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幸运的人生

【科大瞬间】293期

我幸运的人生

李林林776

 

 

 

 

【导读】

 

四年前，《科大瞬间》曾发表了我弟弟李文禾写的《难忘的1977年——仨兄弟同年考上重点大学 》，讲了1977年我们仨兄弟同时考大学的故事。后来我又与其他校友兴奋地回忆了当年若干相同的经历，有很多感慨。

 

回忆我半生走过的路，从科大走出国门，到36岁在德国期间破格晋升郑大正教授，一路走来，无论是读书、工作还是家庭，收获了满满的师生情、同学情、友情和亲情，感觉自己特别幸运。谨撰此文，献给所有给过我爱和帮助的人。

 

 

 

 

 

一、转折1977

我1977年的高考以及后来的经历，又充满了戏剧性！

1961年，我上小学。文革前，空气已经很令人窒息了。解放前，我家有30多亩地，我父亲一直在外求学，奶奶一个人在家，种不了那么多地，就请了一个长工，所以土改时定了“富农”成份，属于剥削阶级。

我上五年级时，有个老师叫吕书海，经常因为我的家庭成份而视我为“阶级敌人”，只要我一捣乱，他就会声色俱厉地说：“你这个小富农崽子，还敢捣乱？！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

那时候，我一见填表就心神不宁，因为我属于另册。

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刚刚上完小学5年级。1966年到1971年开始上高中前的那5年，我什么都没有学，岁月基本都是荒废掉了。1971年初中毕业时，我父母问我什么是因式分解，我说老师没有教过，他们说这怎么得了，我说我是班里最好的学生！

如果不是时代的轨迹发生了变化和我生命中遇到的贵人，我可能就这样下去了。

那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加上读书无用论，我自然不想上高中，满脑子去当工人。领导学校的是工人宣传队，工宣队长叫肖光浦，他是我父亲的学生，且对我父亲十分尊敬，我跟他说我想当工人。有一次考试，他正好视察到我的班级，看了我的试卷，就说：“你这么好成绩的学生，当什么工人？上高中去！”

我们学校我们这年级有16个班，加上其他学校的初中生，总数有20多个班1000多人，报名上高中的只有180多人。这180多人分成了三个班。

刚上高中，遇到“回潮”，就是上面说学生的主要任务不是搞革命，而是学习。我们学校有洛阳市最好的老师，我们又是文革以来第一届高中生，学校非常重视，选了许振铎做班主任。许老师留苏毕业生，教语文，陈振镐老师教英语，皮祖基老师教数学，高勤老师教化学，徐新辰老师教物理，他们是洛阳市最优秀的师资队伍。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如鱼得水，而且再也没有人说我成份不好了。

刚上高中时，我们的水平真是行。作文，全班同学都：“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我校也和全国一样，形势一片大好”。在许老师想方设法教我们什么是作文，在他的教导下，忽然有一日，我开窍了：原来作文就是怎么想就怎么写！

有一次英语考试，分三个班，试卷各不相同。十分钟我就把我们班的考卷做完了，就去找陈老师要其他两个班的考题来做。陈老师说这是考三次有三个成绩，最后要按成绩最低的那个分数算啊。我说好。然后我用三个成绩中最低的那个，依然是全校第一。

那时候上自习课不允许离开座位，但我例外，我不仅离开座位在自己班来回转，还敢跑到别的班串门，老师们看到了也不批评——这是我的特权。每到学期结束，学校教导主任訾书雪老师总是在全校大会上表扬，说我成绩全年级第一。

高中只上两年，好象最后一学期，又不提倡学习，改劳动最光荣了。于是我们改上课为在学校打砖。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真正学习的时间不到六年半。

初中，高中毕业时，部队到学校招技术兵。学校极力推荐我去，但终因我的富农出身，政审不合格，不能通过。

高中毕业了，“上边”说不打算从应届高中生里边招收大学生了，于是我就下乡了。

我到底是年龄大了几岁，知道读书不是无用的，下乡时也带上了数理化课本。不过，到了乡下，就没了读书的条件，书就被卷烟叶抽了。

在乡下待了两年多，那时我最怕的不是烈日和劳动，而是长时间没有任何菜，饭里只有盐和油,连咸菜也没有，实在难吃。

后来我也想，人生是不公平的，知青才在乡下待几年，就受不了，农民一辈子却都是这样！本来就那么多地，也有足够的劳力去种，忽然来了那么多的知青，还要从那有限的资源拿走一部份，想想我们实在是对不起他们。没有我们这些知青，也许他们的日子过得还会好一些。

