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心
生活比人更有想象力
妈妈的哮喘病发得厉害，上班走走停停要两个小时。走到单位，别说干活，气都喘不过来。她坚持了半年就病假在家。单位领导动员她退职。因为可得几个月的工资，妈妈妥协了。拿到退职金后，除了买了条新被子外，她把钱全用在了我身上：请裁缝做了件黑灯芯绒两用衫；买了斤毛线找人编织了一件夹克毛衫；买了一条海军呢的蓝色长裤；还买了一双红灯芯绒的搭扣布鞋。
从八岁到十九岁，我第一次穿上这么崭新华丽的服装，又兴奋又伤感。因为这一身新装是妈妈用六年的工龄换来的。妈妈端详着我，满意地说：“你到大工厂上班，当然要穿得好一些了。” 我微笑着，但清醒得很，妈妈放弃工作后的生活没了劳保，以后的一切费用仅由我一人来承担。我对自己说，今后找对象，养母是第一条件，否则一切免谈。
我经常要上早班，家里没有钟表。妈妈半夜必须起来，竖起耳朵倾听隔壁人家摆钟的敲击声。叫醒我起床之后，她才能安心睡会儿觉。
转眼过年，我拿到厂里的分红，回家跟妈妈商量今年春节不买肉，买闹钟。于是花了十六元五角买了只闹钟。我不舍得丢掉外面的纸盒，在前面开个洞，再把闹钟装进去，避免弄脏磕碰。每次拿出闹钟上发条时，必用手绢包手，小心翼翼。
爸爸手里只要一有钱就乱花。他喜欢买书报，上面馆。不但工资不拿回家，若问他，他反而说还欠着同事的钱。妈妈骂他枪毙鬼、杀千刀、狼心狗肺的东西。别说爸爸听了没反应，我也麻了。
妈妈除了骂爸爸，平时不和他说话，说懒得理这种人。妈妈跑到爸爸单位要求厂里发工资时通知她去领。
生活仍是穷困，但挨饿的日子一去不返！然而，妈妈的哮喘病越来越严重，而且她一向反对吃药看病。我在热处理车间工作。因为是高温车间，厂里提供营养汤。我每次留着带回家给妈妈喝。
1967年，厂里派我到上海学习技术，要去三个月。我很为难，没人照顾妈妈了。妈妈通情达理地说：“我虽然离不开你，但也不能影响你的前途。这是个好机会，一定要去。” 我走之前，对爸爸千叮万嘱要他好好照料妈妈。
厂里一共派了十二人到上海。正是初春，街上到处贴着“打倒走资派”、“要斗私批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和标语。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阶段。女人不可烫发，不可穿花衣，学徒不准谈恋爱，看戏只有样板戏。上班前要读毛主席语录，下班后要再学习一小时才回家。
一天，惊喜地收到哥哥的来信。是爸爸写信把我在上海的地址告诉他的。哥哥随信寄来了十元钱。我把信读了又读，感到我的哥哥是“天上掉下”的。春暖花开，有哥哥的感觉真好。
当时的大上海风靡“的确凉”。一件的确凉衬衫，人见人羡。我不稀罕，一分钱也不舍得用，心里只惦记着已离开一个月的妈妈。
很快收到爸爸叫我立即请假回家的信，妈妈住院了。爸爸是个不近情理的人，看其信知其人。信开头他说妈妈病得不轻、高烧不退。接着就问我在上海能不能搞到好一点的毛主席像章，让我哭笑不得。
我立马从上海赶回苏州。在医院见到妈妈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她对我说这回怕是不行了，我安慰她几句后就跑去问医生。医生一脸严肃，说病情恶劣，心脏衰竭和肝硬化，怕是没几天可活了。医生还开了病危通知。我顿时觉得天崩地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