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主的对话（七）- 结束语●

关于民主的对话（七） - 结束语

《关于民主的对话》留言回复

oscargee 评论于： 2006-06-28 06:04:22

民主需要全民民主意识的提高。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怎么提高？靠教育。
请问中国有任何形式的民主教育吗？从 1949-2006 ，多少年了？几代人了？为什么民主意识没有得到培养？是谁的责任？是谁的过错？我可不可以讲，谁不开展民主教育，谁不进行民主建设，谁就是独裁者，谁就是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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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 评论于： 2006-06-2811:15:10

应当承认，新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得到了人民支持的，也不无朴素的争取“平等”“自主”的人民民主色彩。建国之初的国家政治制度也是按全民民主的形式设计的，并有延安时期基层民主试点的实践。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也有各界支持和参与的背景。

后来走向“专制”，不乏特殊的历史原因。首先就是国际政治舞台上两大阵营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一开始就来了个联合国军进朝鲜，让人想到八国联军又来了，明里暗里的制裁渗透不断，以及持续几十年的冷战。后来苏联又想实现沙俄时代的远东梦，造成中苏分裂。再加上满清和老蒋留下的经济发展的低水平格局，即使到了今天，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还没达到东欧激进民主改革前的人均总体水平，当时就更可想而知了。自身的薄弱和对手的强大，使当时的领导人产生了敏感的被颠覆的警惕，“阶级斗争”的意识压倒“民主宪政”的意识也就难免了。再有，以超常的意志和团结在不长的时间内击败老蒋、并赢得朝鲜战争，使中共领导层和老毛的地位被神化，也从根本上抑制了其他社会力量和思想意识的产生和发展。这种缺少制衡的权力一旦走偏，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恶果也是不言而喻的。老毛晚年的病态偏执和理念误差，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失是不可否认的。但如果说老毛就是个只会玩弄权术的小人独裁者，这恐怕不是事实，老毛的著述和经历，特别是抗强权的实践经历，决不是仅仅靠一个小人的智慧所能做得出来的。

如果说老毛时代，有过“独裁”不错。但和国际公认的“独裁统治”还不能相提并论，因为老毛的“专制”和“独裁”并没有以“谋私”为目的（老一代领导人在清廉上还是站得住的），而仍然基本上是以他认为正确的国际共产主义理想“为民”，所以我倾向于“病态偏执”或“理念误差”的说法。目前的中共领导层已经没人有能“独裁”的威望和地位，未来的集体领导也不得不经历内部制衡的实践，再加上外部经济发展带来的多元利益群体的出现，中国走上实质民主制度的文化和经济条件才会逐步成熟，一个有着理性、透明、有效的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的新型民主制度将会诞生，无论它是哪种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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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篇分析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文章（By湘山居士）

“从本质上说，我认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的严酷、任务的艰巨，使他不得不按理性行事。可一旦大权在握，就可能被胜利冲昏头脑，浪漫主义的一面就占了上风。他在后期越来越重视精神的力量、强调道德的作用，…（一）忽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夸大生产关系及政治的作用。…他多次批判唯生产力论，而主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搞政治挂帅。他忽视旧中国落后的经济基础对新中国建设的制约作用，…在经济建设上，忽视（也不懂）经济规律，一味地通过发动群众、鼓动人们的干劲来发展经济。（二）在政治上，他忽视制度的建构，而直接诉诸人们的思想道德，指望通过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与伦理不分的泛道德化倾向，对人们提出难以达到的道德要求，企望“普天之下皆尧舜”。在伦理观上，他所持的是一种意图伦理而非责任伦理，只问动机，不问效果；只重立场，不计其他。于是诛心之论常发，而持平之论渐失。”

只从理念上向往民主的道德价值，而忽视民主的制度构建基础的朋友，是不是也该从中吸取点什么呢？只以民主口号为道德武器来抨击时弊的朋友，是否也走入了与老毛同样的理念悖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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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merdes 于 2005-08-02 13:16:40

毛泽东晚年错误探原
湘山居士

摘要本文认为，对毛泽东晚年错误之原因的研究，仍很有必要。本文重点探讨毛泽东自身的原因，认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与性格中隐含着一些可能带来重大失误的因素。一，哲学思想方面。首先，他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有唯意志论的因素。其次，他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不彻底的，过于重视斗争性与一元论。再次，是他的本质 主义、化约主义与整体主义倾向。二，政治思想方面。首先，毛泽东缺乏现代民主精神，而更多的是封建的帝王思想。他的民主观是有很大缺陷的。其次，在毛泽东的价值观上，他更重视平等而不太重视自由与发展。再次，是他没有把政治的目的与手段统一起来。三，毛泽东的性格方面。自信向自负的转化，谨慎向狂热的转 变，革命的必然逻辑。最后，本文简要分析了制度层面的原因。

