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迷失黄昏（4）
M•C•戈德斯坦教授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把西藏军队列为当时西藏社会的三个政治集团（另外两个是以三大寺为代表的喇嘛集团，以噶厦政府中保守官员为代表的上层喇嘛和高级贵族集团）之一，也许因为军队是西藏唯一掌握现代工具的、有组织的世俗团体，除军队外，西藏再也没有能够发出不同声音和行动的组织群体。因此某种程度上，军队是一个代表中下层世俗民众政治意愿的集团，但在之前的历史上，这个集团并未对西藏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过任何影响，而在之后的政治现实中，它又是那么虚弱和不堪一击。
军队的这次行为并非一次现代化改革尝试，他们的目的极为有限，没有完整的构想、纲领和长远目标，缺乏周密计划和社会支持。在政教合一制度下，他们的行动采取了秘密结盟的阴谋方式，就事论事地为自己赢得有限行使世俗权力的空间。同时借助英国人向达赖喇嘛提出扩军要求也是一种笨拙的举动，因为僧侣集团总是对外部力量企图改变西藏传统抱有强烈戒心。
西藏的制度结构本质上决定了宗教参与政治与现代化，就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矛盾，任何现代化设想，都只能在社会和政治世俗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完成。因此这些军人们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发动一场政变，但成功后他们将无法控制整个社会，从而引起西藏的内战与外部的干涉；还有就是依靠达赖喇嘛进行改革，而军队与达赖喇嘛一样，都是这个制度制造的结果，制度改变将意味着他们自身的消亡，因此他们不可能去改变这个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军队这次行动充其量只是一次有限的世俗化运动，但它对西藏后来历史的发展和那些试图改革的人们，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公元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从而结束了西藏历史上一个特殊而又令人瞩目的时代。今天的人们也出于各自立场和文化背景，对他做出不同的评价。中共的说法在《西藏历史地位辩》一书中，引用英国人贝尔所著《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的叙述：“到1925年，达赖喇嘛日益坚定地撇开英国，转向中国。同年，他任命一位名叫龙厦的官员为藏军总司令。龙厦明显反英。我们的老朋友、前任总司令擦绒，一贯亲英，这时他已失去了大部分权力，继而被贬职。1926年，英国在江孜的学校被关闭。”中共的说法无非试图以此证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粉碎了亲英的军队的阴谋后“疏远英国，密切与祖国联系的变化”。
当然，这只是一种出于实际政治需要的话语，因为它的评价方式总是满足于道德层面的叙述，而无力对历史社会结构及结构中的主体做出分析。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历史的时候，不应该采取简单夸张的方式，给已经盖棺的历史人物随意戴上大而无当的光环，这样除了赢得一些人的唏嘘之外，只会遮蔽我们认识真相的视线。
十三世达赖喇嘛并非“伟大的民族领袖”，他仅仅是一个宗教领袖，在当时的西藏，宗教永远排在第一的位置。当宗教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可以置于不顾。这是西藏的制度所决定的。达赖喇嘛不是民选的，更不是民族危急之时从一个普通的位置挺身而出，他是被寺院和僧侣集团选择安放在制度的位置上，他的使命是扮演虚拟的神而不是世俗的领袖，他的角色定位使得他与世俗和民众是隔绝的。因此他不可能懂得民众的需要，不可能为了民众去做他想做的事情。这就是他为什么总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退缩。因为这不是他的选择，而是他后面的寺院和僧侣集团所建立的这个制度的选择。
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当下对于西藏问题的“政治正确”，但因此或许更接近历史真实：十三世达赖喇嘛从来不能违背这个制度，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个制度的产物，违背这个制度的后果他是非常清楚的。之前几世达赖喇嘛在年轻时就可疑地死亡，时常令他警醒，不过即使这样，最后他自己的死亡也仍然变得扑朔迷离，成为历史的疑案。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进行的“新政”，并非什么“现代化的启蒙”。仅只是一种限于工具层面的现代化。但工具的现代化并不等于个体意识和社会价值层面的现代性，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现代西方国家而言，现代社会产生和形成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样的社会被称为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建立在西欧和北美的自由主义基础上，它的启蒙则是靠社会的开放、民主宪政、自由精神和普世价值来实现。今天在中国滥觞的“现代化”概念，实际是一种浓厚的专制话语。何况西藏当时的工具现代化更多是军事装备方面，而社会生活方面的工具仍然原始与落后。后来达赖喇嘛决定停止“新政”，他所做的也只是如拆毁英国人为他建造的房子和汽车（西藏只有他能够拥有）之类的工具。
