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万语千言
语言即存在，不能被语言描述的生活即为不存在。于是，我们为了存在而写作。
长篇自传体小说《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连载
第四章 到南校门去
一
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学校的保安都是哲学系毕业的，因为在盘查入校人员的时候，他们喜欢问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
中国的学校都是有围墙的。北大占地837英亩，一共只有四个可供行人出入的门，分别是西门、南门、小南门和东门。相对其它高校来说，北大的开放有更深厚的传统。经常有校外的人到北大来听课，尤其是知名教授的大课（100人以上）。校园里还经常行走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流浪艺术家和诗人。他们穿着脏兮兮的衣服，长发飘飘，招蜂惹蝶。然而，一年中总会有那么几次，学校的气氛会忽然变得严肃起来，门口的保安开始严格盘查每一个进入学校的人。只要这种情况出现，就说明......你懂的。
要提到那些“情况”，自然要提到“三角地”。三角地，顾名思义是一块三角形的空地，上面种着几棵树，以及一排木结构的布告栏。三角地位于从教学区前往宿舍区的必经之路；它的一侧是邮局、银行、书店、小卖部，也就是北大的CBD。因为处于有利的地理位置，三角地上的布告栏就成了学校最大的信息集散地。三角地布告栏就相当于报纸上的分类广告 ¾ 学生社团招收新人的广告、著名学者来北大举办讲座的通知、卖书、卖自行车¼与三角地布告栏隔街相对的，是学校官方布告栏——由水泥砌成的一堵墙，上面开有一排玻璃窗。
1984年12月，我进北大刚刚三个月，就经历了平生的第一次“情况”。这次情况又被称为“宿舍熄灯事件”。北大学生宿舍从前是通宵不熄灯的。据当时的校长丁石孙回忆：1984年开学后的一次校长办公会上，有人提出：部分学生晚上不睡觉，会影响别人休息。为保证学生的健康，建议学生宿舍统一在晚11点熄灯。丁石孙知道这件事很敏感，因为北大学生自由惯了，突然要求大家统一作息时间，可能会引起不满。为慎重起见，他请副校长在学生中进行民意调查。副校长召开了两个座谈会，参加会议的多数学生都表态支持晚11点熄灯，于是副校长得出结论：学生们赞成熄灯。现在看来，这个民意调查有点像CNN在美国2016年大选前预测希拉里获胜。
12月1日，官方水泥玻璃布告栏里贴出了一张通知：学校决定从1984年12月10日起，实行晚十一点熄灯制度。
我当时是新生，刚刚离开父母，还没来得及养成想几点睡就几点睡的习惯。宿舍里另外几个同学的情况跟我差不多，她们也不曾打扰我。读了这个布告，我的第一感觉是对我的生活影响不大，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离开三角地之后，不知为什么心情有些郁闷，仿佛晴朗的天空忽然罩上了乌云，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扪心自问：无论我本人还是我的舍友，几乎都不会在晚11点后需要开灯，那么这条新规定对我来说就跟不存在一样。可为什么，它的存在让我如鲠在喉，难以忽视？
反对熄灯的大字报和标语开始在三角地出现。我每天至少两次前往三角地。有时是路过，有时是特意。
很多大字报都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成年人必须享有决定自己几点刷牙洗脸上床睡觉的自由。”这样的表达在今天也许是常识，但在1984年，对我则有启蒙的意义。原来我应该享有这样的自由！”成年人“这个词也击中了我。我一直渴望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由父母来管理我。现在我终于脱离了父母的控制，难道学校要代替我的父母？
校方对于这种“绝对自由论”，早就准备好了反击的武器：“一个人固然有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却没有干涉别人正常生活的自由。”
貌似也有道理。虽然我的舍友都是健康生活的人，但如果碰巧有个人昼夜颠倒，那么她必然会影响我的休息。这可如何反驳呢？我带着困惑离开了三角地。仅仅相隔半天，就有人贴出了新的大字报：“宿舍是个团体，成年人必须有能力协商沟通解决团体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由学校强行制定规则。民主的基础是自治。”
“民主的基础是自治”，这可超出了我当时的理解力。但我却感觉自己的视野一下子宽阔起来。原来熄灯这件小事也能上升到政治学的高度。也有人说：“一个宿舍八个人，实在不容易协商。如果一个宿舍只有两个人，协商起来就容易得多。我认为只有国家规模小，才有可能实现直接民主。”我盯着这句话琢磨了好久，到底也没看懂作者是真心这么认为的，还是在正话反说，就如同我们说北大保安都是哲学系毕业的。
