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年暑假,我待在学校没有回家,一是想在学校读点书;二是想免除回家的旅途劳顿。那个时候得要从蚌璋换乘上海开来西去的过路车,经常二十多个小时没有座位,不得不一路站回去。暑假开始后没有几天,系办公室主任段德清老师来宿舍找我,要我去帮助徐洵教授做实验。
我们78级入校时,生物系刚从物理系生物物理专业分出来。系里教师缺乏,试验设备更是谈不上 ,科研也就无从说起。在这前后,生物系陆陆续续从外面调来数位教师,其中就包括从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调入的徐洵教授。最近为了校庆60周年,科大生命学院陆续发表了五篇访谈录,回忆生物系/生科院发展的历史,其中就有目前在厦门海洋三所工作的徐洵院士的访谈。
到了位于教学一楼第一层北侧徐老师的实验室,知道徐老师当时在做五步蛇蛇毒的蛋白质分离工作。在当时的试验条件下,为了分离蛇毒中的各种蛋白质 ,需要用到层析柱,而层析柱是采用手工方法自己装填的,这个过程比较花时间,还要有耐性。装好层析柱以后,开始分离蛇毒蛋白质,要在下面的接受器里一管一管地接收分离液体,也很花时间,要耐心操作。徐老师当时刚调来科大不久,既要准备开学以后上的课 ,还要到处奔跑协调实验室的各项事宜,非常繁忙。徐老师手把手教我学会以后,我就天天盯在实验室, 她则忙于其他事物。
因为我工作努力,徐老师在暑假结束之前,请我去他们家吃饭。去了以后才发现,徐老师的先生是罗邦煦老师,正是前一个学期教我们电磁学的教授。我在他们家里发现了几十张黑胶唱片,罗老师告诉我是他从上海带到北京大学,以后又一直随身,带到科大的。罗老师的这些交响乐黑胶唱片,可能是继承自父亲罗宗洛先生的。罗宗洛先生是50年代中科院植物生理所首任所长,早年的留学生。以后我在参观台湾大学校史展览的时候更得知,罗老先生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代表国民政府接收当时的台北帝国大学,把它改造为国立台湾大学的首任校长。
看到这些黑胶唱片,我如获至宝,开始在罗老师的指导下一张一张听。罗老师按照作曲家和作品的难易程度,逐步引导我学习听,经常告诉我作曲家和作品的背景,以及他个人对作品的理解和体会。我根据功课的松紧情况,每周去他们家两三次,跟着罗老师学习。以后罗老师索性给了我一把他们家的钥匙,我下午下课或者结束实验课以后,自行去他们家听,有问题请教他。这样延续了差不多一个学期,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交响乐之门,建立了我以后交响乐欣赏的重要基础。这是我的欣赏交响乐三个基础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它两个分别是我在文革刚刚结束时听"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和短暂学习小提琴的经历,以及德伦大师来科大普及交响乐。
大学时代学习小提琴
经过罗老师这样引导我登堂入室,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巴赫、莫扎特、舒曼、舒伯特、那些过去在书本上看到的一个个名字,慢慢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丰富个体。他们或者站在我面前,为我答疑解惑 ;或者坐在我身边,和我促膝谈心。慢慢地,他们融入到了我的生命之中...
团契献诗合唱指挥
2017年初夏,我和原生物系总支书记及我大学时期的班主任王更生老师相约,专程去看望了在1990年代因为工作调动,现在安居于厦门的徐老师罗老师伉俪。两位老师虽然都已届耄耋之年,但仍然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实在让我宽慰啊!
2017年夏, 路阳(左一)和罗邦煦教授(左二),徐洵院士(左三)以及王更生老师(在罗老师家留影
自1978年10月进入科大求学,有很多老师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印记,比如方励之老师和温元凯老师,但是他们给我的印记好像是黄钟大吕,振聋发聩。而跟随罗老师听交响乐的半年时间,在我生命中留下的印记,则好像是润物无声的春雨。这些年来,这温暖的春雨一直在养护、滋润着我的良知和正义,让我不断追求内心的平静和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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