不可否认，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虽然他早年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但我们也用不着为尊者讳。越是伟人，越应对其严格要求。那种所谓“伟人经过之处，难免践踏一些花草”的冷酷的英雄史观我认为是危险的。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主要体现在三件事上：一是五七年的反右，它不仅给 五十多万“右派份子”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直接伤害，而且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伤害，从而也是对我国文化发展的严重伤害，其后遗症一直持续至今。二是五八年的大跃进，它直接造成了饿死几千万人的悲剧。虽然对具体人数尚有争论，但无论如何是不少的。三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它所造成的十年浩劫，灾难更为深重，自不待言。悲剧既已发生，亡羊补牢，就应该深入研究造成悲剧的原因，以避免历史重演。若是讳疾忌医，或者患了健忘症，好了伤疤忘了痛，那么悲剧重演也不是不可能的。遗憾的是近年来人们似有开始淡忘或轻视这段惨痛历史的迹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执政党怕回忆历史，恐有损其一贯“***”的形象，所以在匆忙下了个 “彻底否定”的结论之后，就避之惟恐不及了。这属于有意识的遗忘。普通民众的遗忘，则多是无意识的。至于说轻视，则来自两方面。一是近年来的“新左派”，他们虽然也承认这是一场悲剧，但更倾向于为毛泽东辩护，认为其动机是好的，他们愤慨于现实中的一些弊端，以至于对当年毛的一些做法感到亲近起来，甚至开始 主张重新评价历史、挖掘其中的合理因素了。另一面则是一些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毛泽东的错误只是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及其制度的错误的反映而已，是必然的，原因明摆着，还有什么可研究的？这样一来，当年的悲剧就只剩下用来控诉的价值了。我觉得，对造成这场悲剧之原因的研究，仍很有必要。对更广泛的意识形 态及其制度的批判虽然深刻，但不能取代对这一段具体历史的研究。本文就将致力于此。首先，姑且沿用毛式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的作用虽不可忽视，但我们更应重视内因的作用。在毛泽东晚年的失误问题上，有些研究者过于强调外部环境的作用，如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敌视及中 苏决裂等，本意也许在于为毛泽东开脱，但我认为是不够实事求是的。比如说五九至六一年全国饿死那么多人，苏联逼债虽是原因之一，自然灾害也算是一个原因（虽然那几年究竟算不算灾年也还有争议），但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政策上的失误吧？因此，本文将重点探讨毛泽东自身的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可以从他的思想与性格两方面来综合分析。当然，这里不防借用官方的说法，要记住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绝对正确的，我所要分析的当然是后者。我认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与性格中隐含着一些可能带来重大失误的因素，对这些因素人们尚缺乏研究。

