我走，我们上街贴标语去，街上到处都是人。”韩冬梅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对马震海说：“这是我妈从居委会拿来没用完的标语和浆糊，我们快去吧！‘破四旧立四新’外头可热闹了！”

　　马震海一听去凑热闹，正闲得无聊，站起来就和韩冬梅走了。他拎着浆糊捅，韩冬梅抓着那一沓标语，刚一出三道弯胡同口，正阳街上全是人，男女老少都有。有人拿着竹竿，有人像他和韩冬梅一样，或拎着浆糊捅、或抓着一大沓什么纸。平日这时候已渐渐安静下来的方城，不断地有人们从各个胡同口出来，大街上忽然成了波涛起伏的海洋。

　　从正阳街到中街全是人，整个方城像是被点燃了引信的炸药包。人流如浪潮汹涌，每个人都神情亢奋，有人手拿竹竿、或标语和浆糊桶，还有的拿着锤子。街上路灯亮了，人太多了，街道上除了人什么也看不清楚，一点也没有平日看惯的方城夜景。

　　有人搭起脚手架，用锤子砸着文化钟表公司的雕花外墙，那些精美的石刻图案，如今成了最先被砸碎的“旧”东西。碎石飞溅中，人群欢呼着，好像敲掉的不只是图案，而是旧社会的象征。有人拿着竹竿拦住一辆辆过往的车辆，人们一哄而上，刷浆糊贴标语一气呵成。可怜了坐晚班公交车的人们，公交车根本开不动，车身前后左右都被贴上各种颜色的大字标语。后面赶到的人找不到空儿，索性把标语糊在车门上。都是些革命的口号，贴在车门上就是封了车，街上全是疯狂的人，扯坏了革命标语怕要被人围攻，也不知道人们怎样下公交车。韩冬梅跟着马震海，他浆糊刷在哪儿，她就把标语贴上去。标语上的口号很雷同，多是“革命无罪！”和“造反有理！”，还有“破四旧！立四新！”

　　马震海一边刷浆糊，一边打量四周，他的目光在人们兴奋的脸庞间游移。他心中生出一个念头，刚才在家摆弄的那两尊铜佛，回家要想法处理好，留着可能会有祸患。他意识到，这回可不是简单的街头打闹，也不是那个他熟悉的市井喧嚣。这是一场大暴动，标语浆糊就是炸弹，一张张标语上全是暴怒和呐喊。马震海和大家一起在大街上，他不明觉厉地感到一种迷惘，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突然心底曾有过的那种不得劲儿冒上来……？

　　这个晚上空气中充满了躁动，星光被夜幕悄悄吞进了深处，马震海和韩冬梅回到院里道了晚安。马震海没有惊动家人，他把两个铜佛悄悄塞进了衣襟里，他打开门四外看看，然后溜进自己家那个小院。他把两个铜佛从衣襟取出放在地上，用平日铲煤的铁锹在那个小窝棚地下挖了一个小坑；他稍稍用衣襟擦了擦两个铜佛，然后放进小坑里埋好了，他长长吐了口气。挖坑埋铜佛时，他动作小心又快速，特别怕谁看见了。泥土拍平之后，他又用脚踩了几下，确认没有异样，仿佛那一块地从未动过。然后他转身进屋，门轻轻地关上了，整个院子又陷入静默中。

　　第二天一早，天还未完全亮透，胡同里就像忽然被什么东西搅动了一样，热闹得出奇。马震海出胡同去查看，还没出巷子口，听得有倒水的声音。他走近看到排水沟里已满是五彩斑斓的小鱼儿，有热带鱼也有金鱼，有些身上还带着稀有的纹路，在浅浅的水中窜来窜去，像在演一场无声的逃亡。有孩子蹲在一旁看热闹，指指点点那些平时喜欢却没办法得到的鱼儿，那神情有惊讶也有困惑。

　　一个女人一边倒鱼一边嘀咕：“都说要全倒干净，一条也不许养。”有人在排水沟边烧着什么，那烟那火，像是在祭奠，又像是在告别。马震海站在人群里，暗暗庆幸自己昨晚儿就埋了铜佛。他目光扫过那条排水沟，沟里的水因淤泥和房屋挡光本应很晦暗，有那些五颜六色的鱼儿倒显得明亮了。他认出有些鱼儿是稀有品种，平日里养它们费钱还要精心，如今却被人们随手倾倒。

　　有人拿出了家里收藏的什么书画，都是马震海没见过的，撕碎了或烧了。胡同里一下子多了一堆“垃圾”，那些“垃圾”都带着点说不清的意味，人们正在和某种过去彻底割裂。马震海默默站了一会儿，想起爹穿着西服系着领带的那张照片，心里莫名地升起一种不安。

