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喂！查斯汀！查斯汀！在那儿等着，我马上过来，在那儿等着。”
两个钟头过后，我们的外办，曹先生敲门，走了进来。继续我们根本就没有开始过的谈话，他说道：“淋浴器怎么样啊？”
“我担心不是很好用。只能用十分钟，接着就停了。”
“给我把椅子。”
我给他一把椅子，他踩上去用锤子修理淋浴器。那是中国制造的一种先供水，后加热，接着细流，最后滴出热水的淋浴器。曹先生用锤子敲着，金属与金属之间的碰撞声响彻整个公寓。
吴主任好像是被这噪音从熟睡中惊醒，出现在了门口。
“您好，吴主任！”
“有其他人在里面吗？”他说道，看起来要是我们有客人的话，他就准备离开，不想让人注意到。
“不，不。只是曹先生在里面——在给我们修理淋浴器。”
“噢，”他说道，这等同于汉语中的“我知道了”，然后他走进浴室。他俩用汉语讨论着淋浴器的故障，俩人说话声混合在一起，断断续续，令人费解。
吴主任出来了。“我想是淋浴器坏了，我告诉过他们。我说过他们必须，我说过他们必须搞一个淋浴器。这事已经定下来了！我知道外国人必须要有淋浴器。”他一个拳头捣在另一只手掌中，加大说话的语气。然后给曹先生狠狠让了一顿，怪他没能好好满足我们的需要。当着我们的面他这样表态是为了给我们加深印象，向我们再次保证说，他们正在严肃认真地对待此事，结果把我们搞得更是尴尬难堪。
曹先生额头微微冒汗，水管中啪嗒啪嗒流出的一些脏水溅了他一身。他咂着舌头，啧啧地说道。“对不起，不好，不好。”他举起一根管子。“这个堵上了，我晚上一会儿再回来。”然后他就出去了。
那天晚上他俩都来了。曹先生继续在修理淋浴器，我和吴主任坐在一旁。
“吴主任，您当年在英国，日子过得还愉快吧？”
“哦，是的，相当愉快，”他说话的方式，让我们觉得他是不是没完全明白我问的问题。
“您都去了哪些地方？”
“啊！当年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去看望了艾穆普森教授。你认识艾穆普森教授吗？”他问道。我说我不认识，于是他把名字拼出来给我听。
“艾穆普森以前在中国工作过，他是北京的一位老师。他邀请在英国的全体中国留学生到他家吃饭，他人非常好。那时我在谢菲尔德，住在威廉姆斯夫妇家里。一天，我们驱车到马恩岛。那地方郁郁葱葱，非常漂亮，我们在那儿野餐。我记得当时天朗气清，那是我在英国最喜欢的一天，这点毫无疑问！”
我看着这个身材矮小的男人，调侃并回忆着他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之间在英国的时光。一直到文革爆发开始，他被召回国，而当时的国家正处在疯狂的镇痛之中，历时整整十年。他有一次告诉我们说，他在那段时期并没有受到过多迫害，即使他之前在海外学习生活过，因为他当时还年轻。或许只是因为他一直装傻，他才成功地逃过一劫，一直到现在。
曹先生从浴室出来，身上搞得和之前一样脏。我们一起到浴室检查淋浴器，淋浴器和平时一样还在滴水。而且水快滴到电插座了，看来很危险。
“曹先生，我想这个很危险。应该把这个插座挪走，离水远一些，”我说道。
曹先生处事不惊，慎思熟虑之后，他用手中的改锥头试着轻轻敲着电插座。他握着改锥的手还是湿的，改锥也是湿的。吴主任上前一步凑近，要研究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而马里傲和我往后退了一步。我们想着随时会有电火花飞出，但最终并没有出现电火花。曹先生关掉淋浴器，我上前把电插头拔了下来。我们出了浴室，我准备给他们沏茶。
“来杯茶怎么样？”
“不用，谢谢你，”他俩说道。
“不要作假，来一杯吧。”
“不用，谢谢你。”
“真地来一杯吧——我去倒。”
他俩停止和我争论，我认定这是肯定答复，于是我把茶壶放到炉子上，点燃煤气灶。
“我想你们应该去看看农村，”吴主任像是发出通知说道。他习惯承诺各种各样的事情，但从来不兑现——但这听起来很好，我们的身子蹭到椅子前面，使劲点着头，希望他将带我们去。我们内心感到非常兴奋，希望他不要以为我们只是装装样子，出于礼貌假装答应他的这个提议。
