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 （三）

流沙河 （三）

 

邓家湾五大房，太爷爷长房长孙，娶了太奶奶后，搬离了邓家湾出去自立门户。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大概在60年左右，奶奶执意要搬回乡里（他们跟着大姑妈住在三层楼很多年），父亲无奈，选择回了邓家湾。

我小时候幺房在村里势力最大，其他几房我就分不大清楚哪家是哪房。幺房家太奶奶比我奶奶年岁还要小一些，她生了八个，五个是儿子，三个儿子在村里，两个儿子在城里，村长一直是他家长子，直到零几年他过世后村里投票，彭家长房长孙当选，听说当时投给他一票就可以去他家领一壶油，让我苦笑不得。幺房家有孙女和我是小学同学，按辈分，我得喊她姑姑，但我们都是直呼大名。

那些老辈人中，父亲最敬佩的就是这个太奶奶。她长子第一个媳妇过世后，留下一个儿子，那个孙子就是跟着他奶奶长大的。她那么多子女及孙辈，她待他们从不厚此薄彼，所以她家子女妯娌间很团结，一致对外。

能与他家抗衡的，是也有五个儿子的彭家。虽然五个都在村里，但终归是外姓，总被幺房压制着。他家老三是村里的出纳。

其次是太爷爷的弟弟家，他家也有四个儿子，两个儿子在村里，两个儿子在城里，副村长是他家的长子，长子又有三个儿子。父亲说当年幸亏有这个当副村长的堂叔在，他们才得以比较顺利回到邓家湾。

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有个夏天，邓家幺房老五家做什么要用电，彭家老三午饭过后就把闸给拉了，说是电量用超了（那个时候电量不够用，限量用，经常主动或被动停电，他管村里拉电闸主动停电）起了冲突，很快各自兄弟也都参加进来，演变成两大家的争吵。很多年村里都没有那样热闹过了，全村都在围观，我们小孩子更是兴奋，期待他们动手群殴。但他们彼此都还是很理性的，吵归吵，没有动手。

我感觉他们都被架在了那里，不能打架，又不能先停下口水战而丢了颜面，闹了很长时间，僵持不下，看得我们这些小孩子都快失去了兴致，不记得是谁提出要长房的父亲出来作评判，说他是村里最有文化的，幸亏是星期天，父亲在家，要不然不知道他们要怎样结束。

这是我看到的少有的父亲在邓家湾的高光时刻，我猜主要是因为父亲的同学是电力局的头，大队这些村子经常电缆被烧了需要维修或是偷电被抓要罚款什么的都是大队干部找父亲出面去找他同学才能解决问题。

父亲的解决的方法不过是各回各家，当然回之前当着父亲的面相持下都要要个评理的结论，父亲唯一一次超大音量，说“都听我的吗？”，我们小孩子就起哄，听！他们也就半推半就地骂骂咧咧地各自回去了。父亲先后去两家陪着笑脸听他们发牢骚泄愤，有人附和和夸赞，那气愤也就慢慢没有了，闹了大半天了，也该是再推上闸供电的时候了，供电之前父亲应彭家老三的要求检查了线路板，又给换了保险丝，（父亲学电器的，被摘右派帽子前做了多年的电工），冲突就这样解决了。

祖母他们搬回邓家湾的时候，父亲那时刚回武汉老钢校补课。老钢校原来是中专，58年改建为本科，更名武汉钢铁学院，现在是武汉科技大学。（维基上对它的历史沿革比较全面，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父亲说中央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他们老钢校刚开始是没有谁出来说什么的，后来是因为上头不满意了，老校长为了完成任务，把他们这些学生骨干找到一起开会，要他们畅所欲言，保证只是党中央想听取群众意见从而改进工作而已，绝不会影响他们的前途。父亲因着祖父的原因，是很谨慎的，他说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老校长带头说了一些看法，而当时学校是安排父亲毕业后要送他去德国留学的，他才说了几句。不想转过头他们大部分人成了右派，而他还是两个极右之一 （另一个是位老师），被送去潜江农场改造。

有些比他更大胆给党提了更多建议的都只是右派，他都没说什么，为何唯独他一个学生成了极右，他去找老校长要说法，可老校长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也被打成了右派。