离预计的熄灯日越来越近了，有人用红色墨水在黄色的海报纸上抄录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鲜红的字体，加上“生命”这样的终极指标，在寒风瑟瑟的冬天里，为校园平添了不安的气氛。
如此山雨欲来的氛围之下，校门前的保安自然要加大盘查力度。我本来对于盘查并无异议，甚至认为盘查是必须的。作为一个寒窗苦读十二年才考入北大的“精英”，自然希望自己享有特权，不愿与旁人分享校园。然而学校在这个时候加强盘查，分明是担心社会上的坏人潜入校园，趁机煽动大学生闹事儿，利用我们的幼稚来破坏安定团结。这怎能不让我心生反感？笑话！我们怎么可能被别人利用？
在八十年代，北大保安进行盘查主要靠肉眼，感觉谁不像北大学生，就会拦住他，要求其出示证件。如果无法出示证件，就要被请到校门旁的一间屋子里，接受进一步的盘问 ¾ 有点儿像现如今在机场海关被送去“小黑屋”。北大虽说有一万多人，但保安每天八小时站在门口，日复一日，对于本校的学生早就看个脸熟。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我即使没带证件，也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
熄灯事件之前几天，我和之华一起去中关村买东西。刚一出校门，我就意识到忘了带证件。她也没带，但她自信保安认识我们。我们买好东西返回南校门时，站在高台上的保安右臂向前平伸，手掌竖起来与手臂平行，摆出一个标准的stop姿势：“请出示证件。” 他站在台子上才几乎和我一般高，肥大的制服在他身上显得松松垮垮，好像一个未成年人，穿着父母特意给他买的大一号的制服。之华说：“对不起，我们忘带了。我们是学生，天天都从校门出入。” 保安听了她的话后，反而不敢看我们，似乎是生怕自己认出我们来。“证件。”他目光微微朝天，手掌转为平伸，似乎是等着我们把证件递上去。之华说：“算了吧。你知道我们是学生。”保安眨眨眼，像背剧本似地问：“哪个系的？”
“中文系。”
保安继续一本正经地背诵：“系主任叫什么？”之华说：“某芫”。我吃了一惊，心想这个玩笑开大了，没想到他竟然手一挥，把我们放进去了。
我们俩使劲绷着脸，往校园里走了一百多米，才开始放声大笑。事后，我们自然要把这个事例添油加醋地传播，嘲笑保安素质低，嘲笑学校的管制是个笑话。
12月10日当天中午，学校广播站播出了校方《告同学书》，同学们立刻被激怒了。
学校广播一结束，就有人从宿舍窗户里伸出头来大声呼喊，有人从窗户里往外摔东西 ¾ 饭盆、暖瓶、墨水瓶，什么顺手扔什么。还有人放鞭炮。种种迹象都表明当天晚上会出乱子。
那天晚上我们碰巧要到北大计算中心去上课，而这是我期待已久的，因为我终于要见到计算机了。在那之前，我只在一本名为《今日中国》的画报上见过计算机的照片¾与水力锻压机、万吨巨轮等等体积庞大的机器并列，作为中国工业的标志性成就。
北大计算中心的上机时间非常宝贵，为了让我们能够多一点上机时间，老师给我们安排了晚上六点至十点的课时。吃过晚饭，我们就三三两两向南阁走去。北阁和南阁建于1924年，是一对中国古典样式的建筑。外形方方正正，飞檐走壁，雕梁画栋。传说中，燕京大学首任校长斯图雷登因为思念自己远在美国的两个女儿，特意在燕园里修建了这两座完全一样的阁楼，以寄相思之意。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至于真实与否，就不得而知了。
进了南阁，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走进了一个考古挖掘现场。半明半暗的门厅像是洞穴入口，木地板在脚下吱吱作响。右边的一间房子里有一排金属柜子，仿佛是几台冰箱紧挨着站在那里。柜子上的指示灯眨着眼睛，深情地诉说着：0-1-1-0-0-1-0-0¼
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是摸到大象了。离开机房回宿舍的路上，同学们还在议论北大计算中心的未来。消息灵通的人告诉大家：我们刚才用的计算机叫做DJS-18，是1972年中国人自己研发出来的，运算速度为每秒钟15万次，内存容量为65K。这台超期服役的计算机早就应该淘汰了。北大早在1982年就决定购买美国HONEYWELL公司的DPS8系列。1983年派了8个人去美国学了半年。新计算机今年上半年已经到货了，目前正在安装调试中。不知道这需要8个人学半年的计算机该有多么先进？
说笑之间，我们就到了31楼。我们宿舍只有4个人，这是因为我们的房间位于走廊尽头，比标准的房间小一半。小国容易治理也许的确有几分道理。我们4个人生活规律基本一致，都是早睡早起的人。正常情况下，11点熄灯的时候我们早已经躺在床上了。那天我们回到宿舍时就已经十点多了，大家互相敦促着：“要抓紧洗漱，一会儿就该熄灯了”。说归说，实际上还是磨磨蹭蹭的，也许心里总还抱有一丝希望。觉得熄灯并不会真地发生。到了11点，盥洗室的灯毫不犹豫地灭掉了。在光明消失的一刹那，四面八方传来阵阵”嘘“声。一、两分钟之后，窗外就亮起了点点火光。此时我的脸上还爬着肥皂泡。我只好胡乱擦了一把，把毛巾扔在脸盆里，摸到放在台面上的眼镜，架在鼻子上，然后走出了盥洗室。人们不断地从各个房间里涌出来，平时还算宽敞的楼道突然变得很窄。我感觉前后左右都是熟人，但却看不清具体是谁。人群朝着楼梯的方向挪动。前面的人影矮下去一截。第一级台阶，第二级台阶......有人大呼：“慢点儿！我的鞋子！”