　　过了几天，有人传言私有珠宝黄金犯法，那些东西都属于“四旧”。院里大人们下班回家，带来更多的消息，现在到处都在“破四旧立四新”；骑自行车在大街上要被拦住检查，因为有人把金首饰藏在可移动的自行车后座下的铁管里，被抓住的人会被戴上高帽子游街。人们真的恐慌了，排水沟里不只有金鱼，还有黄金首饰，有其他贵重物品。那些曾被人们视若珍宝的东西，当它们给拥有者带来不幸时，人们把它们像垃圾一样丢弃，那些好东西竟是一钱不值了。

　　很多地方的名字都改了。“亨得利”钟表眼镜商店，其名取自“生意亨通，利市百倍”，这是资本主义，是鼓吹个人发财，必须改成革命的意思。什么“天益堂”药店，革命不信天不信地，改成“人民”药房。“光陆”电影院的名字更是反动，竟是蒋介石要“光复大陆”的意思，这还了得，马上就改成“东方红”电影院。“儿童”电影院也不行，儿童有阶级性，改成“红后代”电影院。

　　人们连衣服也不敢穿好看的了，穿高跟鞋的在街上被拦住，高鞋跟被当众用锤子砸掉。裙子是没人敢穿了，说一声“布拉吉”都不行，那是苏修的东西，穿出去会被人扒下来。理发店不敢给人们烫发了，烫着卷发的人们，会被当众把烫发用剪子铰得乱七八糟。革命，革“四旧”的命，那些奇装异服，那些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都和帝修反一样要被打倒，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开始有人被批判了，随便一群人，随便找个地方，那些“戴帽”的四类分子们，站在众人面前接受批判。一个个被拉上台，头发乱了脸色苍白，弯着腰胸前挂着纸牌，写着他们打了红叉的名字。台下人群涌动，有人喊口号，有人盯着看，也有人低头不语。

　　马震海去找吴绵缜，看到一群人围在临街的一家门口，一个女人赤着脚站在她家台阶上；女人的头发被剪去半边，另一边仍保持着昨日的卷曲，那张原本好看的脸如今写满屈辱；脖子上挂着一双高跟鞋，在人们的推搡下，那双高跟鞋在女人胸前左右摆动。有人在大喊：“破鞋！” “资产阶级分子！”“打倒斗臭她！”女人低下她的“阴阳头”，她不哭不闹，她无脸面对围观的人群，她曾是邻里茶余饭后谈论的“洋气女人”啊！而如今，她脖子上挂着的那双高跟鞋，不再是时髦的象征，而是一副沉重的锁链。高跟鞋的每一次晃动，都在嘲弄着她旧日的步履轻盈。她平日穿着时髦，是一个很好看的女人，总有男人献殷勤。那双高跟鞋曾经让她美得炫耀，现在丑得她面目全非。男人们的吼声中夹杂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狂热，他们是在痛快的性欲宣泄，还是把自己的恐惧嫁祸于更弱的人？

　　乱套了，一切都乱套了，谁是革命者或革命者是谁？有伙子人给你个罪名，你就被押走批斗！

　　暑假过完了，校园里依然没有朗朗书声，没有开学的通知，也没有返校的动静。每个学校的大门，每间教室的窗户，都大开大敞着，学校的门窗早已失去实际功能。所有的教室仿佛经历了一场风暴，窗户玻璃一片不剩，地上布满碎片；桌椅横七竖八，被破坏的不能上课用了。校园空荡荡的，老师们不去办公室，都呆在家里提心吊胆。下一波被批斗的就是他们，毒害了革命接班人十七年，学生们要造“封资修”的反，要打倒“帝修反”。全是革命的口号，全是革命的行动，革命的红潮滚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就在这一天，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被她的学生们打死了，打死女副校长的革命小将们不担心法律的惩罚。这是一群真正的革命小将，他们的父辈年轻时就参加革命，为新中国的成立抛头颅洒热血。“革命小将”们不再上课，“造反有理”是最革命的口号；他们手里拿着毛笔和墨水，在旧报纸上写大字报；他们用刷子和颜料，在校园的墙上写着红色标语。老师被学生堵在家门口，要交代“历史问题”；校长被拉到台上接受批判，被勒令打扫厕所。那些平日里最严格的、最强调纪律的老师成了重点批斗对象，他们过去说过的话，如今成了自己有罪的证据。他们也说自己有罪，承认自己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

　　中央路小学的学生们围成一圈，围观他们的校长打扫厕所，小学生们啥也不会说，眼睛里全是疑惑。平日里亲切的校长依然和气地劝说：“不要看了，都回去上课吧！”没有一个学生提醒他：“学校已经找不到一张完整的课桌了！”

　　为了响应最高指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和造反经验，各地的革命小将或坐火车、或坐汽车、还有高举红旗步行长征的，都来到革命中心北京。毛主席八次检阅了来到北京的“红卫兵”，北京学生则赴各地煽风点火，革命小将们开始轰轰烈烈的全国“大串联”运动。革命小将所到之处，只要出示自己所在地文革办公室一封介绍信，乘坐一切公交和火车，还有吃饭和住宿全部免费。后来有些地方吃光了储备的粮食，而开始要求串联的人吃饭要交全国粮票。