为什么父亲是极右，他的同学中有一种说法，说是他当年最好的朋友告发了他日记里祖父的情况。这个说法父亲是相信的，因为他只跟那个朋友提过祖父的事，但知道他有日记本的有两个同学。父亲说大概率是他偷看过那本日记了，因为另一个同学不知道祖父的事，没有偷看的动机，当年写日记的人不少，但只有父亲一人的日记被曝光了。但父亲从未当面质问过他那个朋友。直到2010年左右他们同学聚会，那人主动跟父亲说话，反复申明他没有出卖过他。父亲说当时他的回答是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父亲97年退休，退休后他们同学每年至少聚会一次，他那个朋友如果一如既往的疏远，什么都不说，我感觉父亲提到他时的痛苦会少很多。那次居然主动和父亲说话，大概是因为他也感到大家都时日不多了吧。

父亲57年被打成右派的时候是在老钢校的最后一年，他20岁，但还没有毕业， 从农场劳动几年回武汉后（59年、60年，我根据资料推测的），还是被送回了学校，他要补完他离校前的课程才能毕业分配工作。

他回去时老钢校（中专）已经是武汉钢铁学院了，他的老师建议他再读两年就可以拿大学本科文凭了。当年他初中毕业考老钢校的时候，是非常希望能去读高中考大学的。但他初中都是靠拿一等助学金才读下来的 （学杂费全免，还有一点生活补助可以吃饭），哪里还有可能去读高中。现在机会就在眼前，哪怕他心里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放弃，他也不得不放弃，因为他母亲和年幼的弟妹等着他养活。

父亲说拿一等助学金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不单是因为他要非常努力学习保持全校第一的成绩，更多的是来自同学的排挤和冷嘲热讽。就是偶尔出去买个零食吃，也会有人阴阳怪气地说，哟，有钱吃零嘴啊，用得着给你一等助学金吗？

父亲的一等助学金是不足够他的生活必需开支的，是他的老师每个月在食堂给他补齐饭钱每天带他一起去食堂吃饭保证他吃饱，周末再给他在老师的宿舍煮猪肝汤打牙祭补充营养。也是这个老师在他小学毕业辍学在家种田时托人喊他去上初中，给他交的第一学期的学费后来帮他申请的助学金。遇到这样的恩师是父亲多舛的一生里最温暖的那束光。

老钢校是父亲的伤心地，不仅是因为他在这里被打成了右派，我感觉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当时的女朋友立即和他断绝了关系，随后投入了工宣队一个头目的怀抱，毕业后即嫁给了那个人。（工宣队，全称工人宣传队，当时在钢院领导政治教育和劳动学习）

父亲年轻时的英俊我只在照片里见过，等到我读高中后听到他那些师弟师妹们的佐证，我才相信他曾经真是那么多人的暗恋对象。

他说他离开学校去潜江，出发前站在教学楼前等他女朋友，那么多人远远地望着他，只有一个女同学众目睽睽下冲出人群，跑到他身边，塞给他一个纸条，转身跑回了教室。纸条上写着保重两个字，而他当时的女朋友，一直都没有现身。

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父亲才得知了那个给他纸条的女同学的消息。她工作后一直做最基层的工作，再怎么努力也得不到升迁，一直单身到三十多岁，才嫁给了一个因有海外关系而被划分成黑五类的男子。改革开放后他们夫妻俩在海外亲戚的支持下下海经商，才知道她的档案袋里有句评语是同情右派分子。而他们自老钢校一别，再见面时已是2002、2003 年，我已经来到了英国，父亲在电话里说给我听的。

因为是伤心地，所以父亲没有接受留校教书的建议，而是和比他小五届的那届毕业生一起，等待分配工作。我推测应该是61年。

父亲说当他得知他被分配到武钢工作后，是异常欣喜的，因为他原来以为他会被分配去边疆，那样的话照顾他母亲和弟妹就很难了。即使是到北湖农场做电工，天天野外工作爬电线杆，他也毫不在意。

是在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父亲才拿到了钢院给他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已年近半百。他捧着那张纸，眉眼间的笑意里藏着很多当年的我读不大懂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