楼门外的空地上，男生们举着火把在等待。见到女生不断涌出，男生们的欢呼一浪接着一浪。男女生汇合在一起，一下子有了私奔的感觉。可是私奔到哪里去呢？有人提议继续去其它宿舍楼召集人，人越多越好；有人提议到图书馆前大草坪集会，发布宣言；有人提议去校长家，有人提议去天安门。虽然存在争论，但人群还是在缓缓前行。经过研究生楼，经过28楼，新加入的人越来越多。整个宿舍区都处在沸腾状态，呼喊声和鞭炮声混在一起。火把不够用了，有人把扫帚点燃。从31楼到三角地，正常情况下只需要走几分钟，但我却感觉走了半个小时。不断有人加入，速度越来越慢，终于不再向前走了，而领先的火把却离我越来越远。我忽然有了一种被甩出事件中心的危机感。这时队伍前方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随后一阵更猛烈的嘘声海啸一般传来。我天生胆小，打篮球都怕球掉下来砸在我的脑袋上，此时我感觉到了危险。于是赶紧转身逆向而行。
我在黑暗中回到宿舍。我的舍友都没有出去，见我安全地回来了，她们就问我看到了什么。我说什么都没看到。
“感觉你离开了好久。”
“可是我连三角地都没走到。”
“不管怎么说，你也是我们中间最勇敢的。”她们安慰我。
陆续有人回来，楼道里脚步声、说话声，声声不绝。我们干脆打开门，这样可以听得更清楚。原来有人走到了南校门，但学校把校门关了，各系的老师、辅导员都守在那里，分头拦住自己的学生。一小部分人想方设法溜了出去，包围了中关园四十三楼，因为听说丁石孙校长住在那里。他们举着火把，大声喊着丁校长的名字，但是丁校长的夫人却出现在四十二楼的阳台上，告诉他们：“丁校长已经去了办公室，你们最好还是回学校去找他吧。”今晚做得最出格的事情就是把官方广告栏的玻璃窗砸了，把里面的通告和三好学生光荣榜都撕了 ¾ 也许那就是我听到的玻璃破碎的声音。
一场虎头蛇尾的运动，让大家都觉得有些意兴阑珊。这一天晚上，不论是否参加了游行，几乎没有人在凌晨两点前睡觉。每个人都很疲惫。第二天晚上还没等到熄灯时间，大家就都早早上床休息了。
二
四天之后，十二月十四日，在亚洲杯半决赛上，中国足球队以1-0战胜卫冕冠军科威特队。那是中国队首次晋级亚洲杯决赛，也是迄今为止中国队在亚洲杯上的最好成绩。胜利的消息一传出，整个校园再次沸腾了。我对体育本来并无兴趣，但是楼道里嘘声一起，窗外亮起点点火光，我忽然就热血沸腾起来，似乎前几天心愿未了，今天终于找到机会再次行动。楼道里依然挤满了人；我随着人群一寸一寸地向楼梯的方向挪动；下楼时照例有人的鞋子被踩掉；走出楼门时，照旧得到了男生的热烈欢迎；男女生汇合之后，依然存在到哪里去的争议；照旧有人提议去天安门。就算不去天安门，至少也要冲出北大校门。整个宿舍区再一次沸腾起来，呼喊声和鞭炮声混在一起。有人敲打脸盆，有人高举火把。“到南校门去”的呼声渐渐得到了更多人的响应。走过了研究生楼，走过了28楼，不断有人加入，但这一次道路比以前畅通，领头的火把始终在我的视野之内。
“到南校门去！到南校门去！”
没有人阻拦我们。我们顺利走过了三角地，我们顺利走上了通往南门的大道。我没有被甩出事件的中心，我始终被包裹在人群里。有一刹那，我恍惚觉得自我的边界消失了，融化了，和前后左右的人们天衣无缝地连接在一起。我还是我，但是又大于我。
到南校门去，到南校门去！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终于有人喊出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1979年9月8日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17岁的中国跳水新星陈肖霞击败了前苏联名将卡列尼娜，夺得女子跳台跳水金牌。两天后的《体育报》在刊登这一消息时，专门配发了一篇题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评论文章。同一年的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84年7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中国队的周继红取得了10米高台金牌，果然做到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那么人生呢？人生何尝不需要野心？何尝不需要冲出一层又一层的限制，走向一个比一个大的空间？一刹那间，积郁已久的挫折和痛苦全都涌上心头，我情不自禁地跟着领头的人一遍一遍地喊。我甚至听不清自己在喊什么，我仿佛是一架录音机，在不停地循环播放一个句型：
“冲出......走向......”
