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小捷的博客
主要阐释我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有关思考，以及我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有关思考
胡平先生的父亲是起义的国军成员，不幸在1952年镇反运动中被判死刑。胡平本人也因为这个出身问题，其后受到种种的不公待遇。
在此文中，胡平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我们真是生活在历史上最专制的时代，不要说和什么自由民主的国家相比，就是和中国历史上相比，那都是最残酷最糟糕的一个时代。”
为什么呢？他说：“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杀的人远远超出了它在夺取政权之前战争时期杀的人。这是共产党历史上最特殊的一点，也是它最不能原谅的一个特点。所有过去的暴君无非是为了夺取政权杀死很多人，一旦政权夺下来了，杀人自然就减少了。共产党相反，共产党政权在夺了权之后杀的人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的人。拿镇反运动来说，一场镇反运动所杀害的国民党人员之多，就超过了三年国共内战国民党在战场上死的人。”
他还说：“共产党这100年始终是罪行累累，就像《第三帝国兴亡》那本书有一句话‘千年易过，纳粹的罪恶难消’。我想这句话放在中共的身上也完全合适。共产党这种政权他的受害者之多之普遍，你在中国说不上有哪一个阶层的人没有受过它的害，包括共产党自己。所有共产党的老干部们，他们自己的经历都证明，他们在所谓革命成功之后，受的苦关的监狱，要远远超过他们在革命成功之前。就这么荒唐。”
我不否认胡平（包括许多国内外学者）所列举的那些基本事实，更真心同情所有遭遇不公待遇的各类人士。但我不同意胡平和许多国内外的学者们根据这些事实所得出的结论。
先说一下“共产党在夺了权之后杀的人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的人。拿镇反运动来说，一场镇反运动所杀害的国民党人员之多，就超过了三年国共内战国民党在战场上死的人。”我们先假设这个是事实，但对于这个事实的分析，我们应该结合当时具体的背景条件。最简单地来说，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在夺权之后，为什么基本不再杀人了？因为它们夺权之后，已经没有对立面了，已经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力量可以继续威胁它们了。但共产党不然，在夺权后，它依然面临着相当强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当时在朝鲜，正在和美国打仗；在福建，国民党的力量也还在台湾和一些沿海的岛屿上存在着。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共产党夺权后，才表现出要比历朝历代的夺权者们更过火杀人的一面。当然，毋庸置疑， 过火杀人是不对的，也是不必要的。
再说一下“共产党这100年始终是罪行累累，就像《第三帝国兴亡》那本书有一句话‘千年易过，纳粹的罪恶难消’。”我们可以冷静地比较一下共产党造成的大量死亡和纳粹造成的大量死亡。众所周知，纳粹把数百万犹太人系统性地送进毒气室，进行种族灭绝；这是毫无争议的蓄意谋杀。而共产党政权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决策失误导致的大饥荒，虽造成数百万或数千万人的悲惨死亡，但这在性质上属于过失杀人，和蓄意谋杀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过失杀人当然也不对，也应该向人民诚恳谢罪；但不加分析地就此把共产党和纳粹相提并论，我认为是不妥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共产党这种政权他的受害者之多之普遍，你在中国说不上有哪一个阶层的人没有受过它的害，包括共产党自己。所有共产党的老干部们，他们自己的经历都证明，他们在所谓革命成功之后，受的苦关的监狱，要远远超过他们在革命成功之前。”胡平说的这个现象显然指的是文革10年。若仅从表面观察，文革确实荒唐到了可笑的地步。但我们若从秦制建立2000多年来的漫长中国历史来考察，同时结合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的那个著名对话来考察，则你就会发现其有内在的必然逻辑。文革是共产党或毛泽东为了跳出“周期律”的历史顽疾而进行的一次尝试。虽然这是一次鲁莽的、失败的尝试，但也是一次真诚的、大胆的尝试。当然，同样毋庸置疑，即使是真诚的尝试，但给国家、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应该向人民诚恳道歉；但，这不能成为中共政权是历史上“最残酷最糟糕最荒唐”政权的理由。
