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姨,能否谈谈你经营这个行业遇到的困扰都有哪些?”
今天我俩约得早,一同去吃广州荔湾区最负盛名的源记拉肠粉,边吃边聊。店面真的不大,同随处可见的粥粉面店比起来,也就是在户外多摆了几张桌子,因为顾客太多。
泰德说他喜欢这里用抽屉拉肠法做出来的表皮皱皱的肠粉,容易挂酱油。这种肠粉在美国的唐人街极为少见,那里卖的大部分是表皮平滑的卷筒状肠粉。是这样吗?我没去过美国,这个年纪要是移民过去,肯定住不惯。
“困扰……”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三四个选项,先捡重要的说吧。“应当说,最大的困扰不是来自顾客和工作人员,是上面的各级管理部门,以及那些形形色色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政策。比如说,营业需要的各种许可证。”
泰德点了下头,“我记得你前面提过一个消防安全证?”
我忍辱负重地叹了口气,掰着手指头给他看,“要办一家KTV,除了营业执照和消防验收外,还要办理卫生许可证、文化经营许可证、环保证、企业代码证、特种行业许可证等。这些也都算合情合理的手续了,至少办一次可以管一年到几年不等。最怕的是那些莫名其妙的玩意儿,而且朝令夕改,今天让你干这个,明天让你干那个。”
这时我俩已吃完早餐,见还有顾客在等座位,便打车回他的办公室里,继续刚才的话题。
“比如几年前北京上海的夜店要求员工统一去公安局办理IC卡,必须持卡上班。这种卡分五个类别,不光是接待客人的要办,比如我这种管理人员,办B卡,有时被人戏称为‘妈咪卡’。销售和佳丽们是E卡,连后勤人员都要办理D卡。”
“要是不办呢?”
“警察随时会突袭KTV包房,既非客人也没有IC卡的,无论本店还是外来人员一律带走。我还听在北京一个同行说,因为办卡时要交身份证复印件,一旦你办了卡再用身份证去酒店开房,警察们立刻就收到信息了。”
“那不是很没有隐私?”
我摆了下手,“隐私都算小事了,平头百姓的,其实没人关心你的隐私。主要是麻烦,还要交费。有阵子规定去夜店唱歌需要办理‘歌手证’,没证来唱歌的算非法唱歌。”
“非法唱歌,”泰德笑了,“捡破烂的要不要办证才能翻垃圾箱?”
“你以为没有吗?早些年是要申请‘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人员证’的,直到2016年前后,中央一下子取缔了一百多个类似的职业许可证。像IC卡那些,目前也都不再强制了。”
泰德在笔记上写了一会儿,问:“薛姨,我有个严肃问题一直没有问。你作为从业人员,对夜店、或者说,所有处在灰色地带的这种娱乐性陪侍服务业,其存在合理性是怎么看待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聊起这种话题我烟瘾又上来了,不过还是尽量忍住。“夜店这种事物的出现,不可以孤立于社会现状进行评价。这其实是非常古老的一个行业,究其原因,在于社会阶层的分化与资源的不平等。”
泰德笑着插了句嘴,“再说一遍,薛姨你很有文化。”
“哎哎,”我摇头,“好多道理是我同客人聊天的时候听来的,不是我发明的哦。要知道我们这里经常会有珠三角一些小老板,带着同他们合作的大学教授来唱歌,偶尔还会有教授的女学生一同前来,都很有文化的……扯远了,应当说,夜店是为数不多的、能让阶级地位差别很大的群体近距离接触的地方。”
“我同意,”泰德说。
我拍了下胸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鄙视那些已经成了家还终日流连夜店、同小妹们调情的精英男士。我也看不惯年纪轻轻不肯正经恋爱结婚、非要‘玩够了’才肯收心的青年。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社会上还有一大批底层劳动力,他们这辈子基本上没希望娶到老婆,连搭伙过日子的女人也找不到。这些人的荷尔蒙找不到宣泄的出口,始终将是社会不稳定的一股力量。即便在你们西方国家,夜店也是到处存在的,我的信息准确吗?”
泰德点头,“哈德逊河沿岸就有不少绅士俱乐部。”
我接着说:“所以与其想方设法去打压这个群体的‘不良’行为,倒不如溯本清源,看看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劳动与收入的不匹配,是哪些人几亿、几十亿往家捞钱,一个人霸占几百个老婆。假如穷地方的女孩能保证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同时,不必为家里的生计担忧,那愿意来我这里上班的人数就会少得多。”
我其实是北方人,本来也不吃这些的。是后来去广东读书,老公也是那里人(咦?越说越像文中的妈咪了,哈哈哈)
哎呀,同问,纽约的肠粉正宗吗?昨天女儿刚在唐人街吃。我们出城也吃了,我们这里的味道不咋样。没注意肠粉还有皱皮的,哈哈。
喜欢高妹作家的小说,很让人有代入感。记得你原来还写过学术界的事,也是门儿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