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嗯，挺爱干的活儿。
纪念六四30年最大误区、缺憾及10问
——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开放性思考
文：格致夫
尽管与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有重大区别，纪念89年民运和六四悲剧无疑也是必要的。但30年后的今天，该如何更好地纪念，确实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回归常理常情，就任何重大历史事件而言，其真正的伟大精神、伟大意义反而不见得需要重复性大肆宣扬，因为那必然早已深入人心。果真需要年复一年不断强调和宣扬的话（如政府行为），如果不是为了洗脑，恐怕是那“伟大精神”、“伟大意义”本身就值得怀疑！熟悉中国政治者都该清楚这一点。
纪念六四同理。特别是在万维网这类海外中文网媒，各类信息和见解均可自由发表，广大海外读者对六四早已耳熟能详。如果30年过后，纪念六四的主流依然限于慷慨激昂于其伟大意义、伟大精神，悲情于六四英雄们的牺牲和流血，这简直就是另一种悲哀，那些年轻生命的鲜血恐怕反而有白流之虞！
多年来，从有关六四的不少新闻和纪念文字中，虽然也能看到一些反思性的东西，包括卡玛的纪录片《天安门》中受访者就事论事性反思，本人一个较深的感受依然是，作为民运参与者、亲历者和支持者一方，尚缺乏对事件的系统性深刻反思是一个最大缺憾。而年复一年地仍将注意力放在指责当年的残酷镇压、事后国内的整肃与禁言、以及至今中共坚持不予评反上，虽然不缺乏正义性，却是一个于事无补的最大误区！
很多时候，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无保留肯定、支持甚或吹捧，远没有直面现实的客观反思更有责任感，更有启发性，更有营养。这令笔者想起中共的缔造者陈独秀这个独特的历史人物。颇具讽刺色彩的是，这位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传播者，也是最早对国际共运做出深刻反思的人。
与中共分道扬镳后，特别在其晚年，陈独秀对苏共体制的弊端、对斯大林错误的深刻认识要比苏联人和任何其他人都要早很多，也更深入。即使今天看来，依然是毫不逊色的真知灼见！
对于中国89民运，特别是六四悲剧，学运领袖、民运人士，也包括关注中国命运的所有人，最应该做的事情当然不是仍沉浸在该事件的悲情或其伟大中，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作出系统性深刻反思。在此，笔者仅从理清几个区分的角度，谈几点粗浅看法。
1】政府与民运双方责任的区分
这个区分看似最简单、最明显，但在涉及事件演变过程、责任承担，特别是反思与汲取教训等具体问题时，却存在不少混淆不清之处。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一步步演变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大悲剧，显然双方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无疑，政府的责任需要明确和清算，但那不是民运一方眼下能够操控的。更现实可行的选择是，反思清楚民运方自身的责任与问题。借用一句套话就是，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以利再“战”！这才是对未来中国民主运动最负责任的态度。
2】89民运与六四事件的区分
整个89民运是指胡耀邦4月15日逝世后至6月4日持续达50天之久，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发生在全国许多地方的民主运动。而六四事件特指最终的流血悲剧。因此，不宜采用“六四运动”这类概念，毕竟与五四运动有本质差异；更不宜杜撰容易误解的“六四精神”，六四悲剧实际上是一种本可避免的、非理性无为牺牲。
89民运的前、中期有理由定性为一场爱国民主运动。海外很多声音刻意回避爱国这个客观特性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学运领袖在与政府对话时表明的观点、游行队伍中出现的诸多横幅、标语和口号，特别是学运代表向各级政府提出的正式书面请愿诉求，主要包括反贪腐、反官僚、要民主，希望中国富强起来等，都能说明其爱国属性。
而六四事件或可包括运动后期（绝食开始后），演变为通过绝食提出无法达成的过激条件，拒绝与官方对话等手段，要挟政府，甚至试图推翻现政府的非理性事件，直至最后铸成流血悲剧，这与爱国民主运动的初衷已经南辕北辙！也正是运动最后阶段的非理性，才导致本可避免的悲剧。
3】六四英雄与学运领袖们的区分
六四英雄应该指那些为了这场爱国民主运动的初衷和根本目标，而献出自己生命的勇士们。他们有充分理由赢得中国人与世界的尊敬。毋容讳言，即使他们在某个阶段和某种程度上，不排除被误导或蒙蔽的因素，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追求目标的正义性，更无损于他们的理想精神和可贵人格。
至于学运领袖们，他们都是缺乏社会历练的青年学生。而这场规模空前的自发民主运动，完全缺乏事先规划，亦没有前车之鉴，更不存在可预见性。尤其在获得工人、新闻界、知识界、文化界及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后，发展势头迅猛，权威性不够的学运领袖们显然难以驾驭之，难免表现出缺乏章法和理性，组织管理混乱，更没有对形势的清晰判断，亦包括内部不和甚至争权夺利，在与政府对话中进退失据，没有把握住可使运动暂告一段落的最佳时机等一系列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除了遗憾，不宜成为严厉指责的理由，事后诸葛亮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关于几位主要学运领袖全身而退，走避海外，及事后发表夸大其词的不当言论等，过多的指责和抱怨亦于事无补。自私乃人之天性，理解他们的不当言行，或许才是成熟的理性态度。这与无原则、不负责任、甚或廉价的宽容与大度没有关系。当然，对于柴玲等人“期待流血”，就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
