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咩FBI?”我自嘲地说,“那件事让我意识到自己几斤几两,夜店这行终究是干不长久的。刚好赶上疫情‘三年自然灾害’,对我们这些非刚需的服务业来说打击是致命的。街对面红火了二十多年的天津包子铺关了门,老板夫妇搬回天津老家了。连家乐福那种大财团到现在也没缓过劲来,货架上的东西比疫情前少了一半。”
今天应当是采访的最后一日。反正都混熟了,泰德打电话从楼下叫了两个盒饭上来,我俩就在他的工作室匆匆吃了午饭。
“都是因为疫情?”泰德皱眉不解地问,“美国的餐饮业早就复苏了。”
这个问题我决定不回答。疫情结束后街边卖竹签菠萝和糯米糍荔枝的小商贩都被赶走,这当中的道道我一个平头百姓既不清楚,也不敢妄议。
“那薛姨现在做什么生意?”
“我和老公搬来广州,在暨南大学附近开了家奶茶店,”我舒心地说。
“为何是奶茶店?”泰德打趣地问,“卖手机、电玩不行吗?而且薛姨你应当懂酒,怎么不专门卖酒?”
关于卖什么的问题,我老公家世代经商,自然是经过深思熟虑过的。“因为目前但凡能在网上买到的产品,实体店所受的冲击都不可估量。比如手机,头些年你的店只要加盟移动、联通那些大运营商,就能保证赚钱。现在不同了,网商们的价格都很透明,服务也到位,很多人宁愿从网上购买。电玩、酒这些都是一样的,实体店在价格上没法同他们竞争。”
“可奶茶就必须有人亲自做!”泰德恍然地用笔敲了下本子,“也就是说,还是要靠卖‘服务’。”
“对的,尤其是学生这个群体,更多的钱他们也拿不出来,奶茶还是买得起的。”所以我的店铺自开业以来,每天下午都排着长队。
泰德思考了一下,“那薛姨同原先的员工们还有联系吗?”
我摇了下头,“她们都是外来打工的女孩子,四处漂泊,很快就失去联系。只有华月在出国前和我通过电话,她哥哥后来去纽约城市大学什么皇后分校读书,为她办了探亲签证。虽然没在电话里明说,但我感觉她是不会再回来了。”
希望她还好吧,我在心里说。我对那些逾期滞留美国的华人生活并不了解,但想来不会轻松,除了谋生之外还要时刻担心自己的身份。“也不知她现在是否一切安好,”我添了句。
对面的泰德双手捂在笔记本上,头低得有些僵硬。过了会儿收起笔记,抬手将桌上的录音机关掉,对我说了三个字:“我知道。”
什么?泰德这三个字立刻驱散了我午后的倦意。本以为采访就快结束了,冷不丁炸了颗响雷。原来泰德早就认识华月,也就是说他这次采访并非随机找上的我,而是另有隐情?
“薛姨,原谅我没有一上来就和你说实情,”泰德带着真诚的歉意望着我,“这些天来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好多,十分感激你知无不言、倾囊相授。现在不知你可愿听听我这头的故事?”
当然,我点头,在椅子里换了个坐姿。
“想必你也清楚,华月的哥哥虽然拿到奖学金去美国读书,他们一家子都不宽裕,同在一个国家的哥哥没法接济妹妹。所以华月去到纽约后,先到新泽西一家华人农场主家做住家保姆。那家给的报酬还不赖,只是孩子早产了两个半月,白天黑夜地哭。华月虽是能吃苦的女孩,十来天后也扛不住了。”
这我同意,毕竟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大姑娘。
“之后她去法拉盛一家美甲店做小工,当然是黑工了,每周只休息星期日,那天她会去中央公园门口的街上卖画。薛姨你可能不了解,中央公园附近有不少卖人像的艺人,通常都是画些奥巴马、川普、赫本之类的名人。我那天带着儿子去玩……哦,我忘记说了,我离过婚,孩子我和前妻共同抚养,通常会在周末送来我这里。”
原来是这样,我大概能猜到接下来发生的事。
“……经过一个亚洲女孩的画摊前,我随意扫了眼她的画,眼睛一亮。她画的那些人物与别家不同,孔子我认得,还有些穿袍子穿军装的华人我不认得,剩下的像是普通中国民众。当中有幅画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是位五十岁上下的大妈,画得生动传神。大妈的脸上虽然写着苦难,但眼睛里闪烁着智慧与乐观,嘴角抿得很坚强。于是我便驻足,用中文向她询问画中人,满以为会是她的母亲或姨妈谁的。你猜她是怎么跟我说的?”
泰德说最后这话时,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我。又一个惊雷在我头顶炸响,难道画的竟然是我?也就是说,我这张一辈子没去过西方世界的老脸,也登上了纽约中央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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