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作为华夏文明的摇篮，流到运城这个地方拐了个弯。”吴主任开言道。大家眼看着菜一盘接一盘地端了上来，我努力让自己的胃里留出空间，以便能够品尝到当地的每一道美味佳肴。厨师把这些美食摆放在我们面前，他为能给两位外国人做菜而感到很荣幸，在一旁笑得非常开心。
“古时候这个地方叫‘河东’，就是‘黄河以东’的意思。”张先生接过吴主任的话讲道。“当年黄帝就是在这里大战他的仇敌，后来他教我们中国人种植并收获小麦。他第一个铸铜钱，并且教中国人养蚕。中国当时走向世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点着头，不能确定该做何回应比较稳妥，但是我发现根本没必要回应。我只需要认真聆听就可以了。
“你听说过关羽吗？”
我扭头看吴主任。
“是三国时期的关羽吗？”他问。
如果我回答说“没听说过”的话，这显然会令他无法理解。为了不使大家初次见面就显得生分，而且他们都正期望着我说“听说过”，我便含糊其词说道：“噢，就是那位关羽啊。”
“对啦！”吴主任拍手说。“他就生在运城，他家就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村子。”
张先生开始接着讲，吴主任便停了下来有礼貌地等着他讲完，然后翻译。“解放前，关羽就像孔子一样受人推崇，凡是有夫子庙的地方就有关帝庙。许多台湾人和日本人都来瞻仰他的出生地。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有名的武将，所以他成了中国的‘武圣’”。
整个宴会进行过程中，一大堆事实和数据扑面而来，对着我狂轰乱炸——中国有百分之七十的历史古迹在山西省；唐朝吕洞宾是本地一个小男孩，他放弃功名利禄专心研习道教，成了八仙之一；杨贵妃是本地一位美人，后来被选为唐朝皇帝的宠妃；王维是中国水墨画的始祖……一长串人名像摆在我面前的盘子一样数不过来，而盘子仍在接踵而上。之前上来的盘子并不撤走，后面上来的盘子便摞在之前的盘子之上，上下盘子之间摆放的角度使得上面的盘子摇摇欲坠，眼看着要掉落下来。曹先生转动桌上的转盘，以便让我们能够尝到黄河鲤鱼，一堆盘子差点翻到一边。黄河鲤鱼炸之前勾了芡，嘴里含着一颗樱桃，身上浇着红色可口的酱汁，酱汁正滴到了下面八宝饭里，酱汁混合着八宝饭一起又滴到更下边的田鸡腿和水煮花生里。
“运城南边是盐池，那里经常可以看得到鹳。”吴主任告诉我们说道。“古时候皇帝要到盐池祭祀。我们很快会安排个时间，带你们去那儿看看。”
张先生开口说话，吴主任则吸口香烟，然后再翻译。“《资治通鉴》是君王如何治理好一个国家的指南，作者司马光就生在运城地区的夏县，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宋朝人。”
人名单还在不断增加。他们在复述着当地历史的每一个细节，我敢肯定他们对这些已经是铭记在心。对他们所讲的每一个历史典故，我一边微笑，一边点头，以至于我的双颊因痉挛而隐隐作痛。
一个人用不着在运城呆多久，便会发现历史是其最大的资本。很久以前，历史的浪潮漫卷了全中国，然后运城被搁浅了。
当忽必烈把首都由西安迁移到东海岸，运城便开始走向了衰落。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和对外贸易的展开，中国的重心便转移到了东南沿海和长江地区，现代化大城市诸如天津、上海和广州应运而生。现在，除了当地一些人和海外华侨偶尔组成的观光团，来到这些破旧的庙宇，匆匆给自己拍个照作为留念之外，这座小城及其辉煌的历史几乎已完全被外界遗忘了。
运城位于山西的最南端。而地处华北中部的山西是黄土高原上一个省份，这里干旱缺水，黄沙漫天。在最近的冰河时代，数公尺厚的黄色沙土从西伯利亚刮到这里，经过风霜雨雪的侵蚀，最终形成了陡立的沟壑和层层梯田。“山西”意思是“山的西边”，听起来带有某种诗意，但并不完全准确。对于这样一个百分之七十都是山区的省份来说，“山中”则更为确切，并且环运城皆山也。
雨后空气中的沙尘被冲刷得一干二净。从我住的卧室窗户一眼望去，可以看见南边的山峰。每一座山梁和悬崖显得格外清晰，我都能辨别出这些山梁和悬崖在天空映衬下的线条轮廓。每一座村舍历历在目，甚至可以看见淡蓝色的炊烟在阳光的照射下依依袅袅。但这里地处内陆，雨水奇缺，远方的山峰通常被淹没在昏暗之中，在天际之间显得影影绰绰。除了周边近景，尘埃把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乳白，并泛着一点米黄色。
在一个真正晴朗的日子里，还可以依稀辨认出运城北面的山脉。但通常情况下，这些山脉完全隐藏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地图上的这些山都有各自的名字，但对从不出远门而不需要地图的当地人而言，他们简单地称这些山为南山和北山。
南山根就是盐池，从东到西绵延二十公里，支撑着当地一个开采芒硝的产业，盐池北面便是运城市区。
骑车穿行在运城周围的乡村，起初我有一种若有所失的古怪感觉。在玉米田、西瓜园、棉花地、拖拉机、马驴骡和土坯房之间，没有一寸土地不被利用。四周所有的黄土地都得到充分开垦耕种。甚至在道路边缘，不是种上小麦，就是栽下果树，地底下还种着蒜和葱。在土地被雨水冲出沟壑的地方，是人们艰难开垦出来的梯田，每一平米土地上都有整齐的犁沟壕和郁郁葱葱的绿色麦苗。
唯一没有种植作物的土地是灌溉水渠，这些狭窄的水渠高出地面，像紧绷的钢丝绳一样，连接着方方正正的片片农田。如果没有这些水渠，这一地区将只能任由严酷天气的摆布。几百年来，恶劣的天气一次又一次地把饥荒带到了山西。
自洪荒之初以来，这片土地就一直支撑着人类数千年的农业生活。人们在干旱的自然条件下，以及每年夏季黄河肆虐泛滥之间艰难维持着生计。在封建帝王统治之下，生存是一场与恶劣自然条件以及地主之间的战斗。因为缺乏安全感，所以人们被迫会把每一寸珍贵土地的利用率发挥到极致。
运城地区三百万左右的人口中大多数是农民。严格的种种户籍制度限制并且不允许他们可以搬到城市，成为城市永久居民。但随着农活季节性变化，农民们涌入城里寻找工作——拉大车、盖房子、做苦工。冬季来临，盐池的水退却，成群结队的农民把芒硝堆成块，再用平板车拉到工厂加工处理。
运城市所有的居民都与乡村紧密相连。五十年前，运城比一个村子大不了多少，为抵御匪患，四周用土夯成一座厚厚的城墙，保护着一堆木制房和土坯砖房。解放后，城市得到开发，周边的当地农民被吸引到城里，在共产党新建的工厂里工作，家也就安在城市了。他们多数从小在农村长大，仍然对那些留守在农村的家人亲戚承担着责任。甚至在城市居民中，农历的意识依然很强。
共产党解放该地区后，城墙被推倒了，以体现新政权领导下的国泰民安。但在目前的街道规划曲线中，仍可以看到城墙的痕迹。随着过去四十多年对住宅、教育和工业的投资，城市已完全吞没了原有的村子，远远扩展了许多倍，形成了一座有着矮层居民楼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