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万语千言
语言即存在，不能被语言描述的生活即为不存在。于是，我们为了存在而写作。
《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连载
第十五章 遗忘，在一周之内
一
多年以后，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在六月四日早晨六时二十五分听到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时叫Radio Beijing）播音员向全世界宣布：北京发生了屠杀。Radio Beijing是短波广播，附近工厂的大马力电机、马路上的有轨电车、汽车发动机的火花、室内的电子日光灯、电视机、电话线等等，都会对信号产生干扰，损害广播音质。但在六月四日凌晨，北京被一片死亡的寂静笼罩。工厂的机器停止了转动；电车搁浅在终点站；我的朋友拉紧窗帘，连台灯都不敢打开，因为有谣言说：军人只要看到亮着灯的窗口就会扫射。天色渐渐亮了起来，以电为标志的现代文明却哑然失语。就在历史大踏步倒退的时候，我的朋友听到了此生听过的最清晰的短波广播：
This is Radio Beijing. Please remember June the third, 1989. The most tragic event happened in the Chinese capital, Beijing。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
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很遗憾，我错过了这条广播。在我外婆居住的南礼士路一带，一直到凌晨两点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这之后才是排山倒海般的寂静。在无边无际的静夜的包围中，我渐渐睡去，并且越睡越沉，直至沉入深不可测的梦乡。天亮了，清洁工该打扫街道了，卖早点的餐厅该卸下门板了，骑车上班的人该不耐烦地按响车铃了。在和平的日子里，早起的人们总会自豪地向世界宣告他们的勤奋，让我这种懒人感到羞愧，睡不安稳。但是当六月四日的天空渐渐变成白色，街头的沉寂却一如深夜，仿佛醒着的人都不愿意宣告自己仍然活着。出于羞愧，或者出于不知所措，他们将生命的迹象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于是我就一觉睡到了自然醒。
我睁眼一看，已经接近中午了。外婆正坐在床上绣花。
“你可睡得真香，还打呼噜呢。”外婆说。
“是吗？”我有点不好意思，“我怎么觉得我根本没睡着呢？凈做恶梦，累死了。”
“做梦确实很累，”我外婆迎合着我，“今天可千万別出去了。”
“不会的，”我说。
说话间，我走到了窗前。对面的街心花园里已经出现了站岗的军人。昨天我看到的军人还穿着试图掩饰身分的白上衣绿裤子，今天则毫无顾忌地穿上了全套绿军服。他们戴着钢盔，端着步枪，两人一组，背对背站着，警惕地盯着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
那一切已经发生了？那一切已经结束了？难以置信。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拿着脸盆，去了公共厨房。我到的时候，几个主妇正在一边准备做午饭，一边谈论广场上到底死了多少人。见我端着脸盆，睡眼惺忪地进来，有人的嘴角牵动了一下，似乎是在心里不由自主地对我进行了一番褒贬。我是这个楼层里唯一上过大学的人，在这样的时刻，谁也无法忘却我曾经是个大学生。
我一边慢条斯理地洗脸刷牙，一边听他们的谈话。我听出人们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说法：天安门广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学生们全被打死了，广场上血流成河。第二种说法：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外围，比如离我们这里不到三公里的木樨地，那里死的人最多。等军队推进到天安门，却基本没有开枪。学生们大部分都安全撤离了。
