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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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瞬间】第53期 | 华新民 625
【编者按】
曾经有那么一个年代，同一个系同一个年级的同学，同时毕业离校，毕业文凭却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版本。发证的年份跨度达三十年，签发文凭的校长跨度达几任。本文作者的讲述，为那个“艰辛探索”年代里的科大历史作了一个小小的注脚。
我的一张"假"文凭
华新民 625
1968年7月是我们625(近代力学系62级）毕业的正式日期。所谓正式日期，就是从这个月开始算国家正式工作人员，领国家规定的工资，今年是我们毕业50周年（本文写于2018年，编者注）。
有的人会说：且慢，科大当时是五年制学校，62级应该在1967年毕业，怎么1968年才毕业呢？问这个问题的人想必没有经历过文革,他们不知道，1966年爆发的文革,使得大学不仅停止了招生，也停止了毕业——66届以下的在校学生都被留在了学校，充当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闯将”。于是，本来应该在1966年夏天毕业的66届同学被推迟了一年多，到1967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66届学生才陆续离校走上工作岗位。
1968年6月，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我们67届据此文件在1968年7月毕业，在校时间实际为六年。68届同学则于1968年12月毕业，延迟了半年。
625的同学65年9月开始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66年6月草草结束四清被召回学校，投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到1968年下半年陆续离校。六年在校时间的后三年里没有接触过书本和学业，当然谈不上毕业考试或论文答辩，所以我们不仅推迟毕业一年，也没有举行毕业典礼。由于文革中派性造成的分裂，加上有部分同学毕业时被隔离审查或留校“待分配”，同学们也没有在一起照过一张毕业合影。按当时的说法，我们是“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残次品，政府费了一番心思和努力才好不容易把我们推销给了各个部门和省市，大部分同学要先到军队或地方的农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比如我本人就分配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的勐海解放军农场。
那时学校由进驻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持，这些宣传队的成员有来自解放军的，称为军宣队；有来自工厂的，称为工宣队。军宣队、工宣队决定每个毕业生的分配去向，宣布之后就发给每个准予毕业的同学一张相当于介绍信的派遣证，没有发给正式的毕业证书或文凭，记得当时军宣队的领导说：“你们是否算合格的毕业生，要等你们经过再教育之后由工农兵说了算。”
当时也有的学校是发了毕业证书的，比如我认识的一位北大同年级同学，就有“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签发的毕业证书，盖有宣传队指挥部的大印。证书印有“最高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毕业证书正文中最有实质意义的一句话是“学生×××……现已毕业，走向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战斗岗位。”
我们科大62级的学生后来还是拿到了毕业证书，但那是毕业后五年由学校补发的。1973年,学校向我们62级的毕业生寄送了迟到的毕业证书。我的毕业证书是这样写的：
学生华新民系江苏无锡人，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入本校近代力学系航空发动机热物理专业，一九六八年七月学习期满，准予毕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革命委员会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补发。（盖有革委会公章）
与北大在1968年的发的毕业证书相比，科大的证书除了有“革命委员会”的落款，已无“工农兵”、“战斗岗位”之类的革命辞藻，反映了1973年的政治氛围已经跟五年前不同，或许也反映了科大搬到合肥后已远离政治中心。证书中所说的入学和离校时间，都是实事求是的。但是其中提到的专业，跟我毫无关系。我们力学系的学生，要到三年级的下学期才分专业，我在三年级上学期尚未结束的时候即被学校调离力学系到“英语专修班”全职学习英语，准备毕业后留校充任英语教师，所以我没有进过力学系的任何专业，也没有跟同学一起下乡四清。只是后来文革爆发，到毕业时学校命运尚在未定之天，校方让我回到力学系参加分配，我就随便在“航空发动机热物理”和“爆炸力学”两个专业之间挑了前者算是自己的专业，虽然从未上过该专业的课程，它却伴我一生。每当说到自己的大学学历时都要重复一遍上面这段话来澄清文凭里的不实之辞。
