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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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干联站”始末
赵婉如（636）
1967年春夏之交，文革最初的狂风暴雨稍有缓和，逐步能听到为干部鸣冤叫屈的声音，这声音虽然微弱，但像春天刚刚露头的小草，生命力很强，从66年冬就开始蕴酿的反方向的思潮开始涌动，正是此时，科大“干联站”应运而生。
已经有不少文章介绍当时科大的党委书记、后来转任清华校长的刘达。他是“干联站”提出“好干部”的名单中地位最高最有名的。事实上，“干联站”还整理过其他好些位干部的材料，比如包忠谋，认为他们也是很好或比较好的干部，不仅不应打倒，还应该恢复他们的名誉，让他们继续为国家做贡献，做更大更好的贡献。
“干联站”是我在文革中参与的比较大的事件之一，大于我先前参与的“井冈山公社”的活动及其它的零星活动，比如接待各地来京串联的学生。从文革一开始，我就和其他一些同学有同感，对“打倒一切”不理解、不认同。虽然也受过共产党多年教育，头脑里深度地刻有“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教导，但在我们这批人成长的五六十年代中还是能看到不少西方各国的书籍，包括历史、政治、文学方面的，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制度，有虽肤浅的理解但感觉到相当强烈的震撼，法制民主在心里有萌芽的状态。以为人群中自然是最好的和最坏的都是少数，中间的是大多数，怎么说打倒就几乎无一幸免，而且也没有任何司法程序，这至少是对人的尊严的摧残。良知何在，人性中善的部分何在？我当时看过一些公布了的刘达的材料，没看出他有什么政治、行事和为人方面的大问题，相反，他工作过的地方大家对他好评如潮。这样的一个干部，为什么居然被看管起来，吃饭都要被看押着去？
说到“干联站”的成立，我要提一下可能一直被忽略忘记了的一个人——626 的魏尚丰。“干联站”确有强大的社会思想基础和许多同学的努力和鼓励，但真正成为一个有名号、有办公地点、有不少卷宗材料、有大量活动的组织，是在67年春夏，于教育主楼西四层，“井冈山公社”与626战斗队举行了一个联席会议，正式打出了“干部问题联络站”——“干联站”的旗号。我的“井冈山公社”的战友何毓宁按照联席会议的精神起草了《“干部问题联络站”成立宣言》，但他后来没有继续参与干联站的活动。张腊狗（张恒烈）、魏尚丰和我是较早的组织者。
“干联站”的早期重要会议都在校门内西侧第一排的办公楼开会，后来落定在校门西侧的二层门卫小楼内。626是“干联站”的主力，加上来自“井冈山公社”的陆宗伟和我，又不断加了636和其它不同系和年级的热血青年，和五系58 级毕业生、当时为辅导员的董会双等。魏尚丰后来参与的活动减少，这是他为什么后来不为人知的主要原因吧。张腊狗以他敢说敢当的性格，强壮彪悍的体魄，加上特殊的名字，更有他从看管刘达到拥护刘达的极有说服力的自身转变过程，很快就成了“干联站”的标识。我主要负责组织和计划工作。643的陆宗伟，626的严挹非、魏琨，636的朱天相，624的陶圻，634的王兴荣，626的王茂赞、张一平、王培德、王宝蓉、杭卓如、屠衡沧，636的魏茂钧、高雨芳、庄杭丰， 623的华强，645的李文忠，等等，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及和其它部门及其它高校的联系工作，编辑和印刷了数本在科大工作过的好干部的材料，相当有说服力。其他不少人，包括626的陈思轩、徐家辉、陈李斌等许多人都经常来干联站探询、鼓励，给予了很多物资和精神上的支持。说来有趣，当初攻击“井冈山公社”的一些人逐渐都变成了好朋友而不是对立面的人了。王兴荣和我还附带办过一个叫做“大马蜂”的小板报，征集发表一些短小的讽刺文章，为 “干联站”的活动摇旗呐喊，制造声势，也起到过一些作用。王兴荣有一次高兴得手舞足蹈地说，“干联站”集中了科大不少优秀的人才。
我们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68年秋。1968年8月9日开始，共500人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入校，不承认“干联站”为群众组织，并于 9 月 23 号这天办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强迫解散“干联站”，正式结束了它的活动，让大家各自回班听候分配。没想到等我们毕业后，居然还有人因为 “干联站”的活动被调查，比如我的同学朱天相，在他工作的单位里还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另一方面，张腊狗和陆宗伟却因为“干联站”，成就了他们几十年相濡以沫的美满姻缘，为我们这些朋友常年称道。
关于刘达，材料已经很多，不再赘述。“干联站”只是一个小组织，起的作用也有限，只是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大合唱中一个人的一声，但大海就是由一滴滴水组成的。潮流到了不能不逆转时，绝大部分干部就一个个逐步被解放了。
我们毕业后即使在天涯海角，也还关心着母校的情况，听到刘达和其他干部们官复原职，又有新位置、新措施、新成就，很欢欣鼓舞。我们这些人和刘达保持了很久的联系，可以说是忘年交吧。我为曾经替这样有信念、有胆识、有能力的好干部呼吁过而感觉青春无悔。
等我到了美国，后来读研究生后，刘达已是清华校长，他要去看他的董会双带话给我，让我尽快读完博士，去清华工作，他有位置给我。80年代的博士还蛮值钱，刘达的信息很明确，有了博士学位，他就不是因为我保过他，而确实是工作需要，没有网罗亲信或答谢的意思，他对其他和他没关系的人也会这样做。虽然我后来留在了美国，但他的鼓励和对晚辈的关心我铭记在心，也是我不断努力的动机之一。
最后，本文要感谢 643 陆宗伟、626 魏尚丰、645 何毓 宁、636朱天相提供了历史细节，增加了本文的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