不论是以历史还是以今天的判断标准评价，西藏的政教合一体制不可能产生任何现代性社会意识。但这并不妨碍十三世达赖喇嘛成为一个杰出的宗教领袖。他的这种杰出得益于他长达三十八年的执政时间，这使得他有机会在固守传统的制度下缓慢地做成一些事情。在执政期间，他完善了自七世达赖喇嘛开始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的职能，使这个政权具备对整个西藏进行基本治理的能力。他是第一个具有国家意识的达赖喇嘛，尽管这种意识相当粗浅，而且这种意识主要基于宗教的利益，但仍然使他与目光短浅、完全坚持宗教至上的寺院集团和僧侣们有了一些分歧，只不过这种分歧往往被宗教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所化解。在国家与宗教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倾向于国家的决定，总是在僧侣集团反对下宣告失败。他在有生之年并没有使西藏的国际地位或社会发生任何改变。他不能也不可能带领西藏进入现代世界，因为这将使西藏走向世俗化并彻底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制度。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使西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按照活佛转世制度，新的达赖喇嘛从选拔灵童到执政，有一个长达十几年的周期，按惯例应由噶厦政府推举出摄政在此期间执掌权力，这自然也就是各个利益集团角逐的极好时机。寺院和僧侣集团极力要保持自己的绝对统治权，要求按过去的做法由一位大活佛担任摄政。而世俗贵族集团也想乘此机会削弱僧侣们的权力，进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提出应由俗官与僧官共同担任摄政，于是所有焦点都集中在了摄政的人选上面。
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前，摄政的人选必须要经清帝国认可，所以整个选举过程中，各利益集团的角逐都可经由驻藏大臣的调控缓解矛盾，并遵循既有的政治潜规则达成幕后的交易和妥协，不会逾越日常的轨道。但当清帝国这个外部的调控力量不复存在，局面便显得有些失控。
以过往的政治潜规则，在选出摄政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扫除已故达赖喇嘛在世时所留下的各种影响，因为这些影响会被人利用来为自己谋取权力。其中最现实的威胁来自于已故达赖喇嘛宠臣 ，二十八岁的土登贡培。土登贡培与擦绒同样出身于贫穷农民家庭，年幼时被噶厦政府征派到布达拉宫做仆役，得到了达赖喇嘛的赏识，当然这也得益于他那俊俏的面容和乖巧，给达赖喇嘛孤独寂寞的内廷生活带来一些慰藉。他成年后虽然并没有在噶厦政府担任官职，但他却像擦绒那样掌管着西藏唯一的现代工业“札齐电机厂”（在擦绒原管辖的造币厂和军工厂基础上建立的），同时还控制着拥有750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士兵的藏军精锐“仲札代本团”。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土登贡培没有任何官职，仅拥有达赖喇嘛故世前留给他的身份和地位，因此，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力就成为他需要考虑的问题。土登贡培的对手是噶厦政府的孜本龙厦，他出身于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那年五十二岁。龙厦在噶厦政府中是个少有的聪明能干的人才。他二十多岁就进入政府服务，1912年他受达赖喇嘛的授命，带领四名西藏青年到英国留学，他在欧洲的两年间访问了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诸国。M•C•戈德斯坦教授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对他的评价是：“龙厦还是西藏少数几个对世界有广泛了解的官员中的一个，他曾在英国和西欧旅游并生活过，熟知西方国家的历史，他通过对欧洲的政治制度和历史的了解确信，如果西藏要在现代世界中求得生存，就必须进行改革。”
不过，争斗的两人目的并不相同，土登贡培只是想努力保住自己所拥有的身份和地位，而龙厦则是想谋求摄政的位置，从而利用达赖喇嘛圆寂后的这一段政治空白时期，实现自己的改革梦想。但他清楚地知道，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扫除土登贡培这一障碍，使达赖喇嘛留下来的影响越小越好，否则自己的理想会在强大传统势力的掣肘下付诸东流。
两个目的不尽相同的人开始了竭尽全力的斗争。当然双方都在争取僧侣集团和贵族集团支持。由于龙厦在政府中长期效力，使他有着广泛影响，所以得到了僧俗两方面一些关键人物支持。土登贡培除了在政府中拥有有限支持外，最大的优势是他控制着仲札代本团这支武装力量。尽管龙厦和他的支持者在“民众大会”上反对由一位活佛出任摄政，提出由政府官员担任摄政的主张，并不符合寺院和僧侣集团那些保守权贵喇嘛的胃口，但这些老于世故精于政治权力斗争的老人们却不动声色，坐观待变。因为他们明白，要去掉土登贡培这个达赖喇嘛留下来的麻烦，借用龙厦之手是最好的办法。
这场权力之争持续了大约有半年之久，其间不乏有许多阴谋、勾结、背叛和种种出人意料的插曲。其中转折点是土登贡培领导的藏军仲札代本团的兵变，导致了该军团被解散。这次兵变表面上看并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是否属于阴谋还是一次偶发事件，至今众说纷纭。但肯定的一点是：此次兵变使得土登贡培和他的党羽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完全居于劣势并导致其彻底覆灭。土登贡培被噶厦政府以谋害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罪名逮捕，但最终判决是以没有及时通报达赖喇嘛病情被处以终生流放。同时受处罚的除了他的家属外，还有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喇嘛和达赖喇嘛的私人医生，甚至包括西藏资本实力最雄厚的著名商人邦达昌家族。
最终的结局似乎有些出人预料，在这次斗争中最为积极和出力最多的龙厦，却不是最后的赢家。当土登贡培被清除之后，执政的人选又起争端。那些在事件中渔翁得利的僧侣权贵也不再保持沉默。尽管龙厦的支持者主张建立一个僧俗联合的“摄政委员会”来行使摄政权力，但喇嘛们以西藏人需要一个尊敬崇拜的偶像为由，坚持要选择一名活佛出任摄政，最后在争执不下中各方决定通过抽签卜卦的方式裁定最终人选，卜卦结果是由年仅二十四岁的热振活佛降白益西担任摄政。
这次清除土登贡培的行动，对改变西藏当时和未来的政治社会状况毫无意义。这其实是大多数前现代政权在统治者死后都会出现的现象（譬如中共在毛死后的粉碎“四人帮”）。专制制度缺乏正常的诸如民主选举、议会、独立的司法审查、言论和新闻自由等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公共沟通渠道，统治者与社会和民众严重隔绝，使他们只能任人唯亲，权力的继承者为使自己统治得以稳固延续，让自己也能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总要用暴力或流血方式来清除前任遗留的障碍和影响。（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