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好友夏君（之四）

忆好友夏君 

（之四）

徐家祯

 

发展友谊

 

（接上文）自从我与夏镛认识以后，我们渐渐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不但 一起去上课、去自修，而且吃饭、休息时也大多在一起。刚开始，原来与 我一起的好友徐剑刚，还有一个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调干生”姚德禄 也跟我们在一起。后来，慢慢地，他们发现与我和夏镛的共同话题不多， 就渐渐疏远了我们。于是，只有我跟夏镛两人，成了同进同出的“铁杆”好 友。

大学几年中，生活和学习其实十分单调;学工学农时，夏镛总是留 在学校，到图书馆去整理图书，所以，可回忆的事情实在很不多。现在， 我只有两件事情记得是与夏镛一起做的，不过我以前都在别的随笔中写过 了，这里可以简单复述一下。这两件事，都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有关。

大概 1960 年开始，“自然灾害”终于影响到上海，当然，也影响到上 海师院来了。一开始，食堂里放着的、让学生可以自由盛饭的大饭桶不见 了。食堂发了饭票，每月 29 斤。学生盛饭要凭饭票去领饭。四菜一汤一 桌的菜肴也不见了，改成每个学生拿个搪瓷缸到食堂的窗口去领菜，每次 一勺。刚开始，每人还给满满的一勺菜 —— 所以，学生们都拿尽量大的 缸去领菜，怕拿小缸去，菜会给得少。我那时也特地买了一套大号的有柄 搪瓷缸，包括一个饭碗和一个很大的菜碗，两个套在一起，可以装很多饭 菜 。一开始，一勺菜里有菜有肉，伙食还不算太差。后来，给的菜越来越 少，肉也渐渐不见了。到最后，每次盛到的菜，只是一小调羹的白菜边皮 而已。

开始时，因为菜还算丰富，所以大学生规定的定量每月 29 斤也还吃 得饱。但是后来，不但菜的分量越来越少了，连菜中的油水也越来越寡薄 了，于是 29 斤粮食一个月根本吃不饱肚皮。再加，后来不知哪个高校想 出来的“好办法”，说把米蒸了又煮、煮了又蒸，出饭率会提高。于是上海 师院的食堂也去取了经回来如法炮制。结果，每次打四两饭，放在碗里确 实是满满的一大碗，但饭粒都像爆米花一样，虚空而不结实，吃了照样填 不饱肚子。

那时，不知是我还是夏镛，发现师院东部校园后面的康健园小卖部 里有酒酿圆子出售，不要粮票。于是，凡是下午没有课的时候，我俩就偷 偷溜出校门，穿过田野，走大约十多分钟，到康健园去吃一碗酒酿圆子充 充饥。夏镛还发现，这个康健园竟然还有上海市区已经买不到的“六合维 生素”出售。那时，因为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上海很多人已经开始得 了浮肿病，有的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了肝炎，所以，大家就去药房抢购维他 命类保健药，用以增加营养，这就导致上海市区任何维他命类药物都已经 售缺了。自从夏镛有了新发现以后，我们每次去康健园吃汤圆，就也各买 一瓶“六合维生素”带回家去。不过，好景不长，几个月后，不但康健园的 维生素卖完了，连酒酿圆子也不再供应了。

奇怪的是，我们每次去康健园，很少见到还有师院别的学生也在那 里。难道他们都不知道?

还有一件事也是与“自然灾害”有关的。那时，因为人都吃不饱，当 然猪也就养不肥了。食堂里好容易开一次荤，吃的都是薄皮猪肉 —— 只 有薄薄一层皮加一点瘦肉，没有一点脂肪。于是，不知是谁，又出了馊主 意。最初是说，河里的的浮萍可以喂猪，于是，午休时大家不许休息，分 成小组到学校附近的河里去捞浮萍。后来，浮萍很快捞完了，而且，不但 我们学生要捞浮萍养猪，附近农民的猪因为没有饲料，他们也开始捞浮萍 来养猪了。有时，为了一点浮萍，学生与农民发生争执，甚至打起架来。 于是，浮萍就不捞了。过了几天，不知是谁又说，树皮煮了也可以喂猪， 于是，大家中午又不午休，分组去剥树皮。但是，校园里和周围农村的树 经不起几千个学生去剥，渐渐树皮也剥完了。

又过了几天，不知有谁又说:别处已经开始用大粪来喂猪了。于是， 师院校领导决定也要用大粪养猪。整个师院，连教师、家属，总有上万人 吧，大粪当然不缺，但是，那时我们宿舍用的都是抽水马桶，大便后一拉 水箱的绳子，大便就冲掉了，怎么去收集呢?不久，有人就想出主意来了: 把厕所水箱的像皮球都拿走，水箱空了，水储不起来，不能用了。再在马 桶的底里放一块木板，不让大便漏下去，于是大便就可以积累起来了。学 校每天派专人来宿舍收集一次大便。但是，试想一下，每层宿舍，有十几 个房间，每个房间住八个学生，一层大约有百把来个学生，用十几个马桶 大便，每天在马桶里要积累多少大便呀!不要说因为大便抽不下去，厕所 成天臭不可档了，要是晚一点去大便，马桶里的大便已经堆到与边沿差不 多一样齐了，坐到马桶上，屁股已经快碰到别人的大便了:这样的马桶你 还敢去用吗?!