1975年，邓小平回到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提出“四个现代化”。洛阳是重工业基地，需要人，于是我有回城的机会：凡是下乡超过两年的知青，全部招工回城。我进了中国第一拖拉机厂当天车工。1976年，因“要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又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还是1976年，打倒邓小平的人也被打倒了。邓小平又出来了，中国从此开始剧变。

1977年下，我高中毕业已经快五年了，但我实在不甘心开一辈子天车！

终于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边上班边复习。紧张了一个多月，考试那两天我只觉得昏头昏脑，不知那两天是怎么过来的。幸运的是我考了三百多分，洛阳市理科第一名。

我第一志愿报的是清华大学计算数学专业，想这样既继承了父母的数学专业又与新兴的计算机有联系，多美好的事啊！但是，清华大学把我的档案退回给高招办，我没有被录取。问题出在政审上。由于父亲是富农，我需要“二级政审”，重点大学与重点专业不得录取。

当时像我的这种情况有很多。河南省教育局局长叫王锡章，在省高招办会议上，他以我的情况为例，批评这个荒谬的政策：这么好的学生，清华大学却因为其父亲的家庭成份而不能上大学，况且他父亲本人也不仅不是富农，还是河南省人大代表。

会后，王局长拿着我的档案亲自送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河南的招生处，我被录取在一个保密的专业：无线电系遥控遥测专业。真心感谢王局长，感谢高招办的工作人员，感谢科大和科大河南招生的老师。王局长的背后是民心，是时代的剧变。

我的两个弟弟就没有我幸运了。那年，河南的本科线还不到200分，他们一个265，一个261，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他们都没被第一志愿 录取。后来，一个上了武汉水电学院，一个上了河南大学。

二、科大的日子

当时科大的学制是五年，这样我就有了足够的时间打基础。尽管无线电系属于工科，科大还是让我们学了三年半数学，两年半物理，一年化学，这对我以后工作帮助很大。学校开的专业课更是领先于时代，象《信息论》和《噪声中的信号检测》等课，就是过了四十年，放在今天依然不落后。《遥控遥测原理》课更是开无线通信专业的先河。《科技英语》也令我终生受益。

那时科大人才济济，很多省市的第一名都云集科大。同系同学后来又同事的蔡璐菁高考前只有初中学历，这得有多强的自学能力啊！科大学风特别好，下课后大家围着老师不让走，争先恐后地问问题，与老师怎么争论老师也不生气。老师尽最大努力教，我们尽最大努力学，每天天还不太亮，校园已经到处是读书声了。不时走来一两个教授，听到南腔北调的英语，会主动纠正我们的发音。

科大门前（左：7767李林林，右：7767徐天宁）

那时的科大学生十分用功，在我看来用功程度似乎与书包的大小有关：我们班同学的书包一个比一个大，有人把所有的书都装进去，早上出了宿舍，一天整都不用再回去换书了，这样可以节约时间！同学许蔚干脆让他妈妈做了个大书包，这书包，个头大啊，在科大数一数二【4】。我在科大学习不能算用功，用的是小书包，但也经常学习到半夜，有一次学到早上五点。

刚开始时，我们住在图书馆楼。一个宿舍13个人，其中有位舍友叫杭志强，一进校，我就被他震住了。那时，我学的英语，基本全部还给高中老师了，却看到杭志强拿着一本砖头一样厚英文原版物理书，说在研究相对论！又一日，看到他拿着一本英文书，说是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小说集。

神一样的志强！但是，一个宿舍待久了，也就不神了，我居然发现他也有不如我的地方，比如我的床上永远干干净净，不仅如此，我还会叠每天被子，而他那里永远是狗窝。

再待久了，终于知道了狗窝里的志强与我的区别，我的业余时间是用来打牌下棋的，他却在自学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他是无锡人，江苏人杰地灵，77级学生水平非常高。听说杭志强能进科大，也有一段传奇。因为他的分数离科大的录取线还有一段距离，进不了科大。他找到了科大的招生小组，递上他翻译的美国大学物理教材手稿，于是他被破格录取了。还听说破格录取不止他一个。现在想想，什么样的大学才有这样的胸怀！这样的学生又有哪个大学又不应该录取？