由于下面要讲的原因，我的手上已经没有这本毕业证书，下面照片所示的是我们625同学刘德生保存的1973年收到的毕业证书。看得出来，“学习期满”的年份一九六八是事先印好的，可见这是专门为1968年毕业的67、68两届学生印制的。我的证书除了姓名和专业不同以外，其它都是一样的。
至于当初学校为何在1973年做出给离校多年的学生补发毕业证书的决定？我们无从知道。不过今天回顾四、五十年前的那一段历史的演变，或许可以这样说：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林彪出逃机毁人亡的事件，此后的一段时间极左路线的推行有所收敛，文革进入了一个后来被称为“右倾回潮”的阶段，这个阶段到1974年初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告终。就在这大约两年时间的“窗口”期，1966年被打倒的校党委书记刘达得到了“解放”并官复原职。刘达在恢复职务之后，做了一件至今被校友们称道的事情，这就是开办“回炉班”，把一部分学历残缺的64、65级学生召回学校进修深造，使他们成为日后科大青年教师中的重要力量。补发毕业证书发生在同一时期，看来也不是偶然的，这件事至少得到了刘达的批准，很有可能就是他想起了我们这些草草离校的62、63级学生而提议的。他肯定记得，当年坚持认为刘达是好干部、为解放刘达奔走的师生中，这两个年级的同学是主力，很多同学为此在毕业分配时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理。
不过我现在手上已经没有了1973年补发的文凭。1981年我通过李政道先生主持的CUSPEA考试前往美国留学，出国前夕，学校大概觉得革命委员会签发的毕业证书拿到国际上去“中国特色”太浓重了，甚至可能得不到承认，于是让我把1973年补发的毕业证书交上去，换了一张如下的毕业文凭：
今日细看这本文凭，有一点可以确定：这是一本文革以前的毕业生用剩的空白文凭，上面已经盖有郭校长的印章，而郭老已于三年前仙逝。这份毕业文凭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从手写的字体上看，是我本人的笔迹，但不是我自己随意填写的，而是学校有关人员告诉我如何填写，目的是让外国人看了之后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学生，毕业于一所有正常教学秩序的、由一位著名学者担任校长的学校。然而如上文所说，我和同学们在科大的期间恰恰是一个极为不正常的时期，所以短短几十个字就有若干造假的破绽，如当时力学系并无“工程热物理”这个专业，尤其是文凭说我“学习五年。按教学计划完成全部学业”，而实际上我在学校待了六年多，至少有两年是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显然不能算是在教学计划之内。为了与“学习五年”一致，又编造了一个假的发证的日期：1967年7月20日。可以说，这是一份假的真文凭。说它假，因为它不反映我在科大的真实经历，说它真，因为确实是科大官方盖了钢印的文书，不是地摊上买来的。三十几年来我携带着这本毕业文凭，直到今天，在国外似乎只用过一次，就是到圣迭戈加州大学的研究生院报到时递进去文凭和成绩单的英译文本，也许因为我们这批学生是通过了李政道先生主持的考试的，美国的学校并没有对我的大学文凭给予特别的审视，几年之后，获得了更高的学位，就没有人要求看我的大学文凭了。
今天我们625的不少同学仍保留着1973年由科大校革委会签发的毕业证书。也有一些同学因为出国学习访问或定居求职的需要，或者觉得革委会的证书含金量不如由校长签署的文凭，向学校要求更换了新的文凭，但是文革前剩余的空白文凭已经告罄，他们更换后的文凭大多是后来重新印制的，下图就是625的同学郭长铭在1989年换发后的毕业文凭，可以看出，同我出国时得到的版本稍有不同，不再列出所学专业，这大概是一种同国际接轨的做法，因为国外的文凭一般不会注明系以下的专业。当然，不再有郭沬若的印章了，而是由换证当时的校长盖章，发证时间也用了真实的日期并如实注明了“换发”二字。然而，“学习五年。按教学计划完成全部学业”的说法，仍属不实之辞。没有办法，这是学校给所有毕业生印制的文凭，总不能为我们这几届特殊时期的毕业生印制另外版本的文凭吧？再说，本来就不能指望简短的文凭把我们这些同学形形色色的曲折经历一一反映出来。
同一个系同一个年级的同学，同时毕业离校，毕业文凭却有三种不同的版本。发证的年份则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1967年、历经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跨度达三十年。签发文凭的有郭沬若、革命委员会、严济慈、谷超豪、汤洪高.....等。值此毕业五十周年之际，立此存照，为科大在那“艰辛探索”年代里的历史作一个小小的注脚。
【致谢：刘德生和郭长铭同学提供了他们保存的毕业文凭的照片，许多625的同学以及其他年级、其他学校的友人提供了他们毕业时的经历和资料，在此谨致谢忱。】
2018年10月
文图编辑：刘扬, 陶李, 黄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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