“冲出......走向......”
队伍离南门越来越近了。远远地，只见南校门诡异地敞开着。两个保安一左一右站在校门外侧，面向街道，对我们不理不睬。我向左右打量，没有看到系主任、班主任、团支书、辅导员。真地可以冲出走出校门吗？前面会不会有什么陷阱？我的脑子里一有杂念，速度就不知不觉地放慢了。后面的人一脚踏上了我的脚后跟。”唉呦！“我痛得大喊了一声，但是我的呻吟被口号声淹没了。
“冲出......走向......”
没有一个人阻拦我们，我们这群困兽毫无阻碍地冲出了校门。一旦上了街，队伍立刻显得单薄起来。冬天的夜晚，街上行人不多，愈发显得空旷。偶尔有几个下夜班的工人骑着自行车回家，看到黑压压一片大学生冲出学校，涌上街头，敲着脸盆，举着扫帚，都不免感到诧异。
领头的人在这时换了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我心里一动，立即意识到领头人的用心，于是跟着更加卖力地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这“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可是北大的招牌口号啊！1981年3月份，中国男子排球队与韩国队争夺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入场资格，在先输两局的情况下，最终以5：3战胜韩国队。反败为胜的曲折让人格外兴奋，北大学生就在那次游行中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是《体育报》制造，“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才是北大的专利。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我挥舞着拳头，仿佛要刺破寒冷的冬夜。
两个骑车的人停止踩轮，单腿支地，默默地观察着我们。一个小痞子模样的人朝我们吹了声又长又尖利的口哨。其它人往我们这边瞥了几眼，仍然头也不回地继续骑走了。
他们怎么能理解北大人呢？我们北大人可是要引领潮流的。在一阵又一阵的口号声中，我心头的郁结消散了，甚至还有几分微醺。我跟着游行队伍一直走到海淀剧院，回到宿舍时已经精疲力尽，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天闹钟响起来。
据我的舍友说，我半夜里作梦还在喊：“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三
回首往事，我意识到我们终究还是被利用了。只不过利用我们的不是反对派，而恰恰是执政党。这是一种十分巧妙的利用。我们的精英意识，我们对自由的渴望，我们年轻的身体大量分泌的肾上腺素，都被官方不露痕迹地引向了爱国主义。
我们的确是一群思想活跃而前卫的人，但我们头脑里绽放出的思想火花，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得以保留，并形成燎原之势。那些旁逸斜出不被官方待见的部分，就悄没声地自生自灭了。这是因为官方宣传机构的无形之手时刻在进行着选择和操纵，而我们却因此产生了自己是精英的幻觉。只不过，官方也有不安全感，它必须时刻警惕，严防其它势力的插手。于是，每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校门口的保安就得加大盘查力度。这一切皆因为我们的确有被人利用的潜力。
我在北大上学的时间是1984年至1988年。这四年里我每年都要经历一些“情况”。1980年代是个疾风暴雨的年代。党已经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国门业已打开，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的贫穷落后。在现实面前，党还保持着谦虚和谨慎，完全不像2008年以后那么信心满满。那时的人民却是缺乏耐心和躁动不安的，而人民的不满往往经由学生率先发泄。那些年里，学生运动十分频繁，而我们是真心相信这些运动会带来改变。
记得1987年元旦那次游行，我有几个朋友被警察抓住了。在审讯中，警察问道：“你们几个是串联来的吗？”这几个朋友是物理系的，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并联来的。”
我觉得这个回答太机智了，自然要添油加醋，讲给更多的人听。不过我从来没有继续问下去：那个警察究竟是如何反应的呢？他理解“笑点”在哪里吗？如果他不理解，这样回答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也许意义就在于划分“我们”和“他们”？可是“我们”又是一群什么人呢？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我经常会有一种感觉：所谓“北大人”，不过是沙滩上用树枝划出的一个圆圈。
四
“熄灯事件”还引发了另一个疑问，也是我此后多年不断回想的：在1984年12月那个寒冷的冬夜，当我在中关村街头高喊“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时候，我心目中的世界到底是哪里呢？
1970年代，在中国以外的世界，我感到最亲切的国家是柬埔寨。这是因为被废黜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经常访问中国。那时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在正片之前都会放映十分钟至十五分钟的纪录片，叫做《新闻简报》。西哈努克亲王频繁地出现在《新闻简报》里。他高度肯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所以他会在中国到处参观、学习，以便日后把柬埔寨建设得和中国一样富强。我们跟着他的足迹走南闯北，既看到了南方的广州，也看到了北国的冰城，西哈努克亲王简直是我们的导游。他本人也很有明星风范：脖子上总戴着一个充满热带风情的花环；当他向人民致意时，总是作出双手合十的佛教徒的标準动作。
