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特嫌》

 

"不靠谱的李普“是我建议父亲写的。

 

看完父亲的书稿《我是特嫌》，深深地被他的真实所感动，也更多地读懂了父亲。

除去早年当记者时期写的新闻稿以外，父亲以前写的文章多以政论为主，这样集中写自己还是头一回。读这本书很像是在听他讲话，倍感亲切。

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很了解父亲，读了他的这些文章，才知道其实不然。

比如，在《双峰高等小学堂》中，他评论自己的童年时写到： “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结果谁愿意理你。我这个人确实骄傲。……整个小学阶段我没有朋友，孤家寡人一个！”

 在《〈黄金时代〉和〈酸果〉》中写到少年时在中学主办刊物：“权力腐蚀人……这么一点点权力，就把自己弄得晕头晕脑，自以为是，胡作非为起来！”

 《在北京大学》中写到他主持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时：“……我竟显得像一个大人物!……因为无知，所以特别显得胆子壮，特别显得架子大，特别显得了不起。”

这类反思自己，带些尖刻的文字多次在文章中出现。这种口气我再熟悉不过了，小时候他教育我和姐姐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口气。我一直认为他对我们的严格是“望女成凰”的心态所致。没想到如今讲到自己，竟然也毫不客气。其实我早该明白，他不喜欢或不赞同的是事情的本身，是不会因人而异的，无论是谁，包括他自己在内。

居高临下地审视自己，保持距离地写自己，毫无遮掩地评论自己，是这本书最感动我的地方，也恰恰是最真实的他。

 

                                                                朋 友

父亲在文章中说自己“不善于交朋友”。可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不论住哪儿，与左邻右舍相比，来客总是最多的，怎么可能不善交友呢？初看书稿时我着实有些诧异，后来细想，觉得父亲的话有他的道理。客观地说在结交朋友的表现形式上，父母确实不属于“会”的一类，至少不善于“主动出击”，不善于去“花心思”，有时候甚至客套一下都不会。父亲89岁生日聚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那是2007年夏天，我们准备给父亲办个生日聚会。是大办还是仅找几个好朋友小聚，我得征求父亲的意见。尽管我觉得小范围好，因为大请客的话总会有照顾不到的，漏掉谁都麻烦。

“低调，低调，小范围”，爸爸想都没想就答复了我。于是，我从熟悉的伯伯阿姨里草拟了份名单，爸爸看过后，加进好几位：“这些不请怎么行呢？都是我的好朋友。”接下来，他不时地想还有哪位好朋友该请，哪位不能落下，于是人数不断增加。当初的“底调，小范围” 早忘了，我也没敢提醒他，只要他高兴就行。结果客人名单改了几次，只增没减，我的计划随着不断增加的人数不停地改，早已不是什么小范围了。考虑到多是上了岁数的人，停车和交通都不方便，地点从饭店改到新华社，最后还请王建勋先生来帮忙，因为好些人我不熟。我和王先生说好分别通知客人。

给胡继伟伯伯的电话是我打的，胡伯伯的夫人狄莎阿姨接的电话：

“哎呀，我和老胡明天出门，是报社安排好的活动，不能参加你爸爸的生日聚会了，对不起，祝他生日愉快啊。”

名单人数第一次往下减。第二天，我婆婆给我来个电话，她住在胡家的楼上。她告诉我狄莎请她转告我说老胡要来参加。原来那天胡伯伯得知我打过电话说：“李普的生日我怎么能不去呢？一定要去的，报社的活动推迟两天。”他还怪狄莎阿姨自作主张。

爸爸知道后说： “老朋友了”，口气中透着一种了然。

聚会的前一天王建勋先生来电话问：“XX老你请了吗？”我说：“名单上没有呀。”“哎呀，老头给我来电话了，说怎么还没接到通知，他急了。”

放下电话我问：“爸爸，XX老要请吗？他老人家在等您的‘贴子’呢。”

“当然了，怎么可以不请他呢？”

这时我真的开始有点担心了，怕就怕这不算大也不算小的生日饭局，准得得罪人。

后来也确实证实我的担心是对的。不少父亲的好朋友都没有请到，人家还真在那里等“贴子”呢。

请来的朋友有不少是上了岁数的，行动不便，他们之间见个面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彼此之间少不了寒暄、问候，因耳背他们相互往往听不确切对方在说什么，于是各说各话，说的只当是都说清楚了，听的也只当都听明白了，高高兴兴，很是热和。饭厅里热闹了好一阵才安静下来。我是个不会当众讲话的人，说了两句感谢的话后，就走过去对爸爸说；“您讲几句吧。”

 “不用了。”爸爸似乎是不加思索地站起来向大家一挥手说：“请大家开始吃饭吧。”

父亲的即席演说有如他写的文章，简练有灵气。母亲曾告诉我：“你爸爸的即席讲话，从不哼啊哈啊，这个那个的，把讲话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

