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洪門歷史回顧（9）

洪门的部份历史

澳洲洪门基本上是属洪顺堂一支，但也是天地会中十堂的老二。1787年林文爽起事失败后，广东洪顺堂一支为避官府追查而更名为“三点会” “三合会”；1845年香港取缔三合会，又按南洋一带的说法改称“义兴”；直至1848年美国旧金山的洪顺堂需向政府申请团体执照时而改名为致公堂，故而澳洲绝大部份依此改名。

关于三合会会簿（洪门会册），传说是在1848年由福建渔民在海底获得，所以洪门会簿亦称“海底”。

世界各国对洪门的了解纯属在1863年在苏门答腊的一次意外，该年荷兰警察在一个涉嫌偷窃的华人家中查获当地三合会分会的所有书籍，其中包括该组织的全套仪式、规则、问答手册及暗号等资料，该资料后来在巴达维亚出版(“Monster secret society – The Triad”, Evening News, 16 March, 1901, Page 3)。后来Gustave Schlegel于1866年在新加坡出版了 “Thian Ti Hwui, The Hung League of Heaven-earth-League”一书（该书在网上可下载），洪门的面纱才被揭开。这也是澳洲各殖民地政府反映略为迟钝的原因。

香港在1845年取缔三合会，而华人成规模来澳洲始于1852年，大概是规避洋人或殖民地政府歧视的原因，1854年的“四邑华人社团”See Up Society of Chinese是以公司名义立案的 (“Current Topic”, Geelong Advertiser, 19 June 1861, Page 2)。至于接着在Bendigo一带出现的“Three Districts Company Hall”（暂译“三邑堂”）及“Five Districts Company Hall” （暂译“五邑堂”）两个究竟分别是属“南番顺”或“义兴”则不很清楚。唯一可知的是“Three Districts Company Hall”的行为已属三合会性质的了。

事情其实很简单，两名分别姓陈及姓莫的在边地高Bendigo偷了一间名为Cum Quong Lee的一袋咸鱼，其华人老板Rock Aying报官拉人，经地方官审判后认为证据不足放人了事（上面广告没有提及）。但“三邑堂”却以此大造文章，登此广告警告边地高所有民众不得与Cum Quong Lee交易，凡与其交易者将被带到“三邑堂”会所罚款10英镑及被鞭刑，如不缴交罚款，除送官外且牵连家人；举报者将得到5英镑奖励。

经“边地高广告报”刊登上述广告后，Cum Quong Lee生意一落千丈而关门大吉。事后Rock Aying将“三邑堂”两个主事人告上巡回法庭Sandhurst Circuit Court，经陪审团商议是两被告罪名成立，Fok Sing 入狱3个月及罚款100英镑，Moe Cheong则是3天监禁及罚款50英镑（ “Trade Combinations amongst the Chinese”, Sydney Morning Herald, 17 Feb 1962, Page 8）。

这事本来就怪：“三邑堂”的广告词中是带有“私刑”字眼的，“边地高广告报”居然也敢刊登。这只能说类似的私下殴斗的情况在当年非常普遍，见怪不怪的事了。事实上，澳洲各殖民地政府对义兴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到了1890年代才有警觉，这在以后再说明。

“三邑堂” 的Fok Sing和Moe Cheong是蠢得无药可救。要警告Rock Aying的Cum Quong Lee杂货店，用中文在华人的帐篷区广为张贴，或派一两个打手在一段时间内于Cum Quong Lee杂货店作或轻或重的骚扰，其生意必大受影响。这一招后来在华人圈子内多有使用，例如雪梨保皇会搞垮李益徽的是先在唐人街附近广发“白贴”造势，后由吴济川在大会上突然发难。或许Cum Quong Lee杂货店的生意是极受洋人的欢迎，故以广告形式让其顾客知道，否则登英文报纸广告的动机成疑。

在短短的四个月内，双方均损失惨重。无论是“三邑堂”的广告内有这么一句“gives a little insight into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 we know so little about the Chinese”,或雪梨晨锋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的内容则是 “gives some insight into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in this colony”，这真的是华人的风俗习惯？ 时下流行政治常识是“白澳政策时代，华人不团结则受辱受害” 的说法真不知从何谈起！

下面是维省几个华人会馆成立的年份：

这几个会馆的经济实力以四邑会馆为强，但在澳洲建国前后的几年仍比不上保良会Bow Leong Society，有事实为证。1902年10月华人举行为广州饥民募捐，是晚共得82英镑，其中保良会认捐35英镑，四邑会馆25英镑，余则为2英镑2先令不等（“Chinese Faming subscriptions”, Sydney Morning Herald, 15 Oct 1902, Page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