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好友夏君（之五）

忆好友夏君

（之五）

 

徐家祯

 

文革前后

 

（接上文）从上海师院毕业之后，我们就被分配到中学去当语文老师。记得那 时基本上都是就近分配的:我家住在长宁区，分配去的中学是静安区的建 东中学，走路只要十五分钟就到;夏镛家住卢湾区，分配去的中学是徐汇 区的五十九中学，也离家不远。毕业之后，除了姚德禄、沈宗洲、崔思明， 与我还有一点来往，别的同学就都关系中断了，只有夏镛，几乎每月都见 面。那时，我们见面的地点不是外文书店，就是我家里，那是因为我家的 居住条件比他家的好得多。

改朝换代后，1951 年，我们大家庭分了家。我父亲一家在江苏路 200 弄 22 号买了一栋三层楼双开间的花园住宅。二楼有两个朝南的大卧室， 还有一个朝北的小卧室。两个大卧室分别成了我和一个妹妹、两个弟弟的卧房。我上大学后一年，我妹妹考取西安交通大学，去了西安，我就一个 人占用一间卧室，我的两弟弟则占用另一间。

我的卧室很大，总有四十多平方大。朝南一排八扇大玻璃窗，对着 花园。朝北还有两扇玻璃窗，对着天井。夏天把南北的窗子一开，有对穿 的风进来，让上海炎热的夏天好过很多。

房间里除了一张双人床、一个放衣服的大橱和一个五斗橱外，还有 两个书橱，放我收集的外国文学作品。对着朝南的那排窗户，有一张红木 小书桌、两边两把红木的靠背椅子，和我坐的一把藤椅 —— 书桌和椅子 都是我母亲嫁妆的一部分，是我外公特地请木工到他们家里去定做的，式 样十分精致、高雅。靠门口那个书橱，放着一张三人座长沙发，沙发前有 个长的木茶几;对面另一个书橱的旁边则放着一个红木的高脚茶几 —— 也是我母亲嫁妆的一部分 —— 上面放着一架西德制的手提打字机。后来， 我买了一个也是西德制的手提磁带录音机，就把它放在那台打字机旁边一 个彩绘的瓷花鼓凳上。沙发边上靠通向我弟弟的房间的门旁，则放着我的 音响设备:一架可以变速的电唱机和一个模仿东德制造的仿立体声四喇叭 四波段收音机 —— 那架电唱机和收音机，都是六十年代初国产的音响设 备中最高级的器械了。后来，我又买了一台国产的录音机，很笨重，就放 在弟弟的房间里，通过连线，把它与我的收音机连接起来。

卧室的墙上，挂了一些我父亲收藏的字画。现在只记得靠弟弟房间 的门旁，挂了一幅康有为的书法。沙发后面则挂了四幅陈师曾的画轴，分 别画的是春夏秋冬的花卉。墙上还挂着两幅铜版画，是我一个笔友送给我 的，他是比利时 Lie?ge 博物馆馆长。房间的书橱和长茶几上，常年放着刻花 玻璃的花瓶，里面插着鲜花。

我家房间的地板都是打腊的，我的卧室也不例外。拼花的细柳木地 板上一打上蜡，就显得格外光洁美观。我另一个好同学沈宗洲那时也常来我家，他感叹过好几次:“把家具移动一下，你房间里开起舞会来太合适 了!”不过我对跳舞这类事情一向不感兴趣，所以对他的提议从不搭腔。

我的卧室里还连着一个没有窗户的衣帽间，大约有两、三平方公尺 大，就在朝南的窗户旁边，平时经常只放一些不用的杂物。有一时期，我 对摄影感起兴趣来了，就买了一套放印照片的设备和各种化学药剂，在灯 泡上包上红的玻璃纸，把这间房间改成了我的暗房，作冲印和放大照片之 用。

这就是 66 年“文革”爆发前，我的安乐窝!

