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吕洪来先生对我的有关质疑

 

     我在几天前写了一篇文章，针对吕洪来和其他一些民主人士的观点，提出了我的不同看法，并对中国政治改革的的路径，提出了一个基本思路。

     吕先生看了我的文章后，提出了一些质疑。下面我就针对他提出的有关质疑，进行答复。

我曾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比喻，原文如下：

 

戎小捷：“让我们假设现在有一个公司或企业，因为种种原因，或者是产品不对路，或者是管理不善，从而濒临破产。这时，   1、你找几个人，拿着枪，去这个公司，用暴力的手段把这个公司抢过来，据为己有，然后自己经营。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改朝换代。

2、但如果该公司拥有的保安、拥有的枪比你还多，你打不过。于是，你就放弃暴力夺取的想法，而试图尝试使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良性互动”的双赢方式。你去这家公司，找到老板，对他说，“公司今后归我好了，因为我可以用新的产品、新的管理方式让它起死回生。你退休吧，我给你丰厚的养老金。这样咱们双赢。而如果将来我也没有经营好，那么我会把公司再和平地归还给你，你再来经营。”那么，结果会是什么呢？显然，这个老板肯定不会答应你的请求，无论你开发的新产品多么好、你的新管理模式多么科学、你的语言多么温和善良。

3、但如果你这么说：“我有一个更能满足客户需求的新产品设计，还有一个更好的企业管理模式。如果你采纳我的建议，逐步按照我说的办，则广大客户会得到他们满意的新产品，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也会充分发挥，而你作为老板，最终也能赚到更多的钱。”此时，不用我说，这个老板肯定会考虑你的建议，甚至会高薪雇佣你，尝试一下你的改革方案。此时，你的方案，在他老板的眼里，才是一个真正的双赢方案。

我的意思，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按部就班逐步实施你的方案后，从最终效果上来说，必须是一个对老板（执政党总书记）、企业员工（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客户（人民群众）都有利的方案。或者从其本质性质上来说，这才是一个真正良性互动的多赢方案。

对我上述的三个方案，吕先生是这样评论的：

 

吕洪来：本人看到了戎先生对“双胜双赢“的三个假设，我可以很认真的跟戎先生说：目前三个假设一个也走不通，不仅第一、第二个行不通，第三个也行不通。

原因很简单，戎先生假设的都是正常的生产企业，“一个对老板（执政党总书记）、企业员工（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客户（人民群众）都有利的方案“当然是双胜双赢”。

可问题是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个企业是一个表面上伪装成企业的杀人越货的犯罪集团，我们的目标是必须首先解决企业的犯罪问题（政治体制问题），然后才能大家共同发展、共同盈利，否则这个企业越发展、就会对社会危害越大！

 

戎小捷：退一万步来说，假设吕洪来先生所说的“杀人越货”和“犯罪集团”都是事实，那么，我上述的第三个方案依然可以实施。让我们假设这个公司制造并贩卖毒品。这时我们依然可以找到该公司的老板，对他说：“贩卖毒品不是长久之计，总有一天，所有的顾客都会死绝的。我们现在研究出了一种新营养品，顾客吃了后会越来越健康，这样，你的公司会万寿无疆的。”

不知大家觉得如何，反正我觉得，公司老板会接受我们的第三种改革方案的。从历史上看，当代中国曾两次面临政治改革的机遇，可是我们提出的改革思路都是上述的第二种方案。一次是1957年，共产党的执政已经出现了许多问题，于是，毛想靠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来帮助共产党整风，让他们提意见。结果，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没有一人能够提出类似一党制下的“两权共享”的改革方案，甚至有少数人要求向“轮流坐庄”的多党制发展。另一次是在文革结束后，邓想搞政治改革，结果知识分子们的最终改革目标还是多党宪政。这两次机遇，我们都错过了，并且不幸地遭遇了两次重大灾难。现在，少则5年，多则10年，最多15年，中国又将面临一次执政党想搞政治改革的历史机遇。我们决不能再次错过，我们一定要提出上述第三种性质的政治改革方案啊……

 

吕洪来：本人赞同许成钢先生的观点，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导致了“中国社会确实不具备多党宪政所要求的制度基因”，中国确实需要靠启蒙来改变中国人的观念，进而来改变中国的制度基因。

