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
寻访陈永贵故乡—大寨
卜一
文革期间，中共许多功臣、元老都被排挤下狱，但也冒出不少新秀。其中最令人耳目一新的，乃是每当重要盛会，总见到一个头扎白巾的乡巴佬，后来居然登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农民。这就是由「农业学大寨」脱颖而出的陈永贵。2004年初夏之际，我与几个友人路过山西。 在高速公路上见到去昔阳的指标，遂趁兴前往寻访。 离高速公路约四十分钟，到了一个坐落在昔阳县黄土山堆中的村庄，这也就是曾名震中外的大寨。
今日大寨村
今日大寨村
据当地导游说，如今虽不及文革时期，国内外贵宾不绝，学习参拜人群如潮涌，但开放旅游后，也吸引了一些游客。 首先我们参观了当年的一些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备战、备荒、为人民」 和「农业学大寨」 等等。 江青当时常来此蹲点。 我们进入她当年住的房间，还看到一张她在干农活的珍贵相片。
江青访问大寨
进入一个很大的纪念馆，里面陈列了许多照片 ， 遗物和事迹，说明陈永贵祖上一直住在离大寨三十里路的一个穷困村落。 风水先生说陈家的祖坟山势得利，理应兴旺发达，出贵人，但陈家几代生活凄苦，朝不保夕。 1915年大年初一，陈家生了个儿子，取名永贵，小名金小，想图个吉利富贵。但老天没有回应，永贵六岁时，一年老天不肯降一场透雨。 永贵的爹只得卖了妻，女和小弟，带着永贵逃到大寨，找到一个破窰洞安了身。 偏偏老天还没给他一条活路，一年之后，生活的贫困使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狠下心跑回老家，吊死在祖坟边的老松树上。
父亲死后，陈永贵成了孤儿，所幸村中好心的老人抚养他。 他没上过学，直到四十多岁发迹后才扫盲，据说后来能认三百来个大字。 但他从小勤奋做工谋生，养成急公好义，坚毅不拔的精神。 1948年加入共产党，在土改中初露锋芒。 解放后出任大寨支部党书记。 当时大寨环境非常恶劣，四周是石山，没有河流，湖泊，平地少，田地缺。 陈永贵带领农民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万里千担一亩田」，坚苦的面对大自然开创新环境，取得连年丰收，改善了当地人民生活。 1958年，在毛泽东三面红旗，大跃进的狂潮下，大寨成为晋中农业战线的模范。 陈永贵多年当选为劳模与模范党支书，他的声誉传遍山西。
万里千担一亩田
万里千担一亩田
坚苦的面对大自然开创新环境
同上
同上
同上
取得连年丰收，改善了当地人民生活
同上
同上
1964年，毛泽东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紧密结合生产」。 当他在河北视察时，听说大寨在陈永贵领导下坚持政治挂帅，而他本人总是在生产第一线劳动。 毛顿时觉得陈正合其心，是个「奇人」。 同年五月，毛在南京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他说：「要自立更生，要像大寨那样。」 是年十二月，承毛的旨意，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向全国介绍大寨经验。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由此展开。
文革爆发后，陈永贵领导昔阳县的造反派进行夺权。平步青云，成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之一。但他注重经济建设，没搞大规模武斗。1967年，陈永贵发表了一篇《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长篇发言，把大寨经验指为「毛泽东革命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产物」，「批修」与「运用伟大的毛主席思想教育人」的结果。 高举政治挂帅的大纛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摇旗呐喊。
陈永贵总是在生产第一线劳动
同上
同上
文革爆发后，陈永贵领导昔阳县的造反派进行夺权。
铁姑娘郭凤莲
同上
我们在展厅里看到许多国内高官要人，外国元首前来访问的相片。 据导游说从1964年到1979年之间，总共有134个国家和地区，约两万五千外宾来大寨参观访问。 国内到大寨参观学习的团队遍及29个省，市，自治区，高达960万人。 还见到陈永贵当年扎着那招牌头巾，与农民一起在田间工作的旧照，同时显示了满山梯田，麦穗飘荡，红旗招展，生产猛飞。 听说有一次，一个老母鸡在麦穗上生了个蛋，这个蛋停在麦穗上面，都没能掉到地上。
周恩来与外宾访问大寨
周恩来访问大寨
同上
邓小平访问大寨
陈永贵、汪东兴与山西省委书记王谦
国内到大寨参观学习的团队遍及29个省，市，自治区，高达960万人。
1969年4月，陈永贵出席中共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再度当选十届中央委员，进入中央政治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5年1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工作。这真应了他老家风水先生的预言，陈家总算出了个贵人。 展厅里有一张毛泽东宴请他和钱学森的巨照，真可谓「上天下地，还看今朝」！ 陈永贵虽然贵了，可是他那顶白头巾还是一直扎着。 一方面是表示不忘其本，另一方面也代表毛主席的一块招牌。
陈永贵投票
毛泽东和陈永贵、钱学森
毛泽东接见陈永贵与劳模
但好景不长，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 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 陈永贵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坚决表示拥护打倒四人帮。 可是到了1980年9月，他被逼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 据说他下台前，邓小平找他去谈话，邓一只手指着他，说道：「你不是四人帮 ! 」 这一句话保了陈永贵的晚年。
邓小平与陈永贵
