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尼
随走随记，谈天说地，领悟人生。
看到今天有些地方民族情绪泛滥到愚昧的程度，我想起电影《间谍之桥》。它是由好莱坞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汤姆·汉斯主演的。这部影片是根据真实历史故事拍摄的。事情发生在1957年美苏冷战期间，苏联间谍鲁道夫·阿贝尔（Rudolf Abel）在纽约被美方抓获。当时美国没有律师愿意为苏联间谍辩护，保险律师詹姆斯·多诺万（James Donovan汤姆.汉斯饰）被动地接下了这个案子。从他接案的第一天开始，社会舆论压力就接踵而来，妻子、孩子都无法理解，他怎么会去为一个敌方的间谍做辩护，甚至还有人朝他家开枪以示威胁。
詹姆斯义无反顾地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守了一个律师的执业道德，以及对美国宪法圣经般地敬畏。在他的力争下，几经周折，鲁道夫被免去死刑。当最高法院宣判鲁道夫被判30年监禁时，相当多的美国人表示不满。
同一时期，美军飞行员在苏联搜集情报，飞机被苏军击落，飞行员被俘。为营救情报飞行员，美方想到与苏方交换间谍，但苦于政府不便出面，请律师詹姆斯担此重任。谈判非常艰巨，1962年，苏方终于与詹姆斯达成协议在德国的格林尼克大桥（Glienicke Bridge）互换间谍。同时詹姆斯还多方周旋，不舍不弃，解救了一个当时被东德关押的美国留学生，达成以一换二的结局。消息传出，他即刻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当詹姆斯顶着巨大压力，办着一件当时多数人不认可，感情上无法接受的辩护案，并且为鲁道夫争取“免死牌”的时候，他不可能想到会有后来的美苏间谍交换。相反，他很可能将终生背负为敌方间谍辩护的“耻辱”。然而，历史戏剧性地因为他而保留了一个“活棋子”，以致走活了这盘棋，使后来美苏交换成为可能。当然，他不是政治家，更无法预言后来发生的事。他只是履行一个律师的职责，而宪法和法律是他坚强的后盾，也是他的保护伞。这其中的“戏剧性”又有着它的必然性。影片由此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迪，那就是宪法、法律对一个社会的作用，以及它神圣的地位。
詹姆斯从不被人理解，甚至遭受威胁，到最后成为英雄，是人们观念的改变。人们习惯将判断停留在事情的表面，简单地将人和事分为善和恶。为敌方辩护是“恶”，解救自己人是“善”，而对在善恶彼岸的真实懵然无知。事实是，詹姆斯自始至终都本着同样的精神和原则在做每一件事。影片让我们看到了人们观念前后变化的强烈反差，其实无论是 “恶” 还是 “善”，都伴随一种“审判精神”，一种追随时代的激情。只有当我们抛开审视的禁锢去感受这个故事，才能更深地感受其中深刻的含义。
影片中，苏联间谍鲁道夫多次说的一句话是 “Standing Man”，这是他从小的立志。看过电影后谁也不会忘记这句话。在几次面对生死未仆时，詹姆斯问他“你担心吗？”鲁道夫的回答总是那句：“那有用吗？”在格林尼克大桥上时，鲁道夫突然意识到交换不是“一换一”，而是“二换一”。面对东德仍不肯放美国留学生，他对詹姆斯说 “我等”。这个场面非常感人，此刻我们能不说他们都是“Standing Man”吗？
这部影片有很多让人回味，思考的地方。比如影片一开始，鲁道夫一边对着镜子，一边是自画像，中间是他自己。这其中的寓意很有意思，镜子里的他，自画像的他，中间的他，究竟谁是更真实的自己？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个人会面对的问题，别人眼中的你，自己心中的你，还有那个最真实的你。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确是个超级导演，在银幕背后的他像是一个“历史叙述者”，娓娓道来。他不是历史审判者，更没有划分政治立场，甚至他还多处调侃美国中情局。这真是大导演的高明之处。正因为他彻底地突破敌我立场的限制，无处不让人感到一种思想的穿透力，故事背后隐含的普世价值、历史现象，人性和生命的本质，给我们很多启迪。
当时电影的海报
下面是几张影片截图
拍摄现场
詹姆斯·多诺万（James Donovan 1916-1970)，照片自网络。
苏联间谍鲁道夫·阿贝尔 (Rudolf Abel）,纪念他的邮票。没有找到他的照片。
鲍尔斯一直是美国政府不承认存在的人，主要是美国不承认有U2进入苏联领空侦察。而且鲍尔斯是CIA的飞行员，不是美军的，掩护身份是私人公司飞行员，本来应该在被击落后自杀的，但他做不到。
他后来在苏联监狱里关了很多年，连俄语都要学会了。最后美国政府秘密交换他回来。
这件事很久前国内的美国惊险片“蛇”，也是以这件事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