西哈努克亲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阿尔巴尼亚则是“欧洲之明灯”。我对于阿尔巴尼亚缺乏画面感。每当在广播中听到“阿尔巴尼亚”五个字，我脑海里自动出现一个寒带国家。这种错觉可能来自於我的推理：既然柬埔寨在热带，那么阿尔巴尼亚必须来自於寒带，这样才能代表中国的影响力所能达到的范围。既然阿尔巴尼亚冰天雪地，那里的女子就应该穿着镶有翻毛领子的皮大衣。皮大衣的印象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八成是把阿尔巴尼亚和冬尼亚混为一谈了。
冬尼亚来自於《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前苏联作家保尔柯察金的自传体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如何成长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 。冬妮娅是保尔柯察金的初恋对象，她因为不肯放弃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最终被保尔放弃。在中苏友好的五十年代，这本书曾经在中国风行一时。我出生以后，中苏关系开始变坏，这本书便不再流行。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一切外国文学作品都被禁止传播，一切有营养的东西都被打入冷宫，可人们在阅读“红宝书”之外，毕竟还渴望阅读有人物、有情节的书籍。两害相权取其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成了被当局默许容忍的读物。我读的很可能是一本连环画，所以我的脑海里才会深深地刻下一个穿着镶有翻毛领子皮大衣的姑娘。
在七十年代的官方话语体系里，苏联共产党是共产主义的叛徒，他们对共产主义进行了“修正”，所以是“修正主义分子”；他们领导下的苏联，满目疮痍，哀鸿遍野，所以苏联人民也属于那受苦受难的三分之二，等着我长大后去拯救。我和我父母在这一点上发生了分歧。在我父母上学的年代，中苏关系好得蜜里调油。他们在中学和大学时期的外语都是俄语，他们也读过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我父亲至今还能背几句普希金的诗。当我说“苏联人民也属于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时“，我父亲很不以为然。据他说：苏联的普通家庭都有钢琴和小汽车。苏联人民不需要我们拯救。
“那是从前，”我说，“现在他们变修了。他们的小汽车跑不动了，钢琴也都坏了。田地间一片荒芜，工厂的烟囪也不再冒烟。”
“可是什么叫变修呢？”我父亲问。
“变修就是变成冬尼亚那样，”我说，“穿着镶有翻毛领子的皮大衣。”我把手里的连环画翻到有冬尼亚的那一页，对我母亲说：“我也想要一件那样的大衣！”
第二年春节，我母亲果真给我做了一件新大衣，虽然没有翻毛领子，也不是皮的，但至少是呢子的，而且有两只方形的大口袋。当年大衣的时尚主要体现在口袋的设计。一种是把口袋缝在里面，从外面只能看到开口，称为“挖袋”；另一种是把口袋缝在外面，而且要有显眼的大针脚，称为“贴袋”。两种款式轮流坐庄。我母亲给我做的就是那一年流行的“贴袋”。我穿着新大衣，美美地上街了，很多人回头看我，觉得这个小孩好神气。我感觉自己变成了冬尼亚，被数不清的读者翻阅、崇拜。变修的感觉原来还挺不错的。
1974年，毛泽东在接见外宾的时候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随后，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向全世界正式宣布了“三个世界理论”，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是颠覆性的。什么？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但我的老师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中国并不落后，我们是自愿地留在第三世界，因为我们有责任帮助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一起走向共产主义。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苏联这个曾经的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现在已经变修了，不再能承担领导第三世界国家的责任。
至於和美国改善关系，主要是为了联合美国对抗苏联。苏联共产党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走的却是修正主义路线，它才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敌人。我们不怕美国，因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加优越。等到中国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建成社会主义同盟，战胜美国是早晚的事，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论证过了：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未来。
五
中国的大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向美国，也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打开了。我慢慢意识到：原来美国比我们先进，原来日本、韩国、新加坡，甚至台湾，都比我们先进。从1977年开始，我们家每年都会购买一件电器。最先是电视机，然后是冰箱，然后是洗衣机。国产的电器就陈列在商场里，随时都可以买；日本产的电器却从来都摆不上柜台，总是刚一到仓库，就被有关系的人买走了。