4】89民运精神与六四事件负面影响的区分
对于前者，评论者早就有数不胜数的压倒性发挥和阐述，在此无需重复。对于后者，则未见足够阐述，在此试举几点。
—— 首先，至今不清楚有多少年轻的生命无为牺牲。官方曾说几十人，有人估计数百人或更多。对于此类恶性悲剧，至少带来一代人的思想纠结，如“天安门母亲”现象等多方面严重后遗症，而国内外在现实和历史两个层面也都不可能简单放下。
—— 其次，六四悲剧导致此前民主运动的既有成果和广泛影响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不仅民运本身进入最艰难时期，中国政改与思想自由的幼芽被无情掐掉。而贪腐、社会不公等学生们诉求解决的社会问题此后一度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 第三，中国当年正在改善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西方发达国家一致对中国实施制裁，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遭受严重打击，几近被逆转，直至1992年邓南巡讲话后才回归。
—— 第四，直接导致中共高层中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下台或失势，保守派则趁机重新获得主动权，左右中国大局。
—— 第五，中共由此彻底改变了对民运的认识，再加苏东巨变的警钟，令中共产生前所未有的执政危机感。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等诸多领域的防范，到国家机器的强化（如建立武警部队），维稳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这造成六四之后30年来，中国再无任何民主运动的现实。
5】89民运的理性部分与过激部分的区分
显然，在运动前、中期，通过宣言、请愿书等提出的诉求主要部分都是相当理性的，包括反贪腐、反官僚、解决社会不公等，更是切中时弊的正确主张。学生们特别强调的爱国拥党基调和希望祖国强盛的根本诉求更与国家的大目标完全一致！而要求更多民主，包括重新评价胡耀邦等要求，虽算不上很现实，但同样不能说不在理。
但是，开始绝食进入运动后期，特别是遭受政府宣布戒严刺激之后，部分学运领袖逐渐失去理性思考，在广场上和与政府对话过程中提出不少过激的、当时无法实现的苛刻要求。此时的民主运动实际上已演变为通过“绑架”学生爱国热情，试图要挟政府，甚至推翻政府的非理性行为。而最后时刻，个别学运领袖“期待流血”就更无法原谅。
6】30年前后“两个中国”的区分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中国过去30年所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巨变，都是当年学生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包括近年来的反腐倡廉，更是当年学生们的直接诉求。换句话讲，今日中国已经不是30年前的那个中国！
而世界也不再是30年前的那个世界。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口中“亲密的朋友”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运作下，走过70余年历程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旗舰”苏联轰然崩溃，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迅速土崩瓦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亦仅剩下名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垒，正如消失的柏林墙，仅存在于记忆中；中印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与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走下坡路是两个同样明显的大趋势。而世界另一面引人注目的演变是，多个移植西方民主制的国家并没有迎来快速发展与富强，而是陷入混乱和纷争，除了乌克兰等部分东欧国家，其中的典型包括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等国。
有鉴于此，所有有志于中国民主运动者,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巨变，需要进一步系统反思的深层问题至少包括，但不限于如下10个：
1）总问题：“在野”民运力量还应该是30年前的那张老面孔吗？！
2）89爱国民运主要诉求有多少已经被政府吸收，或正在实行、实现中？
3）国际民主运动（如“阿拉伯之春”）的不堪现实给中国民运何种启示？
4）符合中国国情的、具备现实可操作性的民主化道路究竟是什么？
5）中国式民主与法治建设真的不存在任何乐观前景吗？
6）中国式发展道路真的是无法接受的现实选择吗？
7）今天中国民众对民主道路的基本态度和期待有哪些变化？
8）应该如何从中国30年巨变的个别负面发展中寻找新的切入点？
9）中国民运是否还能维持30前的基本目标和策略？
10）革命而非某种方式的改良才是中国的现实出路吗？
无疑，这些至少是中国民运中坚们不宜回避，理应认真给出答案的基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