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万语千言
语言即存在，不能被语言描述的生活即为不存在。于是，我们为了存在而写作。
张爱玲说：“为人取名字是一种轻便的，小规模的创造。旧时代的祖父，冬天两脚搁在脚炉上，吸着水烟，为新添的孙儿取名字，叫他什么他就是什么.”读到这里，我不禁对过去的好时光心驰神往。
我女儿的三个英文名字全是自己起的。三岁时在北京上双语幼儿园需要一个英文名字，她自作主张要叫“苹果”（Apple）。一年后到了新西兰，有个同学的家长对我说：“这名字太美国了。”我这才知道当年有个美国明星给女儿起名叫苹果，新西兰人民大概不喜欢这种标新立异。
一年后我们去了加拿大，注册上学的时候她提出改叫撒丝基亚（Saskia）。原来在新西兰有一位叫撒丝基亚的同学，我女儿对她极其仰慕，人家却对她不理不睬。如今换了新环境，怨念让她奠出终极杀招：你不理我，我自己做撒丝基亚。
但她逐渐发现这个名字不适合她。经常有人问：你怎么会叫这么个名字？你家是从哪儿来的？问得人多了，她上网一查，才知道撒丝基亚起源于荷兰，只在北欧小范围使用。再回想自己当年的偶像正版撒丝基亚，端的是北欧人的样貌。 不过，偶尔也有人一见到她就热情地攀老乡，以为她也是从Saskatchewan（加拿大中部的一个省）来的。
我女儿总结出的教训是：中国人的英文名既不能太大众，也不能太小众。四年后我们去美国，她趁机给自己起了第三个英文名：瓦耐萨（Vanessa） 。
近年来，在北美生活的中国人越来越不在意英文名，这是因为多元文化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从前，如果老外读不准中国名，我们就觉得自己有问题；现在，如果中文发音令他们困惑，那是他们应该去勤学苦练。姚明就是姚明。如果粉丝大喊“要命”，那么是粉丝需要提高。
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去年夏天我女儿突然提出：要把名字正式改成瓦耐萨。
在英语国家上学，报名表上一般列有这样几项：名（first name）、姓（last name）、中间名（ middle name）、常用名（ preferred name）。“名”和“姓”是法律认可的，“常用名”是课堂上使用的。这种法律名与常用名分开的情况，在小学还不成问题，因为小学时代一个老师只教一个班。到了中学，一个老师教好几个班，学生再有两个名字，实在是给老师添乱。我女儿的名是Yu，同年级还有一位同学姓于（Yu），她俩的考试成绩经常被张冠李戴。另外，Yu的发音有点像“你”(You)。有时老师想请“你”回答问题，全班同学你看我，我看你，互相推诿。Yu同学说：再不改名，她就成全民公敌了。
我说：你想改就改吧，需要我做什么，我会配合。过了几天，她给我一份自己填好的表格让我签名，内容是我和我先生申请为我们的女儿改名。我说：“不是你自己要改吗？”她解释说：她已经做了功课，因为她还不到十八岁，所以必须以父母的名义去申请。我只好违心地签了。接下来“我”需要登报公示。当然报社是她自己联系的，我只需提供信用卡号码。一个多月过后，法庭通知我开庭日期。我和我先生必须在指定时间到庭，向法官表明我们莫须有的意愿。不巧的是，开庭前两个星期，我先生临时有事改了行程，无法出庭。Yu同学坚决不肯推迟开庭，因为她下个月要考驾照，她必须以瓦耐萨之名拥有人生中的第一份驾照。我这才发现她的计划不是一般的环环相扣，而我们此时只剩下一个选择：聘请律师代表我先生出庭。我开始后悔当初装潇洒，以至一步步越陷越深。她却在这时煽动弟弟改名，理由是：你看，改个名多麻烦，你要是不趁这次机会和我一起改，将来等你想改名的时候，妈妈肯定让你等到十八岁。好在弟弟没有受其蛊惑。但我不得不说：她的预测相当准确。
请律师的过程倒是相当简单，除了签支票的时候略感心疼。2016年7月份的某一天， Yu同学进了法庭；半小时后，瓦耐萨扬眉吐气地走了出来。当天中午，于小姐发来贺电。过去的一年中，无论是姓Yu的还是叫Yu的，每次在考试中认为自己的成绩不该如此之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老师核实。因为这种奇妙的缘份，两个女孩儿倒是成为了朋友。
秋季开学之后，瓦耐萨同学表示：感觉好极了。每次老师喊“瓦耐萨”，她恨不得连答三声“到”。那么一种名符其实的感觉，那么一种对作品拥有著作权的感觉。我这才意识到她改名的复杂动机。我心中隐隐作痛，但是我没有流露。我自认为表现得大方得体，就像被误发了小金人的《爱乐之城》剧组。
到了报税的季节。填税表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向税务局申报Yu已经变成了Vanessa。我的结论是没有必要，因为我还没有给她改护照。至于改护照的事儿，当然要留给她自己十八岁后去处理，而到了那时，Yu也不再需要作为家属出现在我的税表上。仅需两年，瓦耐萨就将另立门户，独步江湖。
一转眼，又到了报税的季节。今年一定要考虑是不是该让瓦耐萨同学另立门户了。
没有什么比这让我更清晰地认识到：孩子只是父母生活中的过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