第二种说法让人感到难以置信。你想啊，军队一路上打死了那么多拦路的人，等到了目的地，却只是把学生们赶跑了。这怎么可能呢？冤有头债有主，难道不是学生们动员市民替他们拦阻军队，才在木樨地等地发生了血腥冲突吗？等军队到了眼前，学生们居然没有抵抗？
第二种说法尽管匪夷所思，却有证人证言。小秦说：今天早晨，她在三里河亲眼看到了上千学生，一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垂头丧气往西边走去，就像刚是从地震灾区撤下来的难民。
“他们就这样撤了？真是太便宜他们了！”有人恨恨地说。
“说到底，普通老百姓就是不应该跟在大学生后头闹事儿。死了这么多市民，政府倒放过了学生！”第二个人说。
也有人说：“未必会放过他们，等着瞧吧，现在已经六月了，马上就毕业分配了。到时候全给他们发配到农村去，再来一回文化大革命，让他们上山下乡，吃点苦头。”
我没有想到仅仅一夜之间，人们的口气就有了这么大变化。昨天晚上不是还在喊“打倒法西斯”吗？我赶紧拧干毛巾，在脸上胡乱擦了一把，端着脸盆，撤退出来。不想竟然有人追了出来，轻轻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姓薛的女人。
“薛阿姨，什么事儿？”
“刚才你进来之前，我正在叮嘱大家不要开窗户。你大概没听到我的话吧？”
“没有，”我说，“为什么？”
她说：从昨晚开始，长安街沿街的高楼上不断有人往下扔砖头或者自制的土炸弹。军人们变得歇斯底里，只要看见开着的窗户就要射击。木樨地附近有一座“高级干部楼”，里面住的都是部长级的高官，有一位部长的女婿凌晨起来洗脸刷牙，刚一开灯，就被街上巡逻的狙击手开枪打死了。
我点点头，对她表示了感谢。
回到家，我把薛阿姨的话告诉了我外婆。外婆当即把窗户关上了。这可是六月，窗户一关，屋里顿时闷热起来。我只好打开门。男厕所的窗户朝向内院，从内院经男厕所刮进来的风，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丝挟带着臭味的清凉。
伴着厕所的味道，闲言碎语继续在楼道里流传。有人说：关上窗户也不一定能保证安全。狙击手总是有限的，要优先安排在长安街。在我们楼下站岗的那几位，看样子是新兵，打过的子弹大概还没有咱们老孙打得多呢。俗话说，“子弹是不长眼睛的”，说的就是这些新兵射击根本没准头。
我悄悄地拉开窗帘，远远地打量那两个军人。他们一动不动，左手握着枪身中部，右手放在枪托上，枪从他们的左肩僵硬地伸向腰部。听说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农村应征入伍的，以前从没来过北京，也没见过魔鬼一样的高楼，所以他们才会神经兮兮，感觉高楼本身就是威胁。
夜晚降临，外婆转着圈把屋子看了一遍，认为全屋最危险的地点就是我那张折叠床。因为它正对着窗口。如果流弹飞进来，很容易打中我。她让我和她一起睡在大床上，而且把墙角的位置让给了我。我虽然觉得不必要，但还是非常感动。淡淡的月光透过薄薄的窗帘照进屋里，月亮的清辉覆盖了我的折叠床，外加大床靠窗的那一半。按照外婆的理论，凡是暴露在月光下的，必然也会暴露在枪林弹雨中，于是我说：“您往我这边挪一挪吧，离窗户远一点儿。”她听话地朝我这边挤过来。我们俩几乎贴在一起。我只能侧身躺着，这样才能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她伸出手，开始抚摸我的肩膀，然后顺着我的侧身曲线一路向下，摸到我的胳膊，我的腰。
我小的时候，她经常这样抚摸我，尤其是在我发烧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折磨病人的各种酷刑我外婆都十分熟练，比如刮痧，比如狠掐我的姆指和食指之间的一个穴位。每次她都把我折磨得像一只被屠宰的小猪一样吱哇乱叫。支撑着我忍受酷刑的，是对上一次痊愈的记忆。经验告诉我：这一套其实是有效果的，尤其是掐穴位，几乎是立竿见影。只要外婆觉得够了，手指一松，我的嗓子立刻就不痛了。接下来，我就会大汗淋漓，满眼热泪，心存怨恨地侧过身，背朝她躺着。这时她就会伸出手，先是抚摸我的头，然后是肩膀，然后顺着我的侧身曲线一路向下，直到我的胳膊，我的腰……我则一边抽泣一边昏沉沉地睡去。