我父亲的单位里有一个女同事，据说路子特別野。我母亲很讨厌她，不许我父亲跟她来往。有时候我们在饭桌上闲聊，我父亲说：“小张最近”，我母亲就会把脸一拉：“还想不想吃饭了？”我们家每次只炒一个菜，分到四个盘子里，一人一份。如果我父亲继续白话下去，理论上我母亲就可以没收他的菜，让他只吃白饭。当然她事实上从未这样做过。他们双方存在默契，就像有核国家互相之间的威慑一样。我父亲一听我母亲发出警告，立刻乖乖打住话头，低头吃饭。
1978年，经济生活开始松动，各单位如果有经营收入，就可以想办法发给员工。最简单的发钱的方法就是发加班费。一到节假日，我父母都要去加班。加班其实也没有事做，就是大家坐在办公室里喝茶、聊天。孩子没人管，那就一人带一个。我父亲总是带我，我母亲总是带我弟弟。有一次加班的时候，那个传说中的小张来到我父亲的办公室，对我父亲说：“我有关系可以买到日本松下电冰箱，你要不要一台？”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只见她眼波流转，烫着时髦的大波浪——当年的女性大多是清汤掛面头，很少有人烫发。
当天晚上吃饭时，我父亲对我母亲说：“单位有个同事能帮咱们买到日本松下电冰箱，我们要不要买？”
我母亲说：“当然要买。”
我心想：不对啊，我父亲遗漏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可不是个一般的同事，那是我母亲最讨厌的小张阿姨。
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将信息告诉我母亲，以便她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作出正确的决策。于是我说：“那个同事是小张阿姨哟。”
我父亲的脸刷地一下就变了颜色，下意识地护住自己面前的菜盘子。我以为会得到母亲的夸奖，谁知她的目光箭一样地射向我：“有你什么事儿？还想不想吃饭了？”
我觉得她可能没听懂，就再次强调说：“那个你最讨厌的张阿姨。”
我母亲气更大了，一把拿过我面前的菜盘子，把里面的菜全都倒进我弟弟的盘子里。我弟弟开心地咧著嘴笑。我含泪离开了饭桌，连白饭都不吃了。这个不公正的世界！
过了几天，一台松下冰箱就站在我家的客厅里。
我恨那台冰箱，发誓不吃里面的冰。夏天到了，我父亲每天晚上用两个饭盒，各自注入三分之二的糖水，有时还会放入牛奶、红豆，冻在冰箱里。炎热的下午，在骄阳下走了三站地，回到家能吃上一盒冰，该是多么美的享受啊！我坚持了一个星期就投降了。我父亲骄傲地说： “当年，我冻的冰棒让你们每天早回家半个小时。”我不相信我会如此没出息，但我当时没有手表，也没有记录时间的习惯，所以无法反驳。
六
电器之外，对我影响更大的是人的走向。
1978年我上中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校里没有英语老师，只能让一个教俄语的老师转行教英语。三年后，天津外国语学院有了第一批毕业生，我们学校也分配到一个。她年轻、漂亮、时髦、发音好听，一下子就把那个五十多岁才改学英语，再混几年就可以退休的老师挤去教生理卫生了。她对我尤其好，因为我是英语课代表。我经常到她办公室去玩儿她的录音机。当年录音机可是新鲜玩意儿。我对着录音机把课文读一遍，感觉自己读得有腔有调的，再一放出来，却发现自己读得特难听，没有连读，重音也不对。那个录音机不是学校的财产，而是她的私产，是她的男朋友送给她的。她的男朋友是一个美国留学生。一年后，她嫁给了那个美国人，又过了一年，她的丈夫毕业了，她就随着丈夫到美国去定居了。
1981年，我最喜欢的女明星陈冲去了美国。当时从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我还感到颇为惋惜。我记得十分清楚，陈冲读的是加州大学北岭分校。在我还不知道伯克利、UCLA之前，我就知道加州大学有个北岭分校。很多年来，我心目的排名，北岭一直在所有加州大学之前。
我有个中学师姐，叫金亦石。她比我高四年，1980年考上了北大。她学习成绩非常好，是我们学校的名人。而我对她更多一分关注，则是因为她的名字与我的名字有异曲同工之妙。据说她的父亲给她起名“金亦石”，是感叹在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金子也能变成石头。这个创意和“毒花” 对“香草”颇为相似。1984年9月份我一进入北大，就抱着看望偶像的心情去访问过她。当时她已经通过了CUSBEA(China–United States Biochemistry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考试，正在接受强化英语培训，马上就要去美国了。
所以，美国一定是个比中国更好的地方。无论是我的老师，我的师姐，还是大明星，只要有能力，他们都会去美国。美国的计算机也比中国的先进。一台Honeywell的计算机，竟然需要8个人到美国学半年。从各行各业都可以看出中国与世界最先进水平存在着差距。这个差距如此之大，以至於我们眼下只能把亚洲里面的强国当作目标，首先追赶上日本、韩国，然后才能“走向世界”。1984年12月14日，当我喊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时候，我内心里那个自小就被培养起来的拯救者早已死亡。我知道我是一个无知的人，是一朵在贫瘠沙漠里默默开放的小花，我渴望飞翔，去看未知的更广大更精采的世界。
七
时间过得飞快。转到中文系以后，还没来得及认真看几本小说，写几篇故事，我就进入了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必须回答“你到哪里去？”了。
在1988年，大学生毕业分配的模式和1964年我父母毕业那一年比，已经有了一点点变化，但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国家并没有完全放弃分配学生，可是学生已经有了一些主动权。我们可以自己找工作。只要你能找到一个单位，对方答应给你解决户口问题，学校就可以履行手续，正式把你分配到那个单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人的自由是扩大了，但事实却是：只有那些家里有背景的人才能找到好的工作。而好的工作只有那么多，被私下交易得多了，拿到大学里来公开分配的就少了。
