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里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
十七年前，生老大坐月子的时候，初初体会“养儿方知父母恩”。于是写了这些文字。腊八是奶奶忌日。翻出来给父母看。——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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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中，家是一座老宅，两层木质楼房，有东西厢房，坐北朝南，灰瓦屋脊青石屋檐，尺高的石条砌成的台阶之间，是两个小小的花圃，黄灿灿的金丝莲、火红的山丹丹、粉蓝的喇叭花、各色大理花、月季、和菊花随着季节依次开放。
大门开在东南角，紧接院墙。院墙外有两棵苹果树、一棵桃树、一株钻天杨。往右转，在西厢房背后，有两棵高大的甜梨树。大门斜前方有两棵大梨儿树。院墙前有一条窄窄的小径，再前是一片小小的园子，三边依次种着一株花椒 、一株核桃、一株酸梨。地里依时令种小白菜、韭菜、黄花菜和豆角。至今记得，夏日里天长暑热，往往会做晌午饭，揪一把鲜嫩的椒叶、放几瓣野生的小蒜在酸菜汤里，香气扑鼻，滋味无穷。
那时年幼，只记得正楼作储粮纳柴用，上有两门两窗，楼梯在奶奶的卧室，常常门窗紧闭黑乎乎一片，没别的事不会轻易靠近。若要上楼取柴禾，必定姊妹几个一起去，独自是不敢上楼梯的。当然，这也有好处，我们小孩经常在麦草堆中窝酸梨儿，大人们是不知道的。
关于正楼最美好的记忆，是一次随奶奶上楼取东西，开了楼门，望出去是对面山岭，通往城里的山道看得清清楚楚。正是黄昏时候，村里炊烟四起，夕阳的余晖涂亮了鳞次的屋顶，天空透亮如水。刹那间，心里充满了模糊的喜悦和自豪：我的父亲在山那边的城里工作，总有一天，我也会沿着那条山道去城里。——去城里是那时最大的梦想。几年后，随父母迁往城里时，果真满心欢喜，没有丝毫背井离乡的惆怅。
那时，西厢房住着伯父一家，我们住东厢房。东厢房紧挨着厨房，楼上是家里的储藏室，米、面、油、调料以及正月里的腊肉、包子、花卷儿等等都放在那里。那也是对我最有诱惑的地方。每次奶奶上楼都会毫不迟疑地跟着，期望能得到一块肉臊子或半块饼，就是什么都吃不到，哪怕看看闻闻也是欢喜的。——生活的困难，在我就是这点记忆了。
楼檐上有鸡窝、鸡架，常和姐姐们抢着去捡鸡蛋，也常被西天的云彩吸引了目光。有时在院子里玩，抬头望见湛蓝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丝云彩，仿佛就搭在房顶上。那是记忆里最清澈最美好的天空。那时村里还没通电，晚上摸黑去玩的时候，总是等不及月亮出来。记得秋收的一个晚上，帮二伯父家收麦草，白天刚碾过麦子的新草，还留着熟麦的清香，软软的，在月光下泛着微微的黄色。那晚的月色真好！莫非是十五？路上的每一个坑坑洼洼都看得一清二楚，连房屋拐角和树下的阴影也不那么黑暗，反倒有了某种虚幻飘渺的美丽。那也是记忆里最明亮的月光了。自从进了城，仰望夜空时，再也没有了繁星密布的景象。
对老宅的记忆是和奶奶联系在一起的——就在新屋建成的那年腊月初八，奶奶去世了，没来得及搬进新居。对奶奶的记忆是和她那件黑色大襟外衣联系在一起的。印象中，奶奶盘发，缠一块黑纱包头，常年穿一件黑色棉布大襟外衣，右扣，第一个钮扣上系着一块白色手绢。小脚，裤口扎在绑腿里，干净利落。她的衣襟是百宝盆，也是我们的避风港。她常常会出人意料地从衣襟里摸出半角饼子，一块土豆，一颗水果糖，一个梨、苹果、核桃、桃子、杏，一截黄芪、党参、荠荠根或者一把草莓什么的，随时塞在我们手里。我们是她忠实的跟屁虫，无论她去哪里，都会磕磕绊绊地跟着，哪怕上茅房，也要拽着衣襟一起去。忙的时候她也急，轻声呵斥：“让开，我的小娘哎！”冬天，我们常常偎在奶奶怀里晒太阳。我最年幼，缠着她的时候也最多。夜里都抢着跟她睡一炕，贴着她的后背，感到无比的安心。
奶奶不识字却识大理，对人热情慈爱，年纪辈分都高，亲房邻居有什么事都习惯讨她的主意，婆媳妯娌有什么矛盾也找她排解，就是新嫁娘想家也喜欢说给她听。记忆里，她总是笑着的，皱纹一道一道排在额角，像盛开的金丝菊。奶奶高寿，活到八十三岁，却不幸守寡四十余年。爷爷病逝时父亲才六岁。四十多年来，她一个女人家，从早到晚忙出忙进，把孩子们拉扯大。为了逃避兵役，把二伯父过继给了三爷爷，三伯父过继给了四爷爷。为此，奶奶过世后，连夜赶来的三伯父号啕大哭，以头抢地，说奶奶把他给了人，归西时也不等他回来。其实，奶奶最自豪的就是这几个儿子了。她常满足地说：“我的儿子都是干部。”听见车喇叭进村便说：“是我儿回来了吧？”也常在过年的时候给我们吩咐喜话：“我娃长大了当大干部！”对她而言，“干部”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大干部”就更了不起了。
