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一个小县城,从小也没人教我如何思考问题。但是我习惯于思考,思考的很多问题与自己并不相干。我在上班和回家的路上,在地铁里、公交里,校车里,就集中思考这些问题,因为这样思考,时间就会很快就过去,行程也变得很轻松快乐。我思考的问题很平常,就是看到一个平常的事情,然后就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英文有26个字母,我就思考,为什么是26个,不是27个,25个?如果要去掉一个,哪个可以去掉?
我有时候也把思考的内容告诉别人。有人信,有人嗤之以鼻,也有人告诉我,在我那本科毕业的二本师范毕业生里面,我就是个异数,我们学校毕业的人,想的无非就是晚上吃猪头肉还是白切鸡,只有我在想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我的成绩一直一般,大学读书期间也从来没有在中国拿到过任何奖学金。我也不认为成绩和奖学金有什么重要的,也不觉得成功只需要努力,我觉得思考也非常重要。
我记得我小学一年级开学的时候,就开始了思考。我听了老师念《小学生守则》,就琢磨里面的一句话“尊敬师长”。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尊敬“师长”。我自己琢磨,明明师长上面还有军长,总司令,为什么非要提“尊敬师长”;师长下面还有旅长、营长、连长,难道他们不需要尊重?我琢磨了几天,觉得也许尊重是有个最低阈值的,师长是最低的需要尊重的人,军长,总司令当然也需要尊重,因为他们比“师长”大。想明白了这个后,我又遇到了一个问题,“我倒是愿意尊敬师长,可是没见到他们来我们小学啊?我怎么表达我的尊重?”这是我小学时对“师长”的误解引发的思考。
后来就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有一天我看到“北京交通拥堵”的新闻,就会思考为什么会这样,自问自答,刨根问底。
我问我自己:“为什么北京车多?”
自答曰:“是因为北京集中了很多的职能部门,权力集中在了北京,所以大家都要去北京办事,然后这里集中了太多人类的活动,所以导致了北京人多。”
我再问:“能不能通过修更多的环行线,来解决交通问题?“
自答曰:“不能!因为那些职能部门都在三环里面,你修再多的环线,大家还是要去三环里面,还是会堵上。”
我再问:“能不能通过从地理上分散职能部门,来解决问题?”
自答曰:“不能!因为办事情需要跑多个部门,而且部门之间也需要交流。如果部门在地理上分散了,就会加重交通的堵塞。“
我再问:“北京交通拥堵是GCD的问题吗?”
自答曰:“不是!北京交通拥堵的源头是中央集权,修环形路(内环、一环,二环)的根本思维来源也是中央集权,需要一个中心。中央集权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GCD的发明,但是GCD确实是中央集权的集大成者。”
我再问:“北京交通拥堵能解决吗?”
自答曰:“可以缓解,但是不能解决!因为根本问题是中央集权,如果不能改变中央集权,就会一直堵下去。”
我再问:“为什么中国会选择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 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愿意放弃更多的自由和权力,来换取安全感和利益?” 这个问题还在思考中。
看到社会里很多违规的事情,也理解了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违规就做不成事。我就总结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点,我叫它“共犯性社会”,就是一个人如果想做成一点事,都必须做点违规的事,比如如果你想做成一家公司,那你就大概率的做过贿赂,偷税漏税,等等事情,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你就挣不到钱。
我问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统治阶级知道这些不?”
自答曰:“肯定知道的。我都知道,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问我自己:“但是纵容这样的行为,有什么好处?”
自答曰:“这样的好处是,每个成功人士都有把柄抓在统治阶级手里,什么时候想拿捏他的时候,都可以合法合理地把他绳之以法。这种统治方式,可以称之为共犯性社会。”
我问我自己:“这种共犯性社会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的吗?”
自答曰:“很可能不是,因为这个设计需要一个极其聪明、并且对人怀有深深恶意的人。很可能最初是源于社会设计的思考不周。但是后来统治者发现这个机制很好用,就使用上了。”
看到大学里的用发表文章的杂志的影响因子和文章的引用量,来衡量老师的业绩。我也思考为什么会这样?
我问我自己:“这些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没有人用发表文章的杂志的影响因子和文章的引用量,来衡量牛顿、法拉第?”
自答曰:“因为科研的本质已经变了。牛顿、培根时期,科研是贵族的专利,一般人不会从事科研。贵族做科研都是出于兴趣,当然不需要别人来衡量。过去几百年科研的发展,最大的变化是:科研从一个贵族的兴趣,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职业,智力平常的人,也能参与的职业。而一个普通的职业,就必然需要对工作表现进行量化衡量,这就量化测评的来源。”
我问我自己:“如果才能提高科研的量化指标?”
自答曰:“第一:可以提高科研的智慧含量。但是智力顶尖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个。第二:就是提高科研的数量,这个可以通过堆积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来实现。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实验室那么多的博士、硕士生的原因,他们是用来堆积人力资源的。他们做着合格的科研,能发表,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但是他们毕业后的就业前景,导师一般并不关心。”
我问我自己:“为什么要使用量化指标评价科研?”
自答曰:“因为这个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如果不使用量化指标评价科研,就会更不公平。这和高考存在的必要性是一样的,高考很多问题,但是至少目前却偏偏无法取消。”
后来,我们实验室,有些硕士生回来我们:“X老师,你看我适合读博不?”对于这个问题,我都是一个标准答案,“你不适合。”为什么呢?因为合适的人根本不会问这个问题,他自觉自愿地就去读博了。既然你已经是硕士生呢,也见识了科研这个行业的情况,如果你还问这个问题,说明你并不适合。
我还有很多的思考,但是犯忌讳,就不写了。
我就把自己很多的空闲时间,花在了思考上,我也常看阎润涛的文章,但是我万万比不上老阎。我读老阎的文章,但是从来不盲从老阎。我也不是人精,我能看懂人际之间的猫腻和复杂,但是我从不算计人,反而主动吃亏的时候很多。遇到权力分配的时候,我都躲开了,我不愿意接受权力的原因是,我认为社会中有一个定律:权力与义务成正比,你享受了多少权力,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如果你只想享受权力,不想承担义务,这是不能长久的。这也就是君王必须死社稷,老百姓反倒无所谓,反正都是打工。我不愿意承担这些义务,当然就不能去拿权力,就这么简单。
我也从不瞧不起人。我妈有次说起:某某亲戚的孩子是做厨师的。我都严肃的说道:“如果当年我没有在美国的大学找到教授职位,也许我也在列治文的饭馆里做厨师呢?做厨师没有任何丢人的地方,做教授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我认为众生皆有可怜悯之处,每个人都有其无奈和痛苦,也有其挣扎和彷徨,我选择尊重、理解、怜悯每一个和我有交集的人,我也感激他们让我的人生更加丰富,让我对人有更深的理解。对于我不喜欢的人,我就是敬而远之就行了。
说明文学城目前形成的人情世故和价值观是现实社会的翻版,说明中国人的根子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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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点儿后悔对逝去的人那么评价,但内心里就那么想的。现实中碰见不平事儿,与己无关,楼主可能会不care人情交换,直言几句。老阎,不会这么干。网络中,老阎分享智慧,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