“农村过事非常热闹。呜哇！呜哇！呜哇！（他模仿着一个在迎亲队伍前面带路的吹唢呐乐人），还有很多很多鞭炮，你们一定得去！”他继续揪着头发想点子，受到我们面部兴奋表情的怂恿，以至于他许下更宏大的诺言。他转向曹先生说道，“我们必须把他们送去参加一场农村的婚礼。农村结婚场面五颜六色，人多——热闹。呜哇！呜哇！呜哇！我们还可以安排他们去看埋人。非常有意思，你们可以去拍照。一定得去一次！”
他说“安排去看埋人”的方式就像是意大利黑手党的样子，令人感到不安，而且听起来没有去看结婚那样吸引人。两个外国人对着逝者悲伤的寡妇和哭泣的子女拍照——我不能确定我们会真地喜欢这个点子。
“你们愿意去看看一个真正的农村家庭吗？我们可以去我老丈人家。他们住的离安邑塔不远，你在公寓阳台上可以看见那座古塔，”曹先生说道。
“好的，请你帮着安排！”我们异口同声说道。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吴主任和曹先生走出我们的房门。他们用汉语交谈着，说得很快，而且很大声。直到曹先生突然大声用英语嚷道，“我自己的家我说了算！”。
“我想你是个妻管严！”吴主任笑着回道。他转向我说到，“当年我做学生时，读过《李伯大梦》。那个故事中教给我两个词‘怀旧’和‘惧内’！曹先生怕老婆！”
我们和曹先生聊了好几次，主要是因为公寓中的一些设施出现了故障而需要他来帮忙，我们的淋浴器一直变成了这个可怜人没完没了的工作源泉。在我们刚开始到运城的六个月中，我们只能凑合着洗了三次淋浴。他过来修理，每次从浴室出来衣服都弄又湿又脏，而且声明说他已经把问题解决了。然后淋浴器只能用五分钟，接着再次神神秘秘地就开始罢工了。每次他过来时，总要坐下来和我们聊上一会儿。
有一次他给我们讲起他的母亲。她母亲到他父亲家时只有八岁，十三岁时嫁给他父亲。他父亲当时是运城附近一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现在那个村子已经是运城市郊了。那个村子其实就在从学校到市里的半路上，从村子中心还可以辨认出来原来的模样，因为大家都住的是砖瓦房，不是公寓楼，城边还有农田。
另外有一次，他告诉我们说他要结婚时不知道有多高兴。他是二十九岁时遇到他的媳妇，他媳妇当时二十一岁。他一见到她就喜欢上了他，就请一位朋友帮他介绍。他们“谈了很多”，差不多六个月后他们就结婚了。我们拿离婚和他开玩笑时，他声明说离婚对于他和他媳妇来说“很危险”，“人们会给我施加很多压力，”他说道，面沉似水。
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他，那天正好发工资。曹先生正骑车带着他的小儿子吃午饭，尽管给他儿子做了好几次提示，但是他太害羞，连跟我打招呼叫声“叔叔，您好！”都不敢，他把头一扭就开始哭了。
当我对着中国小朋友微笑时有这么一种后果，最早是在北京地铁上带着一脸无情的凶相而造成。我的微笑讨人喜欢，但却会导致出可怕表情，为此我深受其苦。北京地铁整一节车厢里，所有刚刚会走路的小朋友死死盯着我看，于是我对着所有这些小朋友微笑，结果我就这么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地把他们都给吓哭了。
“你们这个星期天有空吗？”曹先生问道。“我带你们去我老丈人家吧。他们就住在安邑塔附近，你们知道的。”
我们同意了，尽管那天发工资。他骑上自行车，并没有把我的工资给我。
星期六早上午饭之前，有人敲门。曹先生和另外一个男人进来了，他俩抬着一个巨大的红色塑料浴缸。他俩把我推到一边，把浴缸放到浴室，然后就离开了。曹先生出门之前，抓着我的胳膊。
“明天，”他说道。“你在这儿等着，我来叫你。”然后他就不见了。
曹先生媳妇的村子就在运城东北方向，靠近一个叫安邑的乡镇。直到一九一一年清朝灭亡之前，这个地区的政府所在地是安邑，而不是运城，那座顶部有裂口的古塔是从那个时候留下了的古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