我父母没有任何背景，不可能帮我找到好的工作。系里管分配的老师告诉我：天津市很多好单位都来要人了。如果你想回天津，天津市的单位你可以随便挑。天津检察院行不行？ 天津检察院是厅局级单位，我如果能分到那里，就比我父亲的起点高了一个档次。但是一方面我不想回天津，另一方面，凡是性质明确的工作，我都不想要。
转系的成功，对我以后的行为模式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虽然转系不再是不可能的，但仍然是颇不寻常的。人们会对此表示惊奇。总有人问我：“你是怎么从计算机系转到中文系的呢？”这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我一心想在以后的人生中复制这种快乐。这就好比狗熊钻火圈，第一次成功了，观众报之以掌声，饲养员扔给它一块点心，於是它劲头十足，想再玩儿一次。
我一心要再次制造惊奇，不但要让听众惊奇，还要让自己惊奇。可什么单位才能让听众发出“哇”的一声呢？我心里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不上课的时候，我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跑。路过一个单位的大门，我都要停下来，打量一下它的名称。在1980年代，绝大多数单位的名字都是中规中矩的，比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单位虽然好，但人人都知道它们是什么，不具备惊奇效应。再说，那都是炙手可热的单位，即使我想进也进不去。
在尝试找工作之前，我曾经动过去美国的念头，但我只考了托福，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也考过研究生。我报考的是中国新闻学院的科技英语专业。我自以为在文科生里面我算是有理科背景的，考取这个专业易如反掌，但他们却是要从理科生里选拔会写文章的。考试成绩出来了，我的“科学知识”部分才考了20多分（满分100分），自然名落孙山。
桃红柳绿的五月，校园里弥温著离愁別绪。我虽然前途未卜，却把找工作过程中的种种荒唐写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了校刊上。据说那篇文章产生了一定的反响，甚至还引起了校团委的注意。虽然这件事对找工作没有直接的帮助，但它对我日后的行为模式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论多么失败的人生，只要你能叙述出来，好歹也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绽放出了几朵浪花。也许，作家的种子就是在那时萌芽的吧。
八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转机来自於北大著名的三角地。
我和三角地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我既是三角地公告栏的消费者，也是制造者。转到中文系以后，我参加了北大的演讲团和新闻社，为这两个组织写过布告。1987年，崔健来北大办演唱会，组织者需要写布告，不知怎么找到了我。记得我是在物理系的学生活动室写的。活动室大概有50平方米，很宽敞，人来人往，同时有多件事情在进行。布告纸很大，没有一张桌子能放得下，我就把它铺在地上，跪着写。每个经过的人都要评论两句。有人说写得不好，我就回敬说：“你来试试，这还是很需要一些功夫的，起码手腕子要有力气。”大家听了便哈哈一笑。我有点得意，感觉自己的自嘲能力有所提高。
1988年3月，我在三角地看到了北大新技术公司的招聘启事。北大新技术公司就是方正集团的前身。它的创始人是北大计算机系教授王选。王选在八十年代初研制成功了计算机激光照排系统，从而实现了用计算机处理汉字的目的。当时最需要这套系统的是报社。一方面使用铅字排版工作量巨大，另一方面面对突发新闻，铅字排版往往来不及反应。
1980年代，英语世界的文字处理已经实现了计算机化。然而汉字因为笔划繁多，数量巨大，要把汉字进行数字化存贮，对计算机的存贮量就有极高的要求。王选发明的这种技术，能将字形信息先压缩再复原，从而使存贮量减少到五百万分之一，这是他的主要贡献所在。
北大新技术成立於1986年。创始初期，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全是北大的教师，基层员工全部是北大毕业生，所以这家公司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北大色彩。刚起步的新技术公司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一家公司分散在好几处：开发部在北大物理实验楼里租了两间实验室，里面摆上长长的桌子，很多人伏在桌子上写字。这是因为照排系统里的汉字必须先要由人写出来，然后才能由计算机专业人员将其分解为点阵；销售部和财务部是与外界打交道的，不能藏在学校里面，否则客户进校门的时候总要接受保安的盘查，于是就在中关村大街上租了房子；人事部在北大红一楼，跟北大研究生院、校刊等部门在同一幢楼里，透着浓浓的官方气息。我从大四开始就成了校刊的记者，所以我去人事部应聘十分轻松，完全没有找工作的紧张感。
1988年的北大新技术公司并不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工作单位。但我一看到它的招聘启事，立刻就意识到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它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一个新生事物；它还没有发展到路人皆知的地步，所以才有让人惊奇的余地——如果是世界知名大公司，对我来说反而无趣；它的各个部门分散在校园内外，办公环境简陋、凑和，这在我看来就叫做颇有波希米亚风格，与艺术更近。此外，去北大新技术公司工作算是留校，这也能满足我不离开北大的愿望。
