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达书记

【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刘达书记

张永谦

作者简介（百度百科）：1950年从军，参加朝鲜战争。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在部队转驻南京时考入南京师范学院函授部中文系。热衷于写作，曾有诗作在空军获奖。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1958年转业到正在创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物理教研室工作期间学习了大学物理课程。后任职中央高级党校。

爱惜人才，珍惜友情

刘达视才为宝，十分珍惜同志间友情，是人所共知的。1964年，中国科大某教研室通过人事部门提出了一个要调出学校的教师名单，说这几个人表现不好。刘达问怎么不好？回答说有“走白专道路的倾向”。刘达没当即表态，恰在此时，严济慈（当时任中国科大副校长）来找刘达，说有几个年轻教员要调出去，据了解这几个人学术底子都不错，是有发展前途的，调出去太可惜了。刘达听从了严济慈的意见，把这几个年轻教员留了下来。现在，这些人都在学术上取得显著成绩，成为知名学者。

刘达对我说：现在都在讲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实际上，还是求全责备，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有些人钻到业务里，不懂其他事，有些人还有怪癖（他举了中国科大一个教授的例子）。可是他们有真才实学，这样的人要用其所长。爱惜人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大概是因为我在学校工作时间长，对知识分子多一些了解罢了。

刘达与严济慈之间有着深厚的友情。刘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时，常与严老在会上见面，但觉得在会上见面谈不深，就经常去严老住所访谈。他对严老非常尊重，曾题赠严老一幅字：科学之光。严老也回赠刘达一幅字：老骥伏枥。在1990年以后，刘达仍定期去看望严老，两位老人见面后都很高兴，但因年事已高，说不了太多话，二老就相对而坐，相视而会心地微笑，在无言中交流着真挚的情感。每当刘达告别时，严老总是一直送到大门。

他对下属和学生也有着特殊的感情。只要有谁工作、学习、生活上有困难，包括两地分居、学非所用、子女就学、婚丧嫁娶，他都尽量帮助解决。有一次，一个原在黑龙江工作的日本籍干部的子女来找他，起因是女孩的母亲（日籍干部）1977年回日本探亲，回来时带了一笔日元，海关工作人员要她存在海关，用时再取，但她不知道存放时已经兑换成人民币，1990年，她去取钱时，由于汇率变化，损失很大，她就让女儿来找刘达。刘达认为，海关的做法是依据当时政策，无可非议，但造成的损失也是事实，应该从实际出发，酌情处理。他为此事，跑了不少天，终于圆满解决。

“我不算教育家”

1982年夏，《北京晚报》约我写一篇刘达的专访，以“百年树人”为题，内容主要是呼吁国家要重视教育。文中我称他为教育家，他不同意这个称呼。我说，蔡元培只当了几年北大校长，人们都称他为教育家，你当大学校长、书记几十年了，还不能叫教育家？！他说：“当教育家要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我有，但不系统、不完善。我自己不教书，我非常尊重专家和教授。到科大上任之初，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拜访在科大任教的教授和科学家，形成了我对办好科大的一些想法，主要是加强基础课，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加强学生的实验技能训练，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可惜当时政治运动太多，我到任不久就去搞‘四清’，‘四清’的队伍还没撤回来，‘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没有时间去实现这些想法。大学里领导核心很重要，要真正实行民主也没那么容易，从上到下有许多糊涂观念，比如，我作书记，有同志说在党委会上书记一人算三票，副书记算两票，党内哪有这种规矩？可说服这些同志也不容易，因为那时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许多地方和部门还不是一人说了算！我说我只算一票，大家刚适应，‘文化大革命’一冲，党委垮了，谁的票也没有用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到清华大学，主要是坚定不移地‘拨乱反正’，为一大批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有些办学的想法还没有条理化、系统化（主要是想办成文理并重的大学，摆脱旧模式的束缚）。所以，应该说我懂得学校的工作，

解放后对党的教育事业有一点贡献，还不能算是教育家。”我当初认为，在“晚报”上发表一篇小文章，不必过分认真，在发表时编辑同志还是给他冠以教育家的头街。见报后刘达还批评我不听话。

开办“回炉班”

刘达一生在教育工作岗位上奋斗了近四十年，每到一个学校他都以自己的勤奋、智慧与魄力，赢得师生的爱戴。他在办学中，特别尊重教授学者，重视领导班子的团结。中国科大是一所年轻的大学，怎样建设？建设什么样的师资队伍？这是刘达在任学校党委书记时始终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刘达以敏锐的目光，抓住学校长远建设的这个关键，培养和造就了三代教师队伍。首先，从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调进一批“高才生”和经验丰富的科技工作者，形成了稳定的第一代教师队伍。这一代人为科大的建设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科大在“文革”后迅速恢复和繁荣的基石。其次，他置所谓“近亲繁殖”论这样有争论的问题而不顾，从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出发，在科大第一、第二、第三届的毕业生中留下了一大批人，形成了科大第二代教师队伍，这些人在后来担负了许多重要岗位的领导工作。第三，在“四人帮”横行的“文革”后期风雨如晦的年代里，刘达以无畏的胆略与魄力，顶住压力与攻击，适时地在全    国范围内挑选300多名1967－1970四届毕业生，开办“回炉班”，组织他们回校，经过两年以上的培训后补充师资，取得了成功。现在，在科大以至在中国其它一些科研部门挑大梁的教授学者，有许多就是“回炉班”的学生。说起这段往事，知情者都佩服刘达的远见卓识。改革开放以后，他在教育工作中坚持拨乱反正，适应时代潮流，从不墨守成规，不愧为教育家的称号。

一时急中生智

面对逆境，刘达总是冷静、从容、机智地应对，显得坚定、乐观而又风趣。“文革”中，中国科大迁往合肥，一列列装运设备的火车到站后，需要人去搬运，刘达虽已年过花甲，工宣队还让他去搬，他搬不动，工宣队长就走过来说：“刘达，怎么你没出汗？”刘达不愠不火地说：“我的汗，这些年都出完了，没汗可出了。”那个安徽著名的造反派头头，被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气呼呼地走了。这事在科大传开来，师生都非常高兴，好像是替大家出了口气。

那时，经常有人来“外调”。“外调”的人总是要刘达按他们的要求提供“材料”，稍不合意，就拍桌子，训斥刘达：“态度放老实点！”刘达平静地回答：“正因为老实才这样说。按你们的调子说，就不老实了。要谈就这样谈，不谈你们就走。”

“文革”中，凡关在“牛棚”的人都要挂着牌子排队去食堂吃饭。刘达胸前是一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是一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两块牌的两根铁丝交叉在刘达的脖子上。有一次在走向食堂途中，另一派来抢刘达，在一片混乱中，刘达奋力脱下两块牌子，拼命向关押他的一派跑去。多少年后，他谈起这件事时说：“我如果不快点脱下牌子，两派一拉，非把我勒死不可；我如果不跑回关押我和保我的一派去，两派会打得更厉害。这是我在‘文革’中最危险的一次。”我问他：“当时怎么判断那么快？”他说：“一时急中生智，一切判断都发生在十几秒中，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跑得那么快，大概是一种求生的欲望和对两派打斗的忧心在潜意识中起作用吧！”

《科大瞬间》文学城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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