1977年从洛阳考到科大的有两个人。我已经很大了，进校第一天就被大家叫做“老李”。另一个洛阳人是1961年出生欧卓成，卓成小名洪泰，近代力学系爆炸力学专业，这个专业据说是研究原子弹爆炸后的力学效应的。刚到南方，我的北方胃受不了一天两顿的南方大米，于是天天胃酸，不敢吃了。我的饭只能靠凭馒头票供应的一天一个的馒头。洪泰其实是南方人，早上也能吃大米，他就把馒头票给我。这样我早上吃两个馒头，二两稀饭，中午晚上基本不太吃饭，有了洪泰省下的馒头票，我才艰难的度过了北胃南变期。

洪泰聪明，任何东西一学就会。魔方随便一玩，50秒就可以转出六面，那年考试，他数学分析成绩不太理想，就用一个暑假把吉米多维奇习题集从头做到尾。他身强力壮，那年与76级打架，他冲在最前边。

我和洪泰都谈了女朋友。后来他女朋友考上了研究生而他没有，两人吹了。他心情不好，于是主动报名到新疆基地工作，要去研究“原子弹爆炸后的力学效应”。学校正为没人到基地去发愁，这一下洪泰成了中国科学院十大杰出青年。但他却又拒绝入党，说他“不是思想先进才去基地的。”

洪泰交友广泛，到了基地后，基地专业和非专业人员全是他的朋友。后来基地搬到西安，他也分到了营职楼里的房子。1989年，我与当年的女朋友早已成为孩子她妈的太太去旅游，洪泰私自让司机班长开着部队的小车把我们接到军营。酒足饭饱之后，拿出一部黄片，看得我和太太面红耳赤。在这之前，谁见过这等场面！

后来洪泰去了北理工当教授。去年我们班的群上突然传来不幸的消息，洪泰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才60岁令人唏嘘。是想念他！

大学，和洪泰在一起（左：776李林林，右：775欧卓成，照片是洪泰自己洗的）

三、师从杨恩泽（武研院读研）

我在学校图书馆的一本杂志看到说光纤通信很热门，专业的开山鼻祖是华裔高锟博士——后来他因在光通信领域的杰出成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于是就想读光通信的研究生。邮电部下属的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是这本领域国内最先进的单位，研究院的光纤通信研究所总工程师是赵梓森，后来他当选为工程院院士。我报了赵先生的研究生。那个假期我去武汉见了赵先生。他非常亲切，虽然他工作很忙，但还是跟我这个不知深浅的年轻学生谈了好久光通信的美好前景以及研究的难点，并告诉我如何备考。后来，到院里报到我才知道我的总分在所有报考人中名列第一，被分为研究院总工程师杨恩泽名下，成了他的研究生。杨老师后来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实用光纤通信系统）。

进先生门前，听说杨先生对学生非常严厉，我的几个师兄还被训哭过。但我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他对我总是非常和气，“要不要在我家吃点排骨”？是他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

毕业这么多年了，我与杨老师一直保持联系。过年时我总是和师母李老师会先聊一会儿，然后师母会大喊一声：“杨恩泽，李林林电话！”杨老师后来调到天津大学，到99岁去世前还在上班。临终前，在孩子们的帮助下他把财产全部捐献给了社会，真是我等小辈的楷模！

杨老师是搞相干光通信的大拿。到该做论文的时候，他跟我谈了大概五分钟。说相干光通信的关键是激光器的光谱纯度，那时从未意识到这几分钟竞是我多年研究的开始！

研究半导体激光器要用到量子电子学，但这在当时几乎没有人这么做。本领域的研究人员要么是通信转半导体，要么是半导体转通信。科大给了我坚实的数学和物理基本功。武汉邮电科学院又教了我光通信的最新知识，加上杨总和赵总都有光通信方面的专著，供我学习，再加上我太太是学化学的，多学科跨门类的知识交流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和快乐，后来我女儿名字就用了半导体激光器需要的一个化学元素。

自学和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后，不敢说自己已经在研究的前沿，但也感到自己已经了解了前沿。我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发表在一级刊物《电子学报》上，尽是算符，洋洋洒洒好多页，我也很是自豪了一阵子，从投稿到定稿我都没有让杨老师过目，当然也真是没有机会告诉他。他是院里总工又是职称评定委员会主席，开会从早到晚，根本见不到他。