见过邓后，他又去向华国锋道别。 他两眼红润地对华说：「都过去了，好似一场梦，不过我不后悔。 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这一场了。人总是注定要死的，但我没有给毛主席丢人。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 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愿意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不怕你笑话，我这个人是有造化的。这么一把年纪，我在任何社会下都是能够风雨无阻的人。 到了我这个地步，你想想一个农民大老粗还图什么呢？ 」华国锋当时也才和邓小平谈过话，他短暂的春天也到头了。 对陈永贵又能说什么呢？ 只是一再的握着他的手，表示相互保重。
陈永贵与华国锋
其后，陈永贵留在北京，1983年担任北京市东郊农场顾问，1986年春因肺癌在北京去逝，寿终正寝。 临死前，他对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继续到一个地方给他干事。 我死以后要把骨灰埋在大寨。 邓小平是个好人，他没有把我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的 ！」
出了展厅，我们爬上虎头山坡，一路小径修建的很好，点缀着几个亭台，十分雅致。 当年满山的梯田多已改造成林了。 山上有一个蓄水池。 据导游说大寨原来无河无泊，全是靠天吃饭，年成不好，没有雨水，就干旱成灾。 后来毛主席发起「 农业学大寨」运动，调了一个工兵团，从远处穿山越岭，开凿了水渠，引水灌溉，解决了缺水的问题。 多亏当时政治挂帅，自然是不计成本的。
走到山顶，只见四周山峦起伏，阡陌纵横，村落稀疏。 大寨已没有当年「喜看麦菽千里浪」的盛况，但也颇有几分北方的田园风光。 陈永贵的墓坐落在山峰，非常体面。 这是除了毛泽东纪念馆之外，我在中国见到的解放以后最壮丽而具规模的陵园。背靠青山，西向大地，用大块山石沿坡而建。一个圆形的墓冢，前面有一个人许高的汉白玉石碑，上书「陈永贵之墓」，左右顶有两个虎头。 几十米高，共108阶的石阶，其前有一牌坊，正面写着「陈永贵同志永垂不朽」，后面是「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陈永贵之墓
陈永贵之墓
陈永贵之墓
最令我意外的乃是在陈永贵墓旁居然有一个「郭沫若之墓」。 导游告诉我，喜欢捧场应景的郭老当年来此朝拜，许下了宏愿，死后一定要葬于此。 后来郭老没能赶上「改革开放」就归天了。 他一半的骨灰被送此安葬，也算给陈永贵这乡巴佬增添了几分文采。
郭沫若之墓
走到山下，参观了陈永贵的旧居及小村。去看了陈的老伴宋玉玲，儿子陈明亮曾住的小屋。大寨还保持当年的纯朴。村子里还有几家小店卖些当地的土产和纪念品。附近，有几个工厂，大家工作无虑，大寨已不全靠种田吃饭了。 据说村里人说老人都有国家补贴，生活舒适。 可见陈永贵功在乡里，并非仅是个文革斗争的标兵。 正如邓小平所说，他不是四人帮！
大寨民房
夕阳西下，大寨又走过了平凡的一天。 大寨曾经过了风风雨雨，轰轰烈烈的日子，现又恢复了平静。只有那起伏的黄土山峦、蜿蜒的水渠、青葱的山林、稀疏的村落、阡陌良田以及那朴实的农户，依然在此伴随着长眠的陈永贵，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农民。
大寨曾经过了风风雨雨，轰轰烈烈的日子，现又恢复了平静。
在1946年至1947年山西昔阳“疾风骤雨”的土改运动中，陈永贵以一个“赤贫”的“无产者”身份，成了高举“三面红旗”的旗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
康生临死前，打了个报告，托人送了封信给毛泽东，告诉他：江青以前在上海被国民党抓到后“有问题”。毛打开一看，说道：“我看康生是病得糊涂了！” 周恩来一直到死还被“伍豪登报”事件被人当作把柄。是以不管谁“有问题”，谁“没问题“，只有“上面”说了算！
不过陈永贵能弄出个“农业学大寨”，在大风大浪中打滚，绝非等闲人物，诸君千万不要把他看成仅仅是个乡巴佬。他见风转舵的政治水平绝非一般人可比。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四人帮被捕；10月7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陈永贵一点都不犹豫、含糊，立即在会中表示坚决支持“打倒四人帮”。就像听京戏似的，我们应该给他大大的喝彩，叫一声“好”！！，
延安的农民也都有块白毛巾包头。就是在贵州，农民也都有白布包头。他们说不包就会头痛。
延安的农民也都有块白毛巾包头。就是在贵州，农民也都有白布包头。他们说不包就会头痛。
但他从小勤奋做工谋生，养成急公好义，坚毅不拔的精神。 1948年加入共产党，在土改中初露锋芒。
陈永贵“1942年当了维持会代表，那年陈永贵27岁，他给日本办事，还与八路军干部保持着联系，说明他很会周旋。不料，因一次送粮出了问题，宪兵队以通匪罪将他逮捕，关入留置场。（陈永贵）怎样出狱的？陈永贵自己说是八路军干部把他营救出来的，还有材料说是他妻子李虎妮托人保出来的，从敌伪档案中查出是“归顺释放”，后以‘兴亚会负责人’身份继续向‘宪兵队’大队长清水送情报。”
在1946年至1947年山西昔阳“疾风骤雨”的土改运动中，陈永贵以一个“赤贫”的“无产者”身份，成了高举“三面红旗”的旗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
党的“九大”召开前，中央责成山西“支左”部队党委审查出席“九大”的山西代表，谢振华当时是第六十九军军长，后为省委第一书记，是审查小组负责人。陈永贵是“九大”代表，他知道此决定后，主动找谢振华交待他这段历史问题.
《谢振华回忆文集》写道：“当时我约他在迎泽宾馆六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和他谈话。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说：‘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我说：‘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他说，‘我在抗日战争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后，被迫自首了，后来还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寇送了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我又问他，送情报和什么人联系？陈回答：‘是和日本驻昔阳宪兵队的清水大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