记不得我们有多少年没有举行这一套仪式了。此刻，她的手在我身上游走，古怪的感觉令我汗毛倒竖。我无法回到曾经的无邪心态。我条件反射似地攥住她的手腕。她的手腕皮肤松驰，像一块用了很久的毛巾。我把她的手从我身上拉下来，固定在她的胸前。她闭上眼睛，竟然发出了一阵满足的呻吟。
她一定是太孤独了，我想。
谁又不是呢？
二
精神上的铁网是一步一步收紧的。
一切悲剧在刚刚发生过后，总有人心怀否认，总有人希望形势很快翻转。就算海洋一夜之间被陆地埋没，海水总不会消失，总要通过“海眼”喷发来显示存在。民意就是海洋，新闻媒体就是“海眼”。六月四日晚19点，我打开电视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出现在屏幕上的节目主持人杜宪和张宏民各自着一身黑衣，以示对死难者的哀悼。杜宪眼含热泪，以低沉的声音朗读下列文稿：
“戒严部队指挥部消息：从昨天开始，北京的事态急转直下，近一个多月来极少数人制造的动乱，已经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在首都工人和市民的配合下，以坚决的措施平息这场暴乱。今晨五时左右，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学生和他人同时撤走。”
杜宪刚读出标题，屏幕便切换为文字，两位身着黑衣的主持人从屏幕上消失了，只能听到杜宪无精打采的朗读。这是中国最重量级的官方媒体，显然两位主播的表现令导播始料不及。然而，这样的“海眼”很容易被压制。杜宪和张宏民很快就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消失了。
他俩的继任者是李瑞英和薛飞。薛飞再次公开表示了哀悼，于是薛飞又被撤换下去。过了一段时间，张宏民不知何故恢复了原职，杜宪和薛飞则永远地离开了“新闻联播”的岗位。时间一久，人们的记忆开始模糊，认为杜宪和薛飞是6月4日晚上主持“新闻联播”的人，实际上薛飞是6月5日晚上的主持人。
一天之内，各级电视台的报导重点就转向对暴徒罪行的揭露：他们设置路障；围堵各路入城的戒严部队；用砖头、石块袭击武警战士、公安干警和维持秩序的群众；一名解放军被暴徒残害后，尸体被焚烧，还被挂在立交桥栏杆上；两名受伤的战士走出医院后被绑架，至今下落不明；一伙暴徒哄抢西单的商店，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打。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事实。市民与军队之间的敌对情绪开始软化。人们会想：也许那些被打死的平民并不是百分之百无辜？也许他们中有些极其个別的人，对于军人实施了不必要的暴力？当然，毕竟是军人使用暴力在先。但只要打起来，暴力使用得是否过份就很难说得清了。打架又不是武术表演，哪里能计算得那么精确？唉，子弹是不长眼睛的！电视台反覆播放崇文门立交桥上倒挂着的一具烧焦的尸体。解说员用愤慨的声音说：“看，一名解放军被暴徒活活烧死后，他们还嫌不够，还把他的尸体挂在立交桥上。”心软的人一看见这个镜头就赶紧扭过脸去。唉，那也是某人的儿子呀！他的父母该多么难过！这些暴徒也太狠了。正常人哪能下得去这样的手？他们是不是精神有毛病？想到精神病，人们就情不自禁地想到乔。三楼那个跳舞的小伙子，你觉得他干得出这种事吗？
乔的母亲在公共水房里大声澄清：“小乔什么都没做，他只是把一个受伤的人送到了儿童医院，仅此而已。”
三
6月7日晚十一点，我和外婆已经躺在床上了。街上忽然响起了一阵沉重而杂乱的脚步声，似乎有人从儿童医院朝我们这栋楼狂奔。有人大喊“站住！”但脚步声并没有停止。形势发展得非常快，几乎不到一分钟，沉重而急促的脚步声就已经到达我家的窗下。一声枪响。一具肉体扑通摔倒在地的声音。一个女人尖叫了一声。随后又是几声枪响。我记不清到底响了几下，似乎至少三下。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近的射击。原来枪声就和放鞭炮一样，只是要吵很多倍，以至于我感觉墙就像纸糊的，也许根本就没有墙，我、开枪人、被追赶的人都在同一个开阔的空地上。