我和太太郭燕1982年结婚，她也是77级。人跟人实在是不一样，她是那种学习不想下功夫，但考试成绩也不错的人。周末到城里，这一家电影院看完一场电影又接着到另一家看下一场，看完了，吃二两包子一碗馄炖，然后回学校。她整天希望停电——这样就可以既不学习又不用愧疚了。77级毕业时，每个教研室提名一个留校，最后，她留在了母校河南大学当助教。

到我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她一个人带孩子，很是辛苦。她不喜欢武汉的天气，我们又都想离双方父母近一点。这样，郑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她就调到了郑州粮食学院，希望我能分到郑州大学。郑大很爽快地答应要我，但武邮院不让走。太太就抱着孩子来武汉，和我一起去找李光临院长。找了几次后，李院长终于同意放我走，条件是郑大用两个英语专业的本科生换。

四、从洪堡学者到最年轻的教授

郑大日子过的飞快。那年，我给同学沈晋原写了一封信，开玩笑说：太太依旧那么漂亮，女儿无与伦比的漂亮。这段话让老沈赞叹不已，多少年后见面后还提起。除了教本科生和研究生课外，我全部身心教投入到了光通信的研究。看英文论文对我来说跟看中文小说一样入迷。看好的文章实在是一种享受，动情之处，也会拍案而起：人家怎么能想到这些！人家怎么能写得这么！

当时，我们的条件有限，主要依靠计算机仿真。1988年，科大本科毕业6年、武邮院研究生毕业3年我破格升了副教授，那年，我33岁。

第二年，学生上街，也在校内募捐。看着学生们热切的目光，我就把口袋里所有的钱掏了出来。又一天，正在游行的同系老师向我招手，于是我就也跟着队伍去了省政府门口。

那时我刚被选为河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要政审。但系里说我不合格，不出证明。我一气，跟总支书记吵了一架，但政审还是不合格，于是我不是优秀科技工作者了。

那段时间，我单枪匹马获得了国家青年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科研一帆风顺，新想法层出不穷，好像进了阿里巴巴的宝库。信手写来连打草稿都不打就是一篇论文，顺手一投，就发表在一级刊物。这边仿真结果出来，那边论文就写好了。最快的时候，不到一星期就可以写好一篇文章！所有与我专业有关的一级刊物，像《中国激光》，《光学学报》，《通信学报》，《电子学报》等都发表过我的论文。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期刊上也开始发表我的论文——投往国内外杂志的文章基本没有被退稿。

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同行的认可。别人的引用是对我的肯定，作为同行专家审查别人论文时的谨慎，证明已有的实验现象，找到新的规律，对未知的探索，这种美妙，这种美丽，这种幸福，难以用语言表达。

太太包揽了一切家务，还要带孩子，非常辛苦，但是隔三差五地到邮局取一笔稿费，她还是笑得满开心的。

根据国家科技情报研究所的统计，1988和1989连续两年，我在公开刊物发表的科技论文都居全国第一，1988年11篇，1989年16篇。《光明日报》，《中国科技日报》等全国性的报刊都作了报道，科技情报所还派专人到郑州大学了解情况。

从科研处到学校，校长车得基，副校长、党委许书记曹策问都十分高兴，车校长更是亲自到我家里看望我。当时学校分房紧张，若按工龄职称排队，根本轮不到我，我却意外分到一套三室一厅的新房，那是车校长第一次在学校分房的事上使用了校长权力，奖励我的。后来我又获得了第一批国务院特殊津贴。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碰到科大学弟蒋颖波。他说，像你这种情况，可以申请洪堡奖学金。洪堡奖学金是德国政府为了纪念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von-Humboldt）而成立的博士后奖学金，用于资助优秀的博士到德国进行科学研究，在德单位可以自己联系。洪堡奖学金在德国很有名, 凡是获得这个奖学金的人，德国驻华使馆都会给本人和家属签证。中国政府也很重视，指示凡是得到这个奖学金的人，家属与本人可以同行出国。