夏镛来了，我们就一起坐在那张长沙发上听唱片，谈音乐，谈论外 国小说。那时，我已经开始热衷于跟国外的笔友通信了。我们交换邮票、 明信片。东德的笔友寄来过一种涂塑的大张明信片，有一本 32 开书本那 么大，涂塑的那面不但印有彩色照片，还有唱片纹路，可以在唱机上播放 三五分钟的乐曲。那时，在国内还没有人见过这种“明信片唱片”，十分新 奇。后来，我的美国笔友也寄给我过慢转唱片:拉赫马尼诺夫的钢琴协奏 曲被海关打碎或者没收了，但是肖邦的两张夜曲我却收到了。那时，西方 古典音乐唱片在上海是多么稀有呀，简直像稀世珍宝一样!夏镛每次来， 我们就一起欣赏笔友寄给我的物品。每周，我都有新收获。

有时他上午来，中午，我母亲就留他吃午饭。当然我们不会为一个 常来已经很熟悉的同学特地添菜，吃的都是家常菜而已，但是，对经济情 况不佳的夏镛来说，我们的家常菜已经是他的山珍海味了。记得他多年后 还不止一次对我说:“你们家的火腿是整个蹄胖一起吃的，我从未见过。” 可见，他们家那时即使吃金华火腿，大概也只是切一两片火腿，放在菜里 调调味而已。而我们家，则常常把整个火腿肘子用慢火炖酥了，叫“火腿 幢(可能应该是“月”字旁)儿”，当家常菜吃，所以，他看了很吃惊。

不过，好景不长，66 年夏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我 们家八月底就被抄了家。因为我家东西实在太多，除了现钞、存款、金银财宝之外，工厂的“造反队”只拿去了一些贵重物品，譬如，照相机、录音 机、书画之类，连我的电唱机、收音机、唱片，他们都看不上，没拿。学 校的红卫兵则就捡了一黄鱼车我父亲的书籍，当作“四旧”拿到学校操场上 去烧毁了，我的藏书连动都没动。工厂“造反队”在清点我父母的银行存单 时发现，有两张是我的名字的存单，数目不大，好像只有 150 元左右，我 不知道怎么会有我名字的存单混在我父母的存单中。其实，我毕业后，工 资是从不交给父母的 —— 他们也不要我的钱。我的钱全部用在买纪念邮 票、买唱片、买书籍和与外国笔友通信上了，根本没有积蓄，所以也不会 有存款。不知那两张存款是哪里来的。不管怎么，“造反队”负责人对我说: “我们只拿剥削来的钱。你的工资我们不拿。”于是把这两张存单给我留下 了。除了这两张存单，他们还留给我父母 500 元当作生活费。但是，这 500 元，后来给了我们家的女佣一笔“解散费”，让她回家，还被延安中学 的红卫兵偷去两百块，剩下的也就寥寥无几了。

后来，各种各样的“红卫兵”不断来我家骚扰，我想，我的那两张存 单放在家里总不保险，还不如放在夏镛家保险一点。“文革”开始，夏镛家 也被抄家了。但他家那时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拿了，所以，只拿 走了几本外国小说，说是“四旧”，应付一下就完事了。当时上海到处刮抄 家风，社会上风声鹤唳，气氛十分紧张。路上“红卫兵”还会拦下行人量裤 脚管的宽度，脱尖头皮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要是搜起身来怎么办?那 么，怎么把存单带给他呢?我想了一个现在看来非常愚蠢的办法:把存款 单卷起来，放在一把扫帚柄中，给他拿去。其实，拿了一把扫帚，不管是 乘公共汽车也好还是骑自行车也好，不是更加引人注目吗?!不过，还好， 那两张存单安全到了夏镛家，一直放到我家“扫地出门”，相对安定一点了 才去拿回来。

后来，我觉得我的书籍即使抄家没有拿走，以后也很可能是凶多吉 少的，还是转移一些为妙。于是，就挑选了一部分，分批送到夏镛家中去， 让他暂时保管一下。谁知，后来，他的两个弟弟不但自己拿去看了，还把 这些书借给他们的同学看，于是，就杳如黄鹤，从此收不回来了。不过，再过几个月，我家就被“扫地出门”，除了毛选和鲁迅著作以外，所有书籍 全部留在老屋内，最后全被充公了。所以，放在夏镛家的那些书遗失了， 也只能算是少得不能再少的一点损失而已。不幸之中大幸的是，他弟弟那 些同学把我们的书拿去流传开来，没有酿成更大的灾祸:要是有人追究起 这些当时属于“封资修”的书籍的来历，那么一定会追到我们头上来。那时 我父亲头上已经有了“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两顶“帽子”，要是再加上 “用书籍毒害青少年”的罪名，那么，不要说会抓去坐牢，连杀头的可能性 都有呢!