我和外婆面对面躺着。我们既不敢说话，也不敢动。我抓着她的手，说不清是为了限制她的行动，还是为了自己获得安慰。更多的脚步声、吆喝声、训斥声，哭声，在楼下响成一团。又过了几分钟，这群人离开了。一切迅速恢复了安静。
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保持着僵硬的一动不动的姿势，就像刚刚还在躲避追逐的动物，现在虽然到了安全地带，却又无法确认是否已经彻底甩掉了捕猎者，只好继续装死。也许猎人依然在窥视着，我们必须泯灭一切生命的迹象。就在这时，我想起了郭言。他现在怎么样了？他那么兴致勃勃地回到北京，预测学生会取得胜利，担心再晚些就赶不上分享胜利果实。照此推算，六月三日他应该在广场。他还活着吗？虽然我已经不爱他了，但我仍然希望他活着，就像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活着一样，包括那个被烧得身体缩短了好几寸的解放军战士。谁都不应该遭遇如此残酷的命运。可如果郭言活着，他现在应该忙于报道解放军战士平息反革命叛乱的丰功伟绩。那又是何等屈辱的工作！不错，他是一个投机分子，但他还不算特別无耻。我了解他。他还是有一点良心和良知的。如果他活着，一定活得很憋屈。
我忽然很想联系郭言。我想知道他活着，而且活得受罪。
天亮了。大屠杀之后的第五次天亮。伴随着破晓，我家窗下开始发出轻微而杂乱的声音。起初好像一群蚊子在“嘤嘤”叫，后来变成一群苍蝇在“嗡嗡”叫，随后变成一群鸟儿在“叽叽喳喳”。我和外婆面面相觑，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我想去公共水房打探一下消息，刚一打开房门，就看到男厕所门口站着几个人，其中就有小秦。小秦一见我家的门开了，脸上立刻放出光来：“昨天晚上打死人了，你看到没有？”我说：“听到枪响，不知死了人没有。”她有些难以置信：“你没看？”我无言以对。小秦说：“来来来，咱们一起看看。”一边说一边朝我家走过来。我让开路。她走到我家门口，对我外婆说：“阿姨，您早晨好！您家这个位置多好啊！”外婆莫明其妙，嘴上应和着：“啊？是不错，不错。”小秦说：“阿姨，我在您这里看看外面，看一看就走。”外婆吓得脸都白了，急忙走到屋外，和我并肩站在走廊里。
小秦身后的几个人都跟了进来。他们对我外婆点头哈腰，十分客气。我外婆家的窗户是木头窗框，用插销固定。小秦伸手把插销提上去，把窗户往外一推。窗户推开的瞬间，我听到从楼下传来仿佛开水煮沸一般的声音。中国成语有“人声鼎沸”一说，看来所言不虚。
外婆脸色煞白，手捂着心口，几乎站立不稳。我赶紧把她扶进屋里，让她坐到床上。她手搭着床沿，勉强保持着坐的姿势。那几个人围在我家窗前，争论不休，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外婆的表情。
我听着鼎沸的人声，猜测着楼下到底聚集了多少人。那些人全不怕死吗？如果他们不怕，那小秦他们也可以到街上去看呀。
正想着，就听小秦说：“咱们下去看吧，这里什么都看不见，只看到一片人头。”
另外几个人犹豫不决。
“那么多人都在下面，不会有事的。”小秦说。
“你也一起去吧。”她热情地招呼我。
“我外婆不舒服。”我解释到，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
他们终于注意到我外婆痛苦的表情，纷纷说：“对不起，打扰您了。”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去。
他们走时没有关窗户，我只好走到窗前。关窗的时候我顺便往下看了一眼。只见楼下一片海洋似的脑袋在涌动。有的留着平头，有的梳着辫子，当然也有秃头。脑袋们遮挡了我的视线，令我完全看不到受害者，只能推测受害者躺在正对着我家窗下的墙根儿上。
过了一会儿，第一批下楼的勇敢者终于回来了，向大家汇报说：被打死的是一个年轻工人，昨晚下夜班回家，撞上了巡逻的戒严部队，被误杀了。