我真想听听父亲面对这么多来给他祝寿的老朋友，有些什么感言。他是那天的老寿星，是主角，是最该说两句的人，哪怕是客套几句呢？结果没有，什么也没说。

在他看来，也许好朋友之间本来就用不着客套；也许不说比说更能表达他的心情；也许他根本没把说不说话当回事。

在父亲过生日的几天前，有一位自称是他的朋友从外省来电话，是我接的。

对方说：“我是XXX， 你爸爸的好朋友。我过两天来北京给他祝寿。”

父亲说；“谢谢他，叫他千万别来。他喜好结交名流，我不喜欢他。”

“我爸爸说谢谢你，叫你别来，千万别来。”我相信父亲的判断力，他不喜欢的人，一定是有原因的。

可那位先生没有“听懂”，到了北京。他来电话，正好又是我接的。

 “不是说好的，请你不要来。”

“哎呀，那是老人家客气嘛，怎么能当真呢？”那人十分自信。

 “看来你还真是不了解我爸爸，他要是欢迎你的话会直接了当地说，不会客套的。”

当时还有一位程先生也是从上海专程来给父亲过生日的，父亲不但是热烈欢迎，还将他留在家里住了好几天。

父母2000年到美国探亲，发现朋友们常说起的他们在香港和美国的领导人和长者司马璐，竟是爸爸年轻时的老朋友，好兄弟马义，他高兴不已，甚至想去东部专程看望老朋友。考虑到身体状况被我阻止了，至今我都有些遗憾。

父亲的喜好厌恶都真实地写在他脸上。有朋友很形象地说：“李老是个透明的人”。他不欺骗别人，不欺骗自己。不屑于防人，不善客套，甚至弯都不拐一个。我想也许正是他性格中这种坦荡，好恶鲜明，对人对己的真实，吸引了许多喜欢他这种个性的好朋友。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父亲经常接触“隔行”的朋友，但和他们之间的交流却通畅无阻，他能轻松地踏入自己不精通，不熟悉的领域，获取他想了解的知识，抓住共同的话题。这与他知识的广博，思维能力的清晰，和记者职业的敏锐分不开。有一位教理工的王美英老教授告诉我，第一次和父亲谈话就感受到了他的智慧和真诚，和他交谈是一种享受。

我非常喜欢、尊重父母的这些好朋友，这是一群素质很高的人。他们之间的相处亲切、信赖，无关“利害”，不涉“关系”。丰富的文化积累，使他们之间的谈话有一种特别的情趣和难得的心灵和谐。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们身上有一股子无所畏惧的霸气，豪爽洒脱。而最为可贵的是他们的“真”，是几经政治运动都没能被吞噬和改造的那份 “真”，是他们一如既往地守着的那份做人的根本。

 

                                       你走啊，你自己走啊！

 

《“你走啊，你自己走啊！”》是一篇非常感动人的文章，讲述的是爸爸儿时上学的故事，而我从中读到了今天的他。如果说“你自己走”的精神是播在他幼小心灵中的一顆种子，那么这种精神如今已经成就了他饱满的个性和独立的意志。

文化大革命被父亲称之为邪教，因为那是个疯狂的年代，来势之猛如惊涛骇浪，铺天盖地砸向社会每一个角落。父亲说自己当初也像全国许多人都“吃了什么迷魂药一样，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感觉和思维…….” 

我的爷爷奶奶被赶回老家湖南，爸爸先被关押，后来转入广东韶关监狱，妈妈受管制。一夜之间亲人成了敌人，朋友成了专政对象。原来红太阳照耀着的这块土地，竟然到处都是阶级敌人。我本来就缺乏独立思考意识，只能跟着潮流去呼应那个“唯一正确”的声音。那些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人都成了“公敌”，成了“阶下囚”。对这个威严的“唯一”的声音，我那时从不敢怀疑。既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更多的声音，更不懂得社会的发展往往就需要不同的声音，需要少数人的声音。

在只有一个声音的世界里，人格被改变，人性被摧毁，思维被禁锢。

父亲是属于那类从骨子里就硬得难以被政治真正消化的人，风暴过后，他终归要“走自己的路”，终归要说真话，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越来越锋芒毕露。

2005年1月赵紫阳去世。围绕如何评价赵本人和15年对他的“软禁”成了当时人们最关注的话题，海外的媒体更是风涌而至。我当时在北京，法国电台的记者是最先打电话来的，也是父亲接受采访时话讲得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后来法国台为此编制了三天的连播节目，影响很大。就赵的问题，父亲是当时通过国外广播媒体发出的来自国内“最尖锐的声音”。而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上面来人找父亲“谈话”。

来人很客气，说：“李老，您有看法可以向上反映，不要对外国记者说嘛，这样很容易被外人利用呵。现在闹得影响很大喔。”

“赵的问题，我反映过，我曾给中央写过信，可是人家不理我，从来没有答复。”父亲坦然地回答。

来人用手指了指屋顶：“跟您老谈话是上面的意思，我想您明白我的意思，其实也是为了您好。今后不要再接受外面的记者采访了。”

