枉为人师的重点中学校领导(续)

枉为人师的重点中学校领导

在那之后，我更看不起李！因为他从事教学20多年，还没有悟道，不知道我抓住了什么。正如一个与我同住单身宿舍的体育老师所说：我是轻轻松松拿了个第一。

在初三快结束时，我对实验班的学生说，我不喜欢学校的领导，也和他们相处得不好。我很可能不会再被安排教他们了。尽管我非常享受教他们的时光，并且知道将来一定会想念他们，事实上，直到今天，三十多年过去了，教他们仍然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工作经历。我很高兴曾有机会教他们。但我还是不得不放弃。与此同时，我也不想再为这样的领导工作，希望能够去一个新的地方发展。

下学期排课, 我教两个初二班和一个初一班，我们老师的话叫“跨头”。因为要准备两套教学计划，教学负担加重，没人愿意。李某心知肚明，明显是他的报复。

我实在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冲到办公楼找领导讨说法。当时李某不在，杨某在场。我问他：“前两届教这科的老师都随班到高中，也没有听到他们拿第一。我拿了第一，为什么不让我随实验班升上高一？你们这种安排是在向其他教师暗示：我不够格教高中。”

杨某不为所动，依旧用那一套僵化的管理口吻说：“你必须服从安排。”他的态度瞬间点燃了我的怒火，我情绪失控，说了重话，大概是“别拿这些冠冕堂皇的话糊弄人”之类。我知道自己当时太冲动了，但那一刻，我真的忍无可忍。

最后，学校撤下了安排给我教的初一班，安排我去教一个普通的高一班，实验班依然没给我。过了一段时间，一位年轻老师受命来“解释”，说有一位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老师，必须安排教实验班。我听后冷笑了一下，回了一句：“她又没受过系统训练，去美国待了一年就比我们强了？我住院的时候，实验班担学生不喜欢所有的代课老师，甚至还写过一些讽刺英语组组长的话。如果让他们在我和那个刚从美国回来的人之间做选择，你觉得他们会选她吗？ ”我对这样的理由根本不屑一顾，也没心情再多言。

当时的班级安排已经让我心灰意冷，我对两个初二班的课几乎提不起劲来准备。只有高一的课我还认真备课，因为那个班上有一些是我连续三年教过的学生，我对他们有感情，也觉得如果辜负他们会良心不安。尽管我对初二的学生心存愧疚，但我实在找不到继续投入的动力。

那年学校正好举办校庆活动，我没有被安排参与任何事务，也没有接到参加典礼的通知。校方对我采取了冷处理的态度。一些同事甚至认为，学校对我过分，做得太绝了。

第二学期，正好有一所大专院校邀请我去任教。在当时，教师“跳槽”必须得到校领导批准。我找到了杨某，他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再代课一学期。我答应了，不过强调不能再排三个班，最多两个，他也同意了。

在这之前，学校给我安排了青年教师宿舍中的一间房。我骗总务处长说了我已搬出了。办完手续后，我拒绝搬出。他们就以此为由，拖欠我代课期间的工资。于是我停止了授课。

事实上，这也是我“以牙还牙”。两年前，暑假时总务处长曾承诺如果我在科学馆帮忙浇花，就会支付报酬。由于白天缺水，我常常熬夜等到深夜才能浇水。他最后却找借口不付款，说我已经从科学馆那边拿工资了——实际上那笔工资是我暑期看守大楼所得，完全是两回事。我告诉他们，如果补齐这两笔钱，我就马上搬走。他们最后妥协了，我也随即搬出了宿舍。

最初的班级安排肯定是李做出的，或者是在他的指使下做出的。因为杨的权力更大，所以后来调整了安排。然而，我已被更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解释也无法改变我的感受。他们根本不懂领导的艺术。任何有基本逻辑的人都不会去批评我“吊儿郎当”，因为这样的批评显然会像我反驳李那样，被有力地驳回。

另一件让我感到不满的事情是：那一年中考，语文的平均成绩在全市的重点中学中是最低的。而当时教实验班语文的老师却被提拔为语文组组长。从我第一次听他上课开始，我就知道语文成绩不会好，因为他的声音低沉、无精打采，教学效果很难令人满意。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曾多次特别注意实验班的语文成绩。实验班与普通班的语文成绩差距只有七到八分，而我所教的学科差距却总是十几分，有一次甚至高达二十。这说明实验班是能够拿到第一名的关键。

尽管我和这位语文老师关系不错，但我并不认为他的提拔符合他的工作表现。简而言之，这次提拔并不公平。反映出一种在体制内常见的不公现象：评价和晋升并非完全依据工作绩效，而是可能受到人际关系、权力结构甚至是“不得罪人”心理的影响。语文老师从教学效果来看，他的课堂缺乏感染力，导致实验班语文成绩偏低。然而他却因某种“非教学表现”被提拔为语文组组长，这本身就违背了教育系统应有的绩效导向原则。

相比之下，我所教科目成绩显著领先，教学投入与效果都有目共睹，却未获得相应的认可与公平对待，反而在教学安排与职场关系中屡屡受挫。这种对“有能力者”的边缘化与对“平庸者”的提拔，恰恰是制度性冷暴力的一种体现：通过不公平的安排、沉默的否定、甚至隐性的排挤，使真正努力、有能力、有教学热情的教育者被边缘化、打压，最终不得不离开系统。

这不仅是对个体的不公，也对教育公平与质量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当时学校领导班子，或许并不能简单地用“软弱”或“胆小”来概括。他们之所以在黄伯伯被殴打事件中集体选择沉默，并非因为性格上的怯懦，而是出于一种极端现实的“理性”——他们害怕得罪那个有后台、有权势的张某，因为他们不想丢掉手中的职务和地位。而另一方面，黄伯伯为人和善、温和，从不轻易与人结怨，这让他们更倾向于牺牲正义以换取自己的“安全”。

当年我年少气盛，选择了直接对抗。但现在回望，我也意识到，激烈的对抗虽能宣泄情绪，却很难撼动制度性的腐败和懦弱。

这段经历教会了我：在教育系统中，权力与正义并非总能同步。但一个教育者的良知与勇气，却是不可或缺的灯塔。沉默有时是安全的选择，却也是放弃希望的开始。

有人问我，为什么当时没有把这一切曝光给媒体或社会，甚至公开对学生讲述真相？这并不是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不公，更不是我缺乏勇气，而是出于一种复杂的情感与责任感。

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把学校领导的行为公开曝光，无疑会对学校声誉造成巨大的打击。那时那所学校正处在上升期，我的同事们一起为学校的发展努力奋斗。他们之中有许多老师是真心为学生、为教育付出的，他们也希望学校越来越好。我尊重他们的付出，也珍视我们共同营造的教育环境。我不忍心让一纸曝光毁掉我们多年来建立起的声誉与成果。

所以，我选择了沉默——不是妥协于恶，而是保全一份集体努力的成果。

在我辞职的那一年，这所中学成为了省重点。

如今回首，我依然能理解当时的自己。捍卫底线并不等于要彻底摧毁一切。有时候，在两难中做出的选择，是一种深沉的责任。只是这份责任，也让我背负了三十多年的遗憾与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