我没有博士学位，基金会按同等学历经过更严格的审查后批准了我的申请，那是1991年。

我全家在德国呆了不到两年。我在柏林工业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erlin, Germany）师从皮特曼（K. Petermann）教授搞四波混频，那次出国，我确实开了眼界。论文依旧高产，短短几个月时间，IEEE期刊接受了我4篇论文，在电气工程师学会（IEE）期刊上也有文章发表。每篇文章皮特曼教授都仔细阅读，初稿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批语。讨论问题时非常严肃，一点点不清楚他都要问半天。经常讨论完后我已经是满头大汗。他不仅治学严谨，为人也很谦虚。提前完成了皮特曼教授交给的任务后，我又对注入锁定感兴趣。尽管给我提了很多建议，每篇文章投稿时，他都坚持不挂名，说搞注入锁定不是他给的主意。跟着他，不仅学了怎么做学问，还学了怎么做人。

与Pertermann教授在柏林工大办公室（1993年）

在柏林黄少光，刘晋家中

（从左到右：郝平7767，黄少光7767，我女儿，李林林7767，我太太，刘晋7767，1992年）

洪堡学者有全德旅游的机会。基金会出资并组织大家在全德旅游半个月，不仅食宿全包，还有导游和旅游车全程跟随。我们转遍了全德的大小城乡。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个小镇，处处绿草，风景如画。那天恰逢小镇节日，街上人人载歌载舞，到处欢声笑语。我和太太情不自禁，也加入其中。一个问题浮现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人家也是从二战的废墟中白手起家，怎么把国家建设的这么好呢？

洪堡年会和德国总统在一起（德国总统府，1992年）

洪堡年会上德国总统夫人和我太太、女儿（德国总统府，1992年。女儿快睡着了）

洪堡旅游（科隆大教堂，1992年）

洪堡旅游（德国小镇 Bernkastel-Kues，1992年。穿红裙子的太太笑的多开心）

去德国不久，我破格晋升正教授。那是1992年，我还不到37岁，是当时河南省最年轻的正教授。那时，距离我从本科毕业10年，研究生毕业7年。

尽管这样，我还是有一丝丝的遗憾：虽然我在德国做博士后研究，但我却不博士。跟皮特曼教授谈过此事，他说如果我在德国读博士，论文答辩时就要用德语。这下，我犹豫了。

五、日本博士

我曾看过日本金泽（Kanazawa）大学山田富（M. Yamada）教授的文献，知道他跟我的研究方向接近，但我们素未谋面。我还是决定冒昧写信予他，说我想读他的博士，但我不大懂日语。他很快回了信，说日本有一些不错的大学，可以通过提交英文论文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可以用英语，他所在的大学就是其中之一。不过程序很复杂，要求也很严格，以前从未有外国人申请成功过。但他说我已经发表83篇学术论文，完成一篇高质量的博士论文应该不是问题，他愿意帮我试试。

当时，中国人申请日本签证比登天还难。尽管我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的客座研究员，但对申请日本签证也没有用。于是山田富教授在金泽大学、日本教育部、日本外交部和日本驻新加坡大使馆之间反复联系，又把他的个人税表寄给我，为我办签证做担保，还把我签证所需的各种文件翻译成日语或英语……

我大概有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签证也拿到了，我告别妻女，登上新加坡到大坂(Osaka, Japan) 的全日航空，去金泽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当时神户 (Kobe, Japan) 大地震刚过，那个航班很空，十几个空乘人员，一个乘客，就是我。孤独的乘客真有些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感觉。

1995年1月23日，我顺利通过答辩。是年，我40岁，科大毕业13年，武邮院毕业10年，终获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答辩（日本金泽大学，1995年）

餐馆庆祝通过答辩（日本金泽市，1995年。山田富教授请客）

（右一是我在郑州大学电子系工作时的学生李江鸣，此时她正好在金泽大学留学）

IEEE 光波技术杂志2023年5月接收了我的一篇论文

六、感言——一个博士，三代人的努力

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会想起，我这一生是多么幸运。如果文革再持续几年，如果77年没有高考，如果没有王局长，如果没有科大,武邮院和郑大，如果没有洪堡基金会，如果没有山田富教授，如果没有许许多多给了我这样那样帮助的人们，我怎么会有如此丰富的人生！古人讲：滴水之恩，当泉涌相报。我怎么能不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与那些没有机会上高中，上大学的同龄人相比，我是何等的幸运！