面带笑容，沉沉稳稳坐在那儿的父亲始终也没有承诺今后“不再说话”。谈话就这样不了了之地结束了。

要采访父亲的电话和来人，依然应接不暇。有个香港的记者甚至求我，说他如何不易地找到了我们家的电话，完不成任务很难交代，哪怕就让我父亲说两句。我拒绝了他。

那些天我觉得实在有些招架不住了，建议爸爸出去避几天，反正该说的都说了。他同意了。我们交代阿姨，不管谁找都不能说我们上哪儿了。过了几天等我和爸爸回北京的时候，有些朋友因为找不到我们，以为父亲被抓去关起来了。

对父亲的慷慨陈词不少亲朋好友都表示担心，甚至劝他不要再过问时局政治。可是，他总是一笑置之，从没真往心里去过。他有他的一定之规，这个“规”很简单，就是走自己的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被世俗常规约束，不在乎他人是不是认可。

父亲周围的人都熟知他说的一句话：“没有规律，就是我的规律”。

他所遵循的“规律”是真实，是他自己认定的那条道。

 

                                                                默 契

 

初读父亲的《默契》，觉得他只是开了个头却没有展开写。因为父母之间的默契一直是我最羡慕、向往的一种朋友关系，夫妻关系。他们的默契和谐甚至到了字都写的一样，有时候他们自己都要用点心才能辨认得出来。这哪里是一篇千字文就能记清楚的呢？

我从小就有个印象，爸爸妈妈总有说不完的话，从国家大事到家中小事，从看的每一本书到写的每篇文章，从见到的每一个人到参加的每一次活动。无论什么事，他们都要通报；无论什么感想，认知都要与对方分享。他们对彼此的理解、信任，甚至分歧，总是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我相信这是他们之间默契的一个重要原因。

妈妈曾多次对我说过：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要找一个“靠的住”的男人。我记住了她的话，却理解得很肤浅。很巧的是我最近在一本书里看到爸爸的一段笔录：“一个靠得住的人，这是妻子对丈夫最低的要求，又是最高的要求。整个这个人靠得住，而不仅是哪一点靠得住，不仅是哪个方面靠得住，而是整个人，整个地靠得住，不是最高的要求吗？”

这不正是妈妈对我说的那个“靠得住”吗？她找到的就是这样的男人。

父母从来没有同时对我谈起过“靠得住”的话题，而这里我再一次看到了他们的默契。对爸爸来说，他恐怕就没往默契那儿去想。因为在价值观和大事面前他和妈妈的观点总是一致，无需商量，更不用约定，如同一个人。他当然就无所谓展开写什么了。                                                                        

2004年12月15号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随后我留在父亲身边两个月，其实我不仅是想照顾父亲，而更需要伴随在父亲身边来减轻我的悲痛。母亲去世的当天，爸爸紧紧地搂着痛哭的我说：“咱们往好处想，你妈妈最后的日子有我们陪伴，她走的不孤独；她82岁算是高龄了；她走的很安详没有痛苦。再说，你一直在妈妈身边，如果你在美国那会多难过呀。”

对来安慰他的好朋友，他说：“总有一个先走，那就让我来承受吧。”

父亲从没有在我面前表现过失控的悲伤，而常常是静静地坐在那儿，像是陷入一种深不可拔的思绪中。直到有一天上午，他突然给李锐伯伯打电话说：“李锐，我想大哭一场，可是我哭不出来。而且我一滴眼泪也没有。”当时我吓了一跳，眼泪汪汪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爸爸。三年后我从爸爸给钟叔河伯伯的信中才更深地体会到了他当时的心情，尤其是他对母亲那份强烈的思念。

下面是信的全文；

哭吧，哭吧 -----致叔河

得叔河第二信，始知朱纯（叔河之妻）谢世，伤痛之至！第一信未看到，可见我这里乱得很。

你失去了你终生最好的朋友，你的痛心可知。

沈容辞世的时候，我为了给两个女儿做个坚强的榜样，强忍着没有哭。几天过去，想哭竟哭不出来，我突然想，这样憋着，万一有一天爆发出来，我受得了吗？那年我八十六岁了，这样一想，渐渐慌张起来，便给李锐打电话。一会儿，他和玉珍夫妇俩一同来了。我详述所以，说：现在没事了，没事了！

现在，朱纯走了，我不说望你节哀之类的话，而要说：你哭吧，哭吧！你想怎样就怎样，能怎样就怎样吧！

这一辈子只有这一回了！

哭吧，哭吧！

奇怪，写着这几句，我两眼竟湿润起来！

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握手！握手！握手！

李普

二00七，三月四日。              

父亲始终没有哭出来。

                                                            

这本集子中多数的文章都很短，爸爸说是“千字文”。用几百或千把字写清楚一件事，一个想法，可见父亲的文字功底。他的短文像一副构图简单的画，几笔下来点到为止，引人思考，令人回味。父亲的文章里从来没有对花香鸟语的描写。他不喜欢描写，就像一件趣闻到了他嘴里一两句话就都交代了。他写文章最看重的是自己的那个想法，是底蕴中的“意”，否则他不下笔。读他的文章能读出一个真实的他。

                                                                                     2009年2月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