一，哲学思想方面。

首先，他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虽然他写过多篇反对主观主义的文章，并一再强调要实事求是，但这只是他的理性思考。一个人是不可能老是依理性来行事的，在一定情况下，感性可能会超过理性。而从他的性格来说，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这从他的诗词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也就是说，他的思想与他的性格存在着内在的冲 突。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强烈的乌托邦主义冲动。从本质上说，我认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的严酷、任务的艰巨，使他不得不按理性行事。可一旦大权在握，就可能被胜利冲昏头脑，浪漫主义的一面就占了上风。他在后期越来越重视精神的力量、强调道德的作用，这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而 且有一定的历史根源的。想想看，中国共产党在力量对比那么悬殊的艰苦环境下是靠什么取得胜利的？不就是靠领导班子的正确决策和广大党员战士们的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精神吗？而这些都是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啊！所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就成为他的坚定信念，而亩产几万斤也就不足为奇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 以经济为基础的，可我国的第一代领导者中几乎没有学经济出身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唯物主义是不够彻底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毛泽东的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还有一个 问题是，由于地位的变化，即使毛泽东想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都不太可能了，因为他一下去就被人包围，很难真正接触实际，所以他所掌握的信息基本上是来自下面的报告，而下面的报告自然多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即使已民不聊生，仍然是“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这个问题对于现在的领导者来说恐怕也得引起注意 啊！具体说来，毛泽东晚年的唯心主义体现在：（一）忽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夸大生产关系及政治的作用。在《矛盾论》中，他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 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他多次批判唯生产力论，而主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搞政治挂帅。他忽视旧中国落后的经济基础对新中国建设的制约作用，反而说什么“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经济建设上，忽视（也不懂）经济规律，一味地通过发动群众、鼓动人们的干劲来发展经济。（二）在政 治上，他忽视制度的建构，而直接诉诸人们的思想道德，指望通过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与伦理不分的泛道德化倾向，对人们提出难以达到的道德要求，企望“普天之下皆尧舜”。在伦理观上，他所持的是一种意图伦理而非责任伦理，只问动机，不问效果；只重立场，不计其 他。于是诛心之论常发，而持平之论渐失。从毛泽东晚期的中国教育来看，其中不乏宋明理学的影子。如过于高调的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 等，这与“存天理，灭人欲”有何区别？又比如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其中岂不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影子？其实唯心不一定不好， 至少唯物与唯心之间的对错绝不是那么分明的。这里之所以沿用这两个概念只是因为方便。我认为，道德理想主义作为个人的选择来说或许是高尚的，令人敬佩，但如果把它作为治国的理念、要求全国人民都来信奉它，那就必然会导致专制以及虚伪的盛行。个人可以理想主义，但不可要求全社会都理想主义。正如个人可以坚持 无神论，但不能强迫别人不信神一样。遗憾的是，这种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低线伦理与高调伦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是完全超出了毛泽东的视野的。更可怕的是，由于道德、政治与法律不分，使得任何微小的错误都可能被上升为十恶不赦的大罪。这样一来，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其次，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不彻底的，蕴涵着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种子。我们都知道，矛盾观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毛泽东的矛盾观不同于传统的中庸之道，他所说的对立面的统一是建立在斗争基础上的统一，在对立与统一之间，他更重视对立，所谓“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为他的哲学滑向斗争哲学埋下了隐患。因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再进一步就会变成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他早年就曾说过三句很有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到晚年则进一步说出“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这样的话来。那么，为什么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那么重视统一战线、那么强调团结各方面的人呢？我认为这更主要的是一种策略、一种权宜之计，是客观形势使然，而不是其哲学思想与性格的真正体现。一方面，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使得承认多元共存的宽容思想变得不太可能，如果说允许争论的话，那也只是为了争论出一个唯一正确的结论。另一方面，来自马克思但被他进一步强化的阶级斗争学说也使得不同的观点难以真正共存。因为不同的观点对应于不同的阶级，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它们之间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在这种逻辑下，不同的观点势必难以和平共处。所以虽然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难以真正贯彻落实，也就不奇怪了。没有敌人是寂寞的，而毛泽东决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于是人为地制造敌人也就顺利发展了。

再次，毛泽东有个突出的思想特点，就是思考问题透彻，看问题深刻，善于抓本质、要害。如果他进行了正确的概括、总结，那会比别人深刻，反过来，如果他进行了错误概括，也会比别人错误得更厉害。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是从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一脉相承下来的，这就是本质主义、化约主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有利有弊，优点在于深刻、能够以小见大，缺点在于容易夸大其词、笼而统之、胡乱联系，忽视事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从一句话、一件小事中无限上纲上线，无疑就与这种思维方式有关。我们经常批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孤立倾向，殊不知也可能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错误。说到底，这与我国一贯忽视个体的整体主义传统有关，马克思主义恰好迎合了这种传统，所以它才在中国取得了如此不可思议的胜利，而后来又造成了如此惨重的失败。比如说阶级这个概念，一方面，它自然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把一部分人归入某一阶级而把另一部分人归入另一阶级，然后决定我们的态度，那就会忽视同一阶级中不同的人的个性。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一个的人，我们可能很难下得了手，但如果说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邪恶的阶级，那我们就会理直气壮、毫不手软。在这里，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已经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他们的本质--某某阶级的属性。文革中一些年纪轻轻的红卫兵整起人来之所以那么心狠手辣，那决不是他们本性残忍，相反，他们可能是非常纯洁的，关键在于他们中这种思维方式的毒太深，迫害起人来（包括自己的老师）才毫无罪恶感。所以，毛泽东晚年的失误确实跟近年来朱学勤所一再批判的文人思维有关，这种思维一旦与权力、与阶级斗争观相结合，悲剧也就不远了。

(原转帖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