我们弟兄是外婆带大的。外婆是个一字不识的小脚妇女，又中年丧夫，家贫如洗，但她靠着坚强的毅力和少有的远见，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一个人种地，却让三个子女全部上学，接受良好的教育。后来，我母亲和两个舅舅都参加了工作。外婆不仅负责我们的衣食，还教我们做人，把一生都给了我们。第一次出国，站在柏林KaDeWe百货大楼的门前，我多么希望她能陪在我身边，用她那双有罪恶缠绕的小脚走一走自由的土地，见一见外面的世界！至少，吃一口外孙买给她的洋点心吧。

外婆姓冯，闺字姣文，但这个名字从来没有人叫过。在漫漫人类历史里，她也许还不如一粒尘埃，但我一直觉得她和她一样的女人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生存和崛起的希望。

我的父亲叫李永德，从小家境贫寒，但他求知心切。挣点钱，去读书；再挣点钱，再去读书，硬是靠一己之力，一边接济老家的奶奶和叔叔一边读书。跑日本，跑战争，踏遍了半个中国，终于拿到大学文凭。

父亲多才多艺，蓝球场上生龙活虎，风琴弹的如醉如痴，终于收获了一个小他12岁姑娘的芳心，她就是我母亲。父亲一生喜欢教书，每堂课前必仔细准备，哪怕是已经上的滚瓜烂熟的课，他也要备课至深夜。他是洛阳市和洛阳地区唯一的数学一级教师，我听过他的数学课，他讲话讲的出神入化。

在1957年，学校打右派，他是候选人，报到地委，地委书记说：这个人我知道，他不是右派。他侥幸逃得一劫。转眼到了文革，这次他跑不掉了：因为他工资和级别最高。这样的人不是反动学术权威那谁还是？

父亲对人和蔼可亲，对我们从来不发脾气。饥饿年代，一到星期六下午，我们兄弟几个就在大门外等他，他总会给我们带来好吃的！1977年，我们三兄弟同时考上了大学，他要同时供养三个大学生。工资到手，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邮局寄钱。几年下来，他存下了厚厚的一迭子收据。

父亲也是益友。刚到科大，看到同学们都那么优秀，我很是发愁，父亲回信说：不要只看眼前，出水才看两腿泥。

每年春秋时节，父母就到我郑大的家里住上几个月，他们很高兴。父亲喜欢每餐喝一杯白酒，趁母亲不注意，他就还再添点儿。我太太总是想办法给他准备点儿下酒菜，每餐不重样。每年放假，我们弟兄四个都聚集在父母家中，四儿四媳轮番上阵，坐在麻将桌前陪二老打麻将。父亲总是笑眯眯地数着他赢来的票子，弟弟弟妹们就对着我和太太高喊：“人民币也行，西德马克我们也收！”玩到兴起，我就把牌放明：不自摸不胡！斯情斯景幸福无边。

父母的笑容（洛阳，1985年）

父亲在我们一家从悉尼 （Sydney， Australia）飞到渥太华 （Ottawa， Canada）的时候去世。临终时说：“我想铟铟。”铟铟是我女儿。每每想到这里，我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母亲叫杨翠亭，那一年，也是孟津县唯一一个考到省立洛阳中学的女生，而且她是跳级考的。上了一年多，她又跳级考入洛阳师范。读师范期间依然成绩优秀，毕业时被分到洛阳回民中学，成了一名数学老师。

母亲工作努力，教室是她永远的目的地。她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每年都是优秀班主任，没有例外。每个学期，无论学生家住多远，她都要做两次以上的家访。回民中学地处郊区农村，周围的人十分纯朴，家长给予了她无限 的尊重和信任，总是对她说：“你就把他（她）当作自己的孩子，该打就打，该骂就骂。”

母亲乐善好施。父母工资颇高，亲戚，同事，学生，无论谁有困难，她都伸出援手。她也记不清到底谁借了她多少钱。有的同事借钱时干脆说：老杨，我什么时候有钱再还你！学校农村学生居多，很穷。吃饭时，她经常把不同的学生叫到家里一起吃饭。多少年来，家中吃饭的人从来都是多于6口。父母年迈后，我请了一个农村女孩玲玲照顾他们，他们倒给她做起饭来，轮流给她补习功课，说是要让玲玲考大学。