这个无名年轻人的死竟然解放了我们这幢楼上的居民。一连四天没有人敢外出，现在，为了不错过正常情况下一辈子也看不到的场景，人们豁出去了，一个接一个勇敢地迈出了楼门，结果竟然一个接一个毫发无损地回来了。楼道里的气氛慢慢变得轻松，有人甚至说：其实军人很和气的，那个站岗的小伙子还冲我笑呢。
进一步的消息传来：那个小伙子已经结婚了，但是有一个婚外的女朋友，昨天是去儿童医院接下夜班的女朋友。突然碰上戒严部队，他以为是管风化的警察。在1980年代末，如果警察在深夜看到一男一女拉着手走路，就有可能要求他们出示结婚证。如果拿不出结婚証，就会被带到派出所，让家人或者单位的领导来领人。小伙子肯定是害怕奸情败露，才会心慌意乱，撒腿就跑，没想到招来了戒严部队的枪击。
大家都觉得这个解释比较合理。如果是正常下夜班的工人，他为什么要跑呢？再说，枪击后的确有女人的尖叫和哭声。
“真是太可惜了，他为什么要跑呢？难道到脸面比生命还重要吗？”
“这也很难说，也许他的老婆像母老虎一样。”
一直到中午，我家窗外才恢复平静，大约是尸体终于被运走了。
四
下午两点，趁外婆躺在床上午睡，我悄悄地走出了房间。我已经想好：如果她醒来看到我不在，我就说刚才去上厕所了。经过女厕所的时候我没有停留，而是一直向前，走向楼梯，走下楼梯，走进门厅，走出大门……
街上的人看起来都很正常，但又都显得不对劲儿。他们好像大梦一场，刚刚被从梦中唤醒；又像大病一场，现在还处于药物的影响之下。我在他们的眼中大概也是同样的表情。我放眼望去，感觉街上的一切都那么熟悉，但又那么陌生，似乎我的视觉神经在不断地向大脑传递似是而非的信号。
过了南礼士路有一条小巷，儿童医院的后门就藏在小巷深处。我的目的地是巷口的投币电话亭。电话亭的门很紧，我用力拉了好几下才拉开。钻进电话亭，我拿起话筒，往电话机里塞了几枚硬币，拨通了丽都饭店的电话。电话铃响了几声，一个接线员先后用英文和中文说：“你好，丽都饭店。”我说：“请接XX房间。”接线员问：“你找谁？你有什么事？”这种盘查以前没未有过。我说：“我找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村田先生，我是公司雇员，有工作要汇报。”她说：“你稍等。”话筒中响起一阵音乐。乐曲只有八个小节，播完又从头开始。不知循环到第几遍，村田先生拿起了话筒。音乐刚一中止，话筒中突然出现“嗡嗡嗡”的杂音，大概是监听设备启动了。
我试图盖过杂音，用力扯着嗓子喊：“我是小王！您还好吗？”
在杂音的干扰下，村田先生的声音就像秋天的蚊子一样有气无力：“我一切都好。谢谢你！”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上班？”
“星期一。”他说，但语调并不坚定。
“好，星期一！”我大声重复，生怕他改变主意。
他又补充了一句：“星期天再给我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好！”我说，然后挂上了电话。
村田先生还在北京，我还有办公室可去。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从电话亭里出来，我试图回手把玻璃门关好。那扇门歪歪斜斜地吊在门框上，怎么也关不严，仿佛这电话亭是一次性的，被我用了一次就作废了。正在这时，我看到小乔从马路对面过来。我们俩目光相遇。只一瞬间，我感觉出他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他眼中的疯癫不见了，那种似乎看着你又似乎看着远方的捉摸不定也不见了。当街上的每一个人都像梦游一样时，他却恢复成了一个完全正常的人。
他甩一下头，把浏海甩到一侧，然后跟我打呼：“你去哪儿？”
我说：“我刚才去打了个电话。已经打完了。你呢？”
他说：“我去儿童医院。”
我想起他母亲说过他曾经把一个受伤的人送到儿童医院去，于是突如其来地问到：“那个人是你的朋友？”
“不是，”他显然知道我说的是谁，“我跟他根本不熟，那天晚上在木樨地认识的。他拿一个摄影机，很新款，我借过来玩儿了一会儿。刚还给他，他就被打中了。要是再晚几分钟，也许被打中的就是我。”