父亲们总是在过年的时候才回来。因此，一进入腊月，奶奶有空就去村口转悠，常常望着对面山上的小道念叨：“怎么还不回来？怎么还不回来？！”若真的看到人来，听声音是父亲他们时，便兴高采烈，对我说：“快去，跑回去给你妈说！”我便飞奔回去再飞奔回来，依旧拽着奶奶的衣襟，等父亲们从沟底上来。我的兴奋不仅仅因为父亲他们的归来，还因为终于可以吃到奶奶为他们留下的核桃了！那些核桃，装在一个小布口袋里，奶奶密密麻麻地缝了口，放在热炕上烘着，每晚我们都用脚踢来踢去。踢一脚响一声，心也跳一下，想像着核桃的美味，企盼着父亲们的归来。
春节里，村里热热闹闹地唱大戏，奶奶便兴冲冲地看大戏，早早吃完晚饭来到场地，坐在从来不搬回家的条凳上，一场不拉，就是下雪也要看完。她总是得意地对外村人说：“看，台子上都是我的儿子、媳妇和孙子！” 那一刻，仿佛她平生所吃的苦、所受的累都得到了回报。可不是吗？二伯父的生，三伯父的丑，父亲、母亲的花旦，堂哥堂嫂们的净、生、青衣，有时候我们也充当衙役、丫鬟，满戏台除了我们一家，真没几个别家人。
奶奶是个勤快的人。每天等我们起床的时候，她已拎着粪兜粪锄绕村一周回来了。那时候，因她不愿意离开老家，母亲便在村小任教，姊妹们也在村小读书。我还没上学，母亲和姊妹们去学校后，我便随着奶奶准备午饭，淘菜、洗土豆，去楼上拿个辣椒，跑到大门口的小园子里掐根葱什么的。有时候也会跟她去自留地里干活，顺便摘点豆角、黄花。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跟奶奶种土豆。她在前面挖一个窝，我跟在后面扔一个子。那一年，我们祖孙种的那片土豆长得最大。于是，我便很得意，以为是自己的功劳。
奶奶非常疼爱我们，有好吃的总是留给我们。也记得每个孙子的生日，到那天，必定煮俩鸡蛋以示庆贺。有一次大姐过生日，白天忙来忙去忘了，睡下后才想起，奶奶立即起身，赶着补了两个鸡蛋。那些年，大姐身体弱，奶奶更精心，总让大姐跟她睡。有一次，也许是晚上去玩的时候着了风，大姐夜里老会惊醒，醒后哭闹不睡。奶奶却说，那是被什么东西撞着了，受了惊吓，要叫魂。于是，天黑后，她在大门口的石墩上放一碗水，拉长了声音叫着大姐的名字，说：“回来，回来，回家吃馍馍，喝汤汤来......”她叫一声，我们应一声：“来了，来了。”如此三天，大姐果然好了。——现在想来，那番举动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可每每想起，还是感动的眼热鼻酸，为的是奶奶的那份心。
奶奶一生好强，些微的头痛脑热、拉肚子，丝毫都不在意。于是，那天晚上她蒸了一大锅馍馍后说不太舒服，不想吃饭，先去炕上躺着时，谁也没料到她就此卧床，三天后便撒手尘寰。后来妈妈才告诉我们，奶奶子宫癌晚期已一年有余，真不知她是如何忍受那份疼痛，笑着面对每个人的。直至最后一刻，奶奶的意识都是清醒的。当时我在场，正爬在炕边，下巴刚好抵住炕沿。她先说了句话，妈妈翻译给爸爸说把她放在床上——先前，是妈妈一手照顾她（她最喜欢妈妈，以前病了时只要妈妈伺候，别的媳妇包括儿子们都不要），不料两三天下来，本来体弱的妈妈也患了重感冒，于是，爸爸接替了她，奶奶当时斜靠在父亲怀里。——然后，她笑了笑，示意要睡一会儿，便闭上了眼睛。她就这样去了。当天，她还对父母说：“你爸就是今天去的，不知道我能不能支得过去？”隔了四十余年，两位老人还是赶在了同月同日。奶奶去的安祥，当时我并不知觉，既不害怕也不伤心，只觉母亲的声音有点异样，她说：“快去叫你二妈。让你哥把娃们都叫回来。”——二妈就在卧室旁的厅房里，哥哥怕奶奶烦，带着大大小小的孩子去外面玩了。
奶奶去世时，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但她的丧事办得风风光光。村里专门发了电，彻夜灯火通明，家里可着院子搭起篷布，吊丧、守夜的人夜夜通宵。那时，家里已是四世同堂，光孝子就从大院西头跪到东头。发丧的时候，花圈、挽幛已到了坟头，灵柩还在半路上。于是，后来便有了一个说法：“宁看王家埋坟，不看林里人唱戏。”林里是旁边的一个村。
屈指算来，奶奶过世已经二十五年，但她的音容笑貌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想起来，仿佛是昨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