总之，我还是坚持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即：现在的共产党，作为统治者，它既不比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更好，也不比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更坏。共产党的政权，其实是中国漫长的秦制历史中的一个必然的、传统的、常态化的产物。正像中国在漫长的秦制历史中所表现出来或大好、或大糟那样，中国共产党也在其长达70 多年的执政史中表现出或大好或大糟的特征。而且，在科技发达、信息传递发达的当代，秦制的那种忽好忽坏的特征、层层加码的特征，也被放大了，或说被加强了。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的一个失误，会导致那么大的灾难；邓小平的一个转向，又为什么会导致那么大的变化。总之，中国当代发生的这一切，都有着其秦制内在的底层逻辑，并非是因为共产党比历史上的统治者更好或更坏的缘故。
那么，我们在这里纠缠于共产党是最坏的统治者、还是常态化的秦制统治者有什么现实意义吗？有意义。因为，你如果坚信共产党是最坏的、最糟糕的统治者，你就很容易得出过激的结论：必须推翻共产党（无论是以暴力的方式还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而如果你认为共产党只不过是秦制下的又一个传统的、常态化的统治者，那么你也许就会考虑这样的思路：我们不能再走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改朝换代的老路；我们要探索一条新路。我们必须帮助共产党，大家一起努力来改革那个不断给中国制造灾难的秦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获得新生，使人民获得新生，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获得新生，也使共产党获得新生。进一步地，我们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具体改革秦制上来。比如，如何在一党的体制下，如何在人治的环境中，如何在政、法合一的现实面前，设计出一个特殊的、巧妙的、适合中国行政类文明的权力相互制约的机制，从而实现人民福祉和共产党福祉的同时最大化……否则，即使你推翻了共产党，无论是以暴力的方式（像辛亥革命兵变那样），还是以和平的方式（像前苏联转型那样），中国都仍将走不出周期律的魔咒，从而陷入又一个灾难性的循环。辛亥革命后的历史、前苏联转型后的历史，都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帮助共产党改革，是中国目前唯一的正路，也是唯一一条可以走通的道路。至于有哪些具体的、切实可行的、且适合中国的改革方案，我愿意抛砖引玉（详见我的有关博文），也愿意和胡平先生和海内外的各位仁人志士们一起认真探讨。谢谢！
刘少奇在1947年的全国土地会议上说：“搞土地改革，就是为了打胜仗，打倒蒋介石。”暴力革命大多以嗜血来号召群众，反对复辟，巩固新生政权。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都是如此。毛泽东曾说：“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 刘少奇说“所谓搞彻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暴力土改不仅让分到土地的农民感恩，同时让农民双手沾血，缴了人头投名状，从而死心塌地地入伙，退路被断绝，和中共绑在一起，共同进退。中共以保卫胜利果实号召农民参军，成为共产党源源不断的兵源。东北土地改革后，中共在东北的部队从10余万发展到310万，民工160万，从而占领了整个东北。
第二个原因是杀人立威，打开僵局。中国农村矛盾并不激烈，地主和农民往往同宗同姓、沾亲带故。很多地主都读过书，受中国儒学教育，讲究仁义礼智信，睦邻乡里。中共搞土改，面临的困难是农民们不觉悟，“革命积极性”不高，这在红色经典-小说《暴风骤雨》中都有描写。农民们认为瓜分别人财物的行为是土匪行径，违反道德。很多人都反感、担心、怀疑和观望。中共发动村里的无赖流氓拷打和杀死地主富农，杀鸡给猴看，用血发动群众。为了杀人立威，上面的政策要求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川东土改有600多人联名保李镇宇，说他不该杀。区土改工作团说，“解放后他还有这么大的势力，解放前不知有多大的势力，杀！” 这说明土改杀人并不是由于基层群众过火了，而是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杀人指令。毛泽东估计“十分之一的农民”（大约五千万）在土改中会被打倒。保守估计土改中至少有两百万人被杀。
同意一楼。有些华人，不说也罢。
既然是不必要的， 那境外存在发对力量怎么成为杀人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