　　小学时就知道新疆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上北京的故事，革命小将最爱毛主席，大家都想去北京，去见毛主席。可是发往北京的火车太少了，想去北京的人太多了，站台上全是人。往北京方向去的火车开走了，铁路时刻表上各个车次的到站和发车时间全不准了，等得焦灼的人们开始见火车就上，火车能开出沈阳就好。刚走了一批学生，更多的学生涌进站台，不一定非要去北京了，坐上免费的火车到哪儿吃住都不要钱。走啊！去上海，中国的第一大城市，国际饭店二十四层楼。去武汉、去乌鲁木齐、去昆明、去广州、去青岛、去延安，去一切可以免费吃住的地方。

　　马震海、吴绵缜和几个同学一起去上海，直达上海的火车太少，他们只能一段一段地上车下车再上车。火车上不供应水和饭，上下火车太不容易，几乎每次都要从窗户爬进爬出。上个厕所要像演杂技一样在人头、行李架和座椅间跳跃翻腾，去不成厕所又憋不住小便的人只好让尿水顺着大腿流；有忍不住要大便的人，不顾羞耻地把张报纸塞进裤裆，拉在报纸上再掏出来卷成一包扔出去，大便却被风吹散再飘回来一股子碎粪渣；一路上没法清理车厢，人的呼吸、挤出的热汗，加上粪便的污秽，搞得满车厢弥漫着腥臊臭味。不能直达上海也有好处，下车在当地大串联招待处领上几个馒头，就解决了他们上车后一路上的吃饭问题。一路上串联的人越来越多，上下火车越来越困难，由于火车一路严重超载，到站时列车员打不开车门，停车时车里人也不敢开车窗。由于火车晚点，每个站台延误的人越来越多，外面的人拿棍子、石头、砖瓦，拿一切可以砸车门车窗的东西攻击火车。有人被车厢内臭气薰得受不了，刚把车窗开一小缝，就有吐沫口水喷进来，吓得想透口气的人赶紧关上窗户。

　　年轻就是好，什么罪都能忍受，只要有馒头吃，再时不时地喝点自来水，站着就能睡着。马震海、吴绵缜和几个同学一段一段地坐火车到了上海。多亏家家都有几个孩子，十几岁的姑娘或小子们，就这样一路横冲直闯地去个陌生地方；几乎一个月没有通信联络、没有电话报个平安，家里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父母咋就这么心大啊，可也真是怪事儿，三道湾胡同就没有一个学生丢在半路，或者遇到什么骗子，大串联的学生娃们有的个把星期有的一个多月，都平安地回家了。

　　三道湾胡同只有正阳里大院的于开基去了北京，参加了受检阅的红卫兵人群，隔很远很远见到了天安门城楼上有几个人影。这已经是不得了的幸运了，他是三道湾胡同唯一受到了毛主席检阅的串联学生，三道湾胡同认识他的人，见了都想和他握手。他没和毛主席握过手，他那双手只抓过北京公交的车扶手，抓过北京人蒸的白面大馒头，但仍然阻止不了人们要和他握手的冲动。

　　马震海回到家，收到老家二姨夫写的信，说是他的大表哥赵振贤来沈阳大串联，就住在正阳街上一家招待站，离小北门不远。这不是到家门口了吗，家里赶紧让马震海去找，找到了再给老家去信报平安。正阳街上离小北门不远就一家大串联招待站，马震海没费事儿就找到了大表哥，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几个村里的同伴儿。头一次进城还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会乘坐公交汽车，更不知道哪有名胜古迹可以“串联”。有了马震海的陪同，大表哥他们一伙去了沈阳故宫（外面）、北陵公园、万泉公园（小河沿）；他们还去了太原街、去南站看了沈阳解放纪念碑（上面坦克被蒙上了），逛了中街坐了了环路无轨电车。

　　大表哥和他的同伴们在那家招待站吃住都不要钱，白面馒头随便吃饱，但吃饭要交全国粮票。他们来时在公社粮库用粮食和花生换的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包括定量食用油，城里人申请全国粮票时要扣除口粮和食用油定量，农村人要用粮食和油料作物交换全国粮票。

　　大串联招待站的饭比大姨家强多了，马家平时吃的是粗粮，不是窝头就是高粱米粥，口粮也有定量，没有好饭食招待老家来的亲戚。市场上副食品供应明显越来越差，很多东西都要票了，家里偶然做顿白面包子，赶紧让马震海去找赵振贤来大姨家吃饭。这次大串联对农村青年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平时城里那些招待所哪是庄稼人能去的地方啊？先不说城里人给的白眼儿，那么大的花销有几个庄稼人舍得呢？要是有更多庄稼院的男女青年们有勇气出去大串联、去见见外面的大世界，那该多么感念毛主席的恩德啊！就为这儿，要多喊几遍“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