“文革”中间，我与夏镛还是经常碰头，大概每月总有一两次。那时， 外文书店已经不再出售慢转唱片了，连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唱片都不再进口 了。所以，我们俩的碰头地点就改到了夏镛的家，因为我们家被“扫地出 门”后，父母、我和小弟弟四口人都住在一个 16 平方的、堆满杂物的朝北 后间，夏镛来了不但不能坐下听音乐，连谈谈话都很不方便了。

夏镛家在建国西路一条叫“曲园”的新式弄堂里。他家的房子格式非 常像我家的房子，也是三层楼双开间的房子，前面有个小花园。因为这栋 房子不是私房，是属于房管处的，里面住了好几家人家，谁都不去照看那 个不属于自己的院子，所以，院子里一片荒芜，几乎一无所有。夏镛可能 以前住的是楼下整个一层，也可能还占用楼上的几个房间，因为他们家有 那么多子女，一间房间肯定住不下。但是我“文革”时去他家时，他跟他母 亲和小弟弟都住在楼下一间朝南的屋子里。屋子不小，也有 40 平方公尺 左右，但是，一家两代三口人住在一起，还是显得很局促的。那时，夏镛 的大弟弟已经住到他承继过去的姑妈家去了，只有他小弟弟还住在家。不 久，小弟弟上山下乡去了江西，家里就只剩夏镛和老母两人了。

夏镛的那间屋子中间横放着一个红木大衣橱，把房间一隔为二。“前 间”占三分之二的面积，靠窗是一张红木的大书桌和一张藤的坐椅，靠里 边放着一张旧的籐躺椅。躺椅旁边放着一只书橱，我第一次去时，书橱上 还贴着“红卫兵”的封条。但很快，封条就被他们撕掉了。门口进来，靠左的墙边，是一张红木八仙桌，要是有客人来吃饭，就要把桌子移到房间中 间来。衣橱前面是一张红木双人床，夏镛母亲晚上就睡这张床。衣橱后面 隔出的“后间”很小，大约只有整个房间的三分之一大，我记得只有一张双 人床和堆着一些杂物。这大概是夏镛跟他小弟弟睡的。

前面床前，有个小柜子，上面放着一台电唱机和一个收音机。我每 次去他家，就在这台唱机上播放音乐唱片。当然，音量只能调得很小很小。 我常常就坐在他那张藤躺椅上，他呢，就坐在书桌前的藤椅上，或就坐在 他母亲的床上。当然，他的唱片收藏很小，听来听去就这几张。

我们“扫地出门”后不久，上海就爆发了所谓的“一月风暴”。上海旧市 委垮台了，新的“革命委员会”刚成立，还没有真正开始工作。我那时也成 了我们学校的“造反队员”。我就戴上“造反队”的红袖章跟我小弟弟一起去 敲居委会主任的门，说，冬天来了，衣服不够，要回老屋去拿衣服。那时， 这位主任一看我的红袖章，吓得以为我要上门去批斗她，连忙说居委会不 管我们房子的事情，要找房管处去要钥匙。到了房管处，我们也如法炮制， 于是一位老管理员就陪着我和弟弟到老屋取衣服。后来，去的次数多了， 那位老管理员有点厌烦，再加那时又有风声在社会上流传，说:资本家的 抄家物资要发还了。于是，老管理员就干脆把我家房门的一大串钥匙全部 交给我，说:“以后你们要拿衣服就自己去吧。”