我心里一震。想起我的相机两次被抢。表面上看都是孤立的事件，说不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相机可以留下证据，是暴力的敌人，所以必须优先摧毁。
他问：“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好。”
我们走进小巷，来到儿童医院后门。白天正常就诊的病人都使用位于南礼士路的正门。只有夜间急诊才使用后门。六月三日晚上的伤员就是通过这个后门送进来的，此后和那批伤员有关的一切人就都从后门出入。死者也经后门运出。
进了大门，迎面是一幢灰色的急诊楼。楼门右边的墙上贴着一张纸，前面围着几个人。那就是死者名单。从六月四日早晨开始，失踪人士的家属开始在各大医院寻找亲人。医院会把有名有姓的死者列出名单，贴在墙上。如果在这个名单里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家属就可以前往太平间领取尸体，否则的话，就要前往下一个医院，继续寻找。
我想问小乔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但又不敢出声破坏肃穆的气氛。站在我们前面的那几个人眼睛盯在名单上，我从他们的后脑勺上都能读出揪心的痛苦。
小乔也紧张得屏息静气。他把名单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然后又从尾到头浏览了第二遍。最后拉了我一下，走开了。
走出大门，他问：“咱们坐一会儿？”
我说：“好。”
大门旁边有个小小的花坛，我们俩坐在花坛边上。他拿出一枝烟来，递给我。我本来不抽烟，但是也接了过来。
抽到一半，他问：“我想进去，到病房里找找。你想不想跟我去？”
我说：“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他说：“不知道，就知道他姓郭。刚才那个名单上没有姓郭的。”
我心里一阵揪心的痛，赶紧把烟在花坛的土里掐灭了，说：“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我回到电话亭，又往电话机里塞了几枚硬币，拨通了郭言的电话。郭言住的是单位宿舍，几幢大楼组成了一个大院，大院门口有个传达室，传达室里有一部公用电话。郭言给我电话号码时嘱咐我：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打这个电话。如果现在还不算万不得已，那什么时候才算呢？我必须知道他还活着。小乔的信息给了我借口。当然，我心里也明白：姓郭的太多了，哪有那么巧？
电话是一个老太太接的，我说了郭言的楼号和房间号，老太太就把电话放在桌上，取出一只扩音器，站在院子里喊道：“XX楼XX房间郭言，电话。”
随后就是一阵寂静，除了老太太翻动报纸的声音，以及她和路过的人闲聊。“你好，”“回来了？”“火车站情况怎么样？现在还有火车吗？”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一个女子的声音：“刘大妈，找我们家郭言的电话？”
“对。”
“郭言睡觉呢。”
“嗯，那你替他接吧。”
话筒被人拿了起来，一个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女子的声音：“喂，谁找郭言？”
我默默地把电话挂了。
五
生活以奇迹般的速度恢复。道路上燃烧的军车被拖走，杂乱无章的隔离墩恢复了原位，行人无所顾忌地走上街头，各大商场恢复了正常营业。
中国人有一种“成王败寇”的心理。只要你失败了，你就是被历史淘汰了，从前的勇敢如今也变成了鲁莽，从前的正义如今也变成了不合时宜。反过来说，只要你胜利了，你就是被历史选择的一方。六月三日晚上人们还在喊“打倒法西斯”，一个星期后就变成了“到底是共产党厉害啊！”
“哼，”有人从鼻孔里轻蔑地哼了一声，“想跟共产党斗，还嫩了点儿！”
星期天下午，我再次溜出去打电话。隔着一条马路看过去，电话亭的门已经不见了，我心里一阵不祥的感觉。等我拿起电话机，发现听筒里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要进楼门，正碰见李伯伯从里面出来。他一见我，脸上立刻绽放出礼貌的笑容：“哎哟喂，你这是从哪儿回来？”