母亲脾气不好。作为数学老师，从未给我们补习过数学 ，只是在我们数学考试不是100分的时候，奖励一顿揍。对学生也是经常非训既骂，奇怪的是，文革时，学校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挨打挨批斗，60多个老师近30个“反革命”，有女老师被剃了阴阳头。但她却从来没有挨过一个学生的批斗，奇哉！

母亲既传统又时尚。临睡前，她总是用一只吃饭的大碗冲上咖啡，用她戴着硕大无比的24金戒指——那是太太跑遍新加坡的商店买到的全新加坡最大的金戒指——的手端着碗，大口喝下，然后倒头入睡。在多伦多CN塔最高层，我都不敢从玻璃平台上往下看，她却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大喊着：“给我照相！”

女儿是我和太太的骄傲。从小跟着我们几乎跑遍了全世界。有8年时间，从小学到高中，从东半球到西半球，从南半球到北半球，她在6个国家上了8个学校，总是刚交到一个新朋友，马上就告别，她基本上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令我们愧疚的是我们不知道学校风气好不好，在有的学校学习好的反而受岐视，于是就女儿受气，但她从无怨言。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语言给了她一颗坚强的心。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希望她从中获益吧。

她曾在渥太华的中文报纸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一篇写的是读巴金《家》的感想，成稿给我们看，难以相信是一个刚满7岁就离开中国的孩子所写。

到美国插班进入9年级下学期，全年级有450人，她第一年的GPA在200名开外——她的8年级在加拿大（Canada），还没有学过数学！第二年GPA就上升到45。第三年GPA已经是第7了。高中时，校长说：没有抽过烟和吸过大麻的站起来。四百多个同学，只有她和几个人站了起来。

后来女儿上了宾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她现在住在亚特兰大，是美国运通（America Express）的一个VP。女婿是女儿的大学同学。大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 （MD），现在埃茉瑞（Emory）大学工作，他们有一个7岁的女儿。女婿还没有拿到埃茉瑞第一个月的工资时，他们二人就坚持给我和亲家各买了一辆最高配制的Lexus RX350。

今年是我和太太结婚四十周年。结婚时，我们没有说过“till death do us part”，但我们一直这么做。有时候，不用对方开口，我们就知道对方要说什么。无论什么情况，她都无怨无悔，甘做牺牲。我实在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可以表达对她的感激之情，我只想说：我爱她，能有这样的妻女，父母和家庭，实在是上天给我的恩赐！

致谢：

感谢郑州大学77级校友楚翠霞赠送《回眸》一书，使我读到其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也感谢她把我和太太介绍给亚特兰大77级大家庭。感谢雷鸣校友介绍各种情况和科大的各种消息。更感谢77级群的组织者。我们很幸运，刚来就有机会参加不久前的大聚会。也感谢科大7767的同学们，许蔚，汪涛，张鲁宁，朱斌，陈为民，刘晋，王百鸣，郑勤奋，欧阳农跃，胡卫平，郝平，吴小平，杨军，刘钢，吕飒飒，谷锦明，冯文愉等关于大书包和本文等的讨论。

   参考文献

【1】黄慧总策划， 侯亚新主编，《回眸---亚特兰大77级纪念文集》， 亚特兰大77级同学会， ISBN1-59964-109-7，2020年7月

【2】李文禾，”难忘的1977年---三兄弟同年参加高考的故事“， 《新三届》， 1921年6月1日。“三兄弟同年考上重点大学” ，《科大瞬间》www.wenxuecity.com//blog/202204/77363/22874.html

【3】 雷鸣，私人谈话，2022年10月29日

【4】科大7767微信讨论，2023年5月

完稿于2022年12月。2023年5月文字略有改动，加了IEEE文章录取的照片和关于书包的叙述。

编辑：许赞华

《科大瞬间》文学城编辑部

许赞华 803 | 陶李 8112

刘扬 815 | 黄剑辉 815

滕春晖 8111 | 陈锦雄812 | 余明强 9115

陈风雷 786 | 沈涛 822 | Jay Sun 836

 吴钧 856 | 王 9015 | 林菁 8616

 

[时空穿越]

本人54年出生，77年考入大学。上大学之前的经历和此文作者几乎完全一样。
但上大学时就远没有作者那么幸运了。由于政审，我去了一所完全不知名的三楼大学。后面的人生就没有作者那么精彩了。
但是比起绝大多数的同龄人，我还是属于幸运儿。只需讲一点：我所有的小学，初中同学，没听说还有一个上大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