怎么办呢?大小便是每个人每天必不可少的事，避免不了。记得也 是夏镛有了新发现。他发现东部校园有个音乐厅，平时是不用的，只有系 里有大会才开放使用一下。但是，那个音乐厅的大门倒是整天开着的，里面的公共厕所也是开放的，而这个情况居然没有别人发现。夏镛把他的重 大发现告诉了我，于是，有一个时期，我们宁愿多走一点路，也要每天去 音乐厅大便!

用大便喂出来的猪其味是可想而知的:不但没有一点膘，还有一种 特殊的骚臭味。于是，试验了几个月，这场闹剧就落幕了。

我与夏镛整天形影相随地在一起，当然会引起其他同学的注意和妒 忌。尤其我们俩都是“黑五类”家庭出生，都不要求上进，都不“靠拢组织” (这是当时的一个术语，说的是“靠拢【共产】党【共青】团组织”，也就 是说我们不跟同学中的党团员接近，没有入团、入党的要求)，还整天看 外国小说，谈外国音乐，每个周末一结束政治学习就急急匆匆回家。这些， 都可以成为别的同学批判我们的理由。

夏镛人很聪明，虽然并不特别用功，但学习成绩都不错，然而，他 有个缺点，就是喜欢乱说话，特别是乱说怪话。而在那个时代，“祸从口 出”绝对不只是一个挂在嘴上的俗语而已，那是真的可以引来杀身之祸的。 57 年那些“右派”不一个个都尝到了“祸从口出”的苦头了!但夏镛那时只是 个刚进大学的学生，没有任何政治经验，所以常在班里说怪话。其实，那 时要说我们一点没有警惕心，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在我们俩之间谈话时， 对某些敏感词，我们常常用代号来说，比如，我记得我们在提到毛泽东时， 用的是 M，Mao 的第一个字母;说到去外文书店时，就说 FB，Foreign Language Bookshop 中的两个字母 ;说到唱片，就说“来考”，record 的谐音， 等等。但是，夏镛常常还是会管不住他的嘴，会在同学中对看不惯的事情， 包括社会上他看不惯的现象，作一些冷言冷语的嘲弄。这，可能是从他父 亲那里遗传来的性格吧。

他对某些同学常常也会说一些很尖刻的话，尤其是说那些成绩不好、 脑子不灵的一些同学，使得人家听了很不舒服。于是，在所谓的“生活会” 上，大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夏镛常常成了大家批评的对象。多年后，有一次，他告诉我，那时，系总支书记曾找他很严肃地谈过一次话，说他 出身不好，身体也不好，现在还爱发牢骚、说怪话，再这样下去，学校可 能会劝他退学了。夏镛经党总支书记这么一吓，就变得乖巧多了。

而我呢，性格跟夏镛截然不同。我平时安分守己、沉默寡言。政治 学习时很少发言，除非大家都说了，只有我一个人还没说，就只好硬着头 皮敷衍几句。平时我与所有同学都和平共处，没有任何矛盾，大家也就把 我当成他们的一个小弟弟，从来不把我当作一个竞争对手。其实，要想抓 我的“小辫子”的话，最容易找到的一个把柄就是说我受产阶级思想思想影 响，与家庭不划清界限。但是，我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们在学校不要招摇， 所以，我们兄弟姐妹的穿着打扮、用的日常用品，从来都与别的同学没有 什么两样，别人从来都看不出我们家里是那么富裕。除非他们到我家来过， 看到过我们所住的三层楼大房子，可能会产生我们家与众不同的感觉。在 大学，我也从不显露出我们家的财富，所以，所有的同学都不知道我家的 经济情况与他们有多大不同。只是到了很多年以后，我的老同学看了我与 母亲合写的回忆录《山居杂忆》，才对我说:“原来你家那么有钱呀!当时 我们真的一点都看不出!”

其实，即使那时再谨慎小心，有一样东西还是可以泄露我的秘密， 那就是我睡的被子。我冬天时，带到学校去的是一条鸭绒被。那时，上海 极少有人知道有鸭绒被这样东西，即使知道，当然也是买不起的。我的鸭 绒被有湖蓝色缎子的面子，很触目。但是，我母亲已经给我做了一个绒布 的被套，套在外面，没有人看得出我的被子与别人的有什么不一样，只是 看起来更厚一点罢了。多年后，有个同学问我:“你在大学时冬天盖的是 什么被子呀?又轻又软。每次你周末回家，陈徐良总是到你床上睡觉，盖 你的被子。他说，你的被子好暖和呀!”陈徐良也是我们同寝室的同学， 可能家里经济情况不好吧，周末不常回家。见我周末不在，就偷偷盖我的 被子了!

既然他们在别的方面找不到我什么差错，生活会上，就只能泛泛而 言地批评我不关心政治，不要求上进之类的缺点。也是在多年后，我与几 个大学的老同学联系上了，一个叫王国杰的同学说，那时班里曾经批判过 我“走白专道路”。老实说，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要不是他张冠李戴 记错了，就是真的批判过了也根本没有触动我的思想，我听过就忘了。其 实，说我那时是“白”，我倒是可以承认的，说我是“专”，那就太高抬我了。 我不情不愿地进了上海师院，不情不愿地读了这个中文专业，除了完成各 门科目的要求，我把时间都花在看外国文学上去了，哪里谈得上“专”字呢! 现在回想起来，除了朱雯老师上的“外国文学”课、胡云翼老师上的“宋词” 课和刘宾彝老师上的“古文选读”课以外，我对其他学科都采取应付了事的 态度，真是跟“专”字沾不了一点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