我说：“我去打个电话。”
“你好像在家呆了一个星期没上班？你的老板还在中国吗？”他关切地问。
“应该还在吧，”我说，“但愿还在吧。”
“李敏特別羨慕你，总跟我说你是个有本事的人，能挣大钱的人。”他盯着我，眼睛里仍然带着笑意。
我却觉得这句话有点古怪，似乎后面藏这一个“但是”。“没有啊，”我说。“我就是一个秘书而已。”
“能给外国人当秘书很了不起，”他说。他抬起头，目光掠过我的头顶，仿佛是看向远方，看向未来，“只不过，外国人都是靠不住的。一旦中国出事儿，他们拔腿就跑了。这下你可怎么办呢？”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他。
他也并不想知道我的答案。他只是想把这句话说出来。他可能已经等了很久。
六
六月十二日，星期一，我虽然没有得到确切消息，但也决定去上班。街上的人绝大部分和我一样，期盼生活恢复秩序。只有极少数人，仍然在各大医院疯狂地寻找亲人。据说，有一个亲属直到一个月后才在某医院的自行车棚里找到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只能通过衣服上的金属钮扣来确认死者的身份。
村田先生、川岛小姐、小赵、我，四个人又见面了。虽然我们只是工作关系，但是毕竟经历了一番劫后余生，再见之时我心中竟有隐隐的感动，仿佛彼此产生了一丝丝亲情。
对我来说，自从4月份学生抗议开始，有关天安门的一切就是我的全部。可是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众多事件中的一件，当然是比较重要的一件。
自从进入1989年，日本人讨论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引入消费稅。消费税在日本已经讨论了十年，一直阻力很大。竹下登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与政治家、官僚阶层、企业、工会等各方达成共识，於1989年五月实行 3% 的消费稅。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报应就来了。六月三日，竹下登因人力资源公司利库路特的丑闻而被迫下野，宇野宗佑被推出收拾残局，出任日本第75任首相。
“日本在六月三日换了新首相？”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巧合。
“是的。”村田先生说。
宇野在六月三日早晨才进入首相办公室，晚上就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他明显对此准备不足。美国的布什总统在五日宣布了五项针对中国的制裁行动，宇野亦在同日对天安门广场的重大伤亡表示关切和忧虑。到了六日，在野党派社会民主党、廉洁执政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不满宇野的软弱，分別发表谴责中国政府的声明。宇野遂在七日再次发表声明，强调政府不能把枪口对准国民，并召见中国大使，转达日本政府的严厉谴责。
虽然日本政府谴责中国的口气不如美国强烈，但日本人却在大量撤离中国。六日，三和银行、日本生命保险、松下电器、西武百货公司、三越百货公司等驻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办事处人员共1163人回国。七日发生了中国戒严部队向外交人员公寓开枪的事件， 3名日本使馆人员住宅遭到枪击。同一天，又有1774名日本人离开中国。
出于安全考虑，佳能公司也希望北京办事处的人员回国，但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都认为自己是中国通，在中国能够绝对安全地生活。“不过，”川岛小姐补充了一句，“村田先生最喜欢的酒吧关门了。”说完，还向我和小赵眨眨眼。我们立刻想到酒吧的陪酒女，于是露出会心的微笑。其实我一点笑的心情都没有，只不过是表演了一下，希望川岛小姐感到她的笑话起了作用。
