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小捷的博客
主要阐释我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有关思考，以及我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有关思考
金正恩在纪念朝鲜劳动党成立75周年大会上说：“我感到羞愧，我一直无法适当回报你们对我的极大信任”，“我的努力及奉献不足以引领我们的人民摆脱生活困境。”金正恩在演说时哽咽，他在讲话时十多次说道“感谢”及“抱歉”。总之一句话，金正恩下“罪己诏”了。
网上一时议论纷纷，有夸的（良心未泯），有骂的（假慈悲），有把他和我国现任的和已经去世的领导人相比较的，总之，说什么的都有。下面谈谈我的一点看法。
其实，我觉得，金正恩能发“罪己诏”，和他本人的良心泯没泯没有多大的关系。他之所以能发罪己诏，主要在于目前朝鲜的特殊的政治体制——说具体点，就是因为朝鲜目前实际上实行着最高领导人的世袭制。
在行政系统（政府）居社会绝对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如果其最高领导人的继承实行的是世袭制，那么，就存在产生罪己诏的可能。这个条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长期存在，因此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就经常有罪己诏出现。但辛亥革命后，中国取消了最高领导的世袭制，因此，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罪己诏就彻底消失了。
这里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吗？是的，这里有必然的逻辑——如果最高领导是世袭制，那么，当这个最高领导犯了错误时，他是有可能认错的，有可能下罪己诏的。因为存在世袭制，所以别人不能对他说，“你犯了这么大的错，应该下台，换一个人上来。”正因为在世袭制条件下，无论我做得怎么样，你们都不能换一个人，那我承认一下错误又何妨呢？反之，如果最高领导不是世袭制，那他无论犯了多大的错，他也绝不肯下罪己诏，因为别人会对他说，“你下台吧，换XXX上来干。”这也就造成在所有的非世袭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党做总结时，总会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难免的学费）。这和执政党或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品质关系不大，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非世袭制）造成的。当然，在非世袭制的条件下，执政党或其最高领导如果犯了极其明显的错误，实际上他们也是会认错的，只不过这种认错一般来说会采取一种特殊的沉默的方式——例如，对某个事件不再去提起它，更不会去反复庆祝它。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重大事件过去之后，执政党如果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庆祝它，纪念它，那就说明执政党认为这件事自己做得对；相反，如果一个重大事件过去之后，执政党不再提起它，更不去庆祝它、纪念它，那就说明执政党认为这件事自己做的不对（这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无言的“罪己诏”吧）。
另外，与罪己诏有些相关的另一个现象是，自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历史上的谏官制度就彻底消失了。因为，过去皇帝是世袭的，谏官无论怎么在朝廷上当众批评皇帝、让皇帝下不来台，皇帝也能容忍，因为这不会危及到他的皇位。而且，谏官自己也敢于直谏，绝不会有人攻击他，说他批评皇帝是为了让皇帝下台，自己取而代之。现在如果我们想在中国恢复谏官制度，已经绝无可能了，因为世袭制已经没有了。
顺便说一句，现在的欧美国家没有世袭制，总统们也经常下罪己诏，那是因为行政系统（政府）在社会中不占主导地位。那些总统们都是为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系统服务的“仆人”，和金正恩在朝鲜社会中的绝对主人地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总之一句话，金正恩过去暗杀他的兄长，不是因为他特别坏；金正恩现在发表罪己诏，也不是因为他特别好。两者的产生，都是体制上的原因——朝鲜的世袭制。
最后再多说一句，中国许多现存的不良现象，也大多是过度集权的体制造成的，和领导者个人的品质、才华等等，关系不是很大。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最高领导者个人身上，而应该放在改革不合理的体制上面。具体说，就是把目前过度（高度）集权的体制，想办法改变成一个适度（低度）集权的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