 

戎小捷：中国确实急需启蒙。不过，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反向的启蒙。即：中国不能走西方多党宪政制的启蒙。理由见后。

吕洪来：本人今天甚至觉得仅仅靠启蒙都很难改变目前的社会现状，要真正的让中国社会具备多党宪政制度的基因，中国可能需要文明的殖民、民主的殖民、法治的殖民、普世价值的殖民！

戎小捷：我完全理解您关于中国需要“殖民”的激愤之语，就像我完全理解刘晓波关于中国需要300年殖民的激愤之语，以及当年谭嗣同、鲁迅等人的激愤之语一样。而且，这些激愤之语也有它自身的道理和逻辑：如果你非想在黄土高原上种植水稻，那你确实需要把黄土高原用大水漫灌300年。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非要种水稻呢？我们可以种其他耐旱的高产作物啊。

 

吕洪来：今天我们不仅要跳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以及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式的思维方式、也要对所谓的几千年中华封建统治的文明进行认真的反思，因此本人对戎先生的“中国行政文明”抱有深深的疑问，非常希望看到戎先生对中国行政文明的论述和解读。

 

戎小捷：感谢您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阐述一下有关“行政文明”的问题。我的基本思路如下——

历史上的所有人类社会，或说人类文明，都是靠专业化的分工协作组织起来的。不同点在于，有的文明主要是靠行政指挥的手段来组织分工协作的，我们称之为行政文明。如古埃及、古斯巴达、古波斯、古罗马等，当然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有的文明主要是靠市场交换的手段来组织分工协作，我们称之为市场文明。如古克里特岛、古腓尼基、古希腊、古迦太基，当然还有现代的欧美。还有的文明主要是靠信仰说服的手段来组织分工协作，我们称之为教俗文明。如犹太（以色列）、印度、吐蕃（西藏）等，当然最典型的是阿拉伯诸国。

这里需要注意两点。其一，我这里所说的分工协作方式，不仅仅限于生产领域，而是指社会一切领域中的分工协作方式。比如中国是行政文明，那么它不仅是靠行政指挥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同时也用行政指挥的方式来办军队，办教育，办医疗，办文化，办娱乐，办体育，等等。再比如市场文明，不仅用市场手段来组织生产，也用市场手段来办军队（雇佣兵）办教育，办医疗，办文化，办娱乐，办体育，等等。教俗文明也一样，社会的一切方面都在宗教信条的指导下进行。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任何类型的文明中，都不可能只有单一的社会组织手段。一般来说，总是三种手段并存的。只不过，行政文明中，行政手段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市场文明中，市场手段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教俗文明中，教俗手段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

    进一步地，不同的“分工协作方式或手段”，都有其自身必须遵守的一套规则或行为准则；比如，行政文明或行政手段的基本规则之一就是公有制，强调纪律，推行贤治，主张共同富裕；市场文明或市场手段的基本规则之一就是私有制，强调自立，推行法治，主张自由竞争，等等。由此产生出不同文明类型的独特的社会价值观；由此造成世界上不同的文明类型。

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三种类型的人类文明是多线平行竞相发展的，不同类型的文明达到其自身理想状态的方式、路径、时间和具体模式各不相同。就中国而言，如果周制是其1.0版，秦制是其2.0版，那么它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升级到“半周半秦”的3.0 版。就美国而言，如果建国时是1.0版，林肯废奴后是2.0版，那么，它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该升到3.0版了。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其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和具体目标模式，都必须符合自己的文明类型，否则就会失败。所谓世界的第二波的民主浪潮和第三波的民主浪潮，之所以大多失败了，就是因为它们大多都是行政文明和教俗文明，却照搬了市场文明类型的宪政民主模式，哪有不败的道理？这其中，我们中国失败得最惨啊……

最后回到民主的问题上来吧：中国肯定要走上民主之路，但它具体的民主模式，由于文明类型的限定，将肯定不会是市场文明的三权分立式的宪政民主，而很可能是行政文明的两权共享式的贤治民主。（详见我的有关博客）

    最后，真心感谢吕洪来先生对我的质疑，以及他平等的讨论问题的态度！更欢迎他进一步发文，继续探讨实现中国民主的基本思路，和可能的具体路径、具体模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