拿到钥匙，我们当然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老屋里拿东西了。我发现， 原来除了我们的衣服一件都没有被抄走外，连我父亲收藏的古董砚台都全 部留在房间里。更惊喜的是，我的三百多张唱片，除了被北京“红卫兵”拿 去一部分，说要带去北京办展览外，其余的也全部都在。但是，我们当时 不敢多拿点东西的原因有两点:一点是，我们搬出去以后，居委会和房管 处用卡车拿走了我家的全部家具，把其余的箱子、物品全部都堆在三层楼 后间一个二十多平方的房间里，一直堆到几乎碰到天花板。空出的房间， 在“大串联”时，当作外地来沪“红卫兵小将”的宿舍，人多的时候，据说我 们家住了上百人!后来，“串联”结束，那些房间就都空关着，我们家没被抄走的物品，还是堆在那个后间。所以，拿东西时，我和小弟弟要像猴子 一样在箱子堆里爬进爬出找。即使这样，也只能拿表面看得见的一些东西， 底下的既看不见，也拿不到。第二点是，我们当时住的房间只有 16 平方 米大，已经放满家具、床铺和杂物，再放，也放不下很多东西了。想想社 会上既然说“资本家的东西迟早要发还”，那么，这些东西总归是我们的， 何必现在就去搬回来呢?于是，拿了我的唱片，再拿了几方父亲的藏砚， 就不再去老屋搬东西了。于是剩下的物品，后来全部被“抄家物资清理小 组”拿去，卖掉了。这些拿出来的唱片，我也常常带到夏镛家去听。

有时，我上午去，到了中午他母亲也客气地留我一起吃饭，我只吃 过一两次。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经济情况不好，再加那时什么都要凭票供应， 粮食也紧张，于是就改到下午才去他家了。

在“文革”快结束时，我还与夏镛作过两次外地的游览:一次是利用 一个长周末(好像是“十一”国庆或“五一”劳动节，放假一天，加上周末一 天的例假，就有两天休息，算是个长周末了)，一起去离苏州不远的太湖 洞庭西山玩。那时，旅游是禁止的，因为游山玩水被看成是一种“资产阶 级生活方式”。所以，我常说:那时要旅行，只有三种理由:出差、探亲 和奔丧!那次我们出游，当然也不会让我们工作的学校知道。那时，去西 山要乘一种不大的摆渡船，摆渡到岛上去。本来，我们打算星期天早上去， 在岛上住一晚，第二天下午就回上海，第三天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上班 了。结果，上了岛，到了下午就刮起大风来了，船码头挂出牌子:渡船因 大风停航。问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恢复航班，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要看 老天爷什么时候风停”。记得那时岛上根本没有什么旅馆，只有一个“招待 所”:茅草的屋顶下搭了几排竹榻，是个大通间。还好，那是放假期间， 既无游客，也无出差的，就我们俩，占了这个大通间。晚上，全岛都关灯、 熄火，没有一家饭店可以吃饭。我们只能在一家小杂货铺买了几块硬得咬 得断牙的“劳动饼”来充饥。天还没黑，就无事可做了。我俩躺在竹榻上听 窗外的波浪声，就像松涛一样。而我们的心那时也像松涛那么起伏不安， 因为要是明天风还不停，渡船不开，我们就没有办法准时在星期二出现在学校了，这么一来，我们周末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会暴露!我们俩躺 在竹榻上，一边想办法编造缺勤的借口，一边还听着“松涛”胡凑了四句歪 诗。具体的句子，现在一句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里面讲到了“劳动饼”。睡 了一晚，早晨醒来，发现居然风平浪静了。我们喜出望外，赶快赶到码头， 买了船票，像逃荒一样地逃出岛来。很多年后，我和夏镛还把这次旅行拿 来当笑话讲。

另一次则是我有位同事，他的朋友认识一位司机，说要开一辆崭新 的大公共汽车去北京。那是因为司机在北京的朋友到上海定了这辆车，现 在交货了，所以要开到北京去。我同事的朋友来问我同事，有没有人想搭 便车去北京。那时，正值 1976 年暑假期间，我同事就约了我们平时关系 最密切的三、四个朋友一起搭车前行。因为公共汽车很大，空位很多，我 就邀夏镛也一同前往。我的计划是:一路跟他们一起搭到泰安，然后我跟 夏镛下车去游泰山，再坐火车去济南，接着转车去青岛，最后乘船回上海。 谁料，上了泰山还没爬几步，夏镛忽然脸色都变了，讲他要回去了。我问 他为什么，他说:好像要吐血的感觉。我问他要不要陪他一起回去，他坚 决不同意。我只能在泰山与他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独自登完泰山，我 一个人坐火车到济南，第一次在黄河上坐了一次摆渡船。然后从青岛坐海 轮到上海。一到上海，我就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唐山大地震的新闻!

很快，十年“文革”就过去了。不久，我就出国了。那时，夏镛已经 结婚，他的新房就设在他家那间房间的衣橱后面那个“后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