午饭时间到了，村田先生提议到楼下中餐厅吃饭，他请客。我们来到电梯间，一按按钮，电梯眨眼之间就来了。走进电梯，按下一层，电梯一口气把我们直接运到目的地。
中餐厅里空空荡荡，十几个穿着旗袍的服务员百无聊赖地站在门口。见我们进来，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十几个人一起弯下腰，齐刷刷向我们鞠躬致意。
我还是头一次感受到自己如此尊贵，如此受欢迎。
领位员领着我们往里走。这个能坐300人的宴会大厅此时只有一对顾客，坐在紧靠窗口的位置上。透过宽大明亮的窗户，可以看到行人廖廖的长安街，一队坦克正在从西往东巡逻。
领位员问我们要不要坐在窗口，平时那可是抢手的位置，来晚了就没有了。
村田先生看了一眼徐徐经过的坦克，说：“我们还是离窗口远一点吧。”
四个人就坐之后，村田先生拿起他面前的菜单，说：“小王，小赵，你们俩一人点一个你们最想吃的菜。”
他的话让我感觉悲哀，似乎他仍然有随时撤回东京的可能，这也许是我们的最后午餐。
我打开面前的菜单，一眼看到了鱼翅。我想起我的小学同学给我讲过的故事：改革开放之初，他的姑妈从美国来北京探亲，在北京饭店请他吃鱼翅，他却以为鱼翅是粉丝。
我说：“我点个鱼翅。”
小赵轻蔑地笑了一声。他总是要显得自己见多识广。“你一定没吃过鱼翅吧？”他说，“那玩艺儿其实没什么好吃的。”
我脸红了，争辩说：“就因为没吃过，所以才想试一试。你呢？你想吃什么？”
小赵点了一个清汤柴把鸭，然后对我说：“等会儿你尝尝我点的菜，那才是谭家菜的代表作。”
点好菜，服务员走了。我们开始喝茶，聊天。窗外又开来一队坦克，这次是从东往西，也不知是刚才那一队掉头回来了，还是另外一队。这一队坦克行驶在饭店这一侧的道路上，履带辗过时，瓷勺在瓷碗里轻轻颤抖，发出细碎的“卡灵卡灵”的声音。
坐在窗口的那一对西方人一直在观察着长安街上的动静。这时，身材瘦长的男人拿出了相机，对准了街上的坦克。他刚一举起相机，我就看出他不是记者。这些日子我在广场见到了太多的记者，职业记者绝对不会像他那样拿相机。他应该只是一个旅游者，阴差阳差赶上了天安门事件，別的旅游者都跑掉了，他和女伴却出于好奇留了下来。
第一辆坦克忽然停住了，后面的坦克亦纷纷停住。几辆坦克上的炮口齐刷刷地向右慢慢转过来，慢镜头一样转了90度，直到正对着餐厅的玻璃窗。
一个女服务员端着菜正在向那对西方人走去，突然发现坦克的炮口直指着她，吓得一声尖叫，手中的菜滑向地面。瓷器掉在地毯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女服务员的胸前溅满了菜汤。她张着双手，惊恐地左看右看，试图寻找一个避难的地点。此时她不幸已经成为整个大厅里最高的物体，因为那两个西方人，以及我们四个人，都已经出溜到各自的桌子底下了。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我们头上的瓷勺又在瓷碗里轻轻颤抖起来。伴随着细碎的“卡灵卡灵”的声音，坦克走远了。
一个经理模样的男子走到我们桌前，弯下腰，对我们和颜悅色地说：“没事儿了，没事儿了。”
我们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村田先生脸色有一点尴尬。作为办公室的最高领导，年龄最长的男性，竟然也在关键时刻像小姑娘一样往桌子底下钻，他肯定觉得丟了面子。餐厅经理继续点头哈腰地表示：“今天没有鱼翅，也没有清汤鸭子，这两个菜都是功夫菜，要提前两天准备。这几天餐厅里人少，店里只有一些大众菜，比如扬州炒饭。”
我说：“很好，这是个好兆头，我吃不到鱼翅，村田先生就不会离开中国。”
村田先生脸上露出了笑容。小赵冲我作了个鬼脸。
“你可真会拍马屁。”下午，趁村田先生不注意，小赵恶狠狠地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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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张宏民检讨了， 杜宪和薛飞拒绝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