招聘启事上列明要招计算机系、无线电系、数学系、物理系等专业的毕业生，没有中文系什么事儿。但我不管，依然兴冲冲地前往红一楼，在人事部填了申请表，特別注明我是从计算机系转到中文系的。然而初试过后，很长时间也没有下文。
五月中旬，就在我盲目地跑了两个月一无所获之际，我忽然接到新技术公司的复试通知。通知送达的过程十分曲折。先是新技术人事部的老师骑车来到中文系办公室，将复试通知交给中文系的办事员冯先生。冯先生骑着自行车来到中文系女生宿舍楼32楼，却被告知我其实住在31楼——我虽然转到了中文系，但却一直住在计算机系的宿舍里。冯先生又骑车到31楼。冯先生当时已经快到退休年龄，背都有些驼了。他气喘吁吁地爬上四楼，把通知交给了我。
第二天，我去了新技术公司。负责招聘的老师和我聊了半个小时。记得他问我英语好不好，我说“还行，托福考了580。”他马上警惕起来，问我：“你为什么要考托福？你要去美国吗？”我说：“我想去美国，可是我没钱。我这个专业申请奖学金很难的，我想等挣够了钱再去留学。”他点点头，说：“你在我们这里工作十年，一定能挣够留学的钱。”我听了很高兴，看来他打算录用我了。
接下来，他告诉我：北大新技术公司刚刚与日本佳能公司建立了合资公司，取名“北佳公司”(Pecan Inc.)，意为“北京大学和佳能公司的合资公司”(“Peking University” plus “Canon Inc.”) 。北佳公司準备开发中文文字处理器，希望找一些兼具文理背景的人加入开发团队。我说：“这就是我呀！”他笑了笑，没说什么，然后就出去了。过了几分钟，他回来对我说：“楼总让你帮他起草一份文件。”
我以为这是另一项考试，其实不是。楼总当天下午就要去日本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谈判，他是真地需要这份文件。他给了我一些资料，然后把我关在一间屋子里。过了两个小时，我拿着写好的文件到他的办公室去。他只是翻看了一下，就说：“我现在要去谈判，你跟我一起去，如果有需要修改的，你可以当场改。”我说没问题。他带着我出了红一楼，一部日产蓝鸟正在红一楼门口等他。
我长这么大，这还是第一次坐轿车。日本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在北京饭店，这是我第二次进北京饭店。
佳能北京办事处的首席代表叫村田。1945年日本战败，在中国的很多日本人都回了日本，但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留在了中国，其中就包括村田先生的父母。他出生于1949年，从小在中国长大，直到1978年才恢复日本国籍，回到日本上大学。1982年，村田先生加入佳能公司，1987年被派回中国担任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我跟着楼先生进了佳能公司办公室，楼先生介绍我说：“这是小王，我的秘书。”村田先生立刻用带上海口音的中文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吗？”我被他流利的中文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是。他露出失望的神情：“你为什么不是？”我心想：难道你希望我是？共产党员的使命可是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呀！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理，就对楼先生说：“将来我们的合资公司成立后，要多多招聘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员都是不需要私有财产的，所以他们不会要求涨工资。”楼总拍着村田先生的肩膀哈哈大笑。我这才知道他是开玩笑的。但建立在如此神奇的逻辑之上的玩笑，还是让我吃惊不小。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进入了实习状态。当时我已经临近毕业，基本上没有课了，但还有几门考试。考试时间都在六月底，我只要自己安排时间复习即可。我实习的地点就在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楼总告诉我：“我派你去日方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你到了那里，要少说多做。即使让你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给客人端茶倒水，也不要嫌弃。北大的学生很多都志大才疏，不屑於做这些小事，但任何一件大事都是从小事做起。”
一周有三天，我要去北京饭店上班。我外婆家正好位于北京大学和北京饭店之间。有时我下班以后，不想直接回北大，就到外婆家去吃晚饭。她没有冰箱，每一顿饭都必须既够吃，也不剩。我总是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但她总能给我拿出吃的东西来，而我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是如何实现的。我心安理得地端起碗就吃，吃完饭就回学校。
九
1988年6月2日，我下午五点下班，在外婆家吃了饭，又在展览馆电影院看了场电影，晚上快十点才回到学校。我一下332路车，就发现南校门的气氛不太对。我已经有了一点点实习收入，我把这点钱都花在了穿衣打扮上，自我感觉已经有点不像学生了。但也正是因为这种自我感觉，我反而总是在包里带着学生证。保安查看了我的证件，把我放了进去。我进了南校门就直奔三角地。三角地的布告栏前已经围了好几百人，上面贴的什么根本看不清。布告栏前有人站在一把椅子上演讲。我听了一会儿听出了头绪，原来是一个北大学生被打死了。
这就是柴庆丰事件。柴庆丰是北大地球物理系的研究生，当天在北大校外的饭馆吃饭时，与临桌的人发生了口角。那几个人是本地的小混混，拿出刀来把柴庆丰捅死了。消息传来，北大学生异常激动、悲愤。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刑事案件。只有当罪犯被捕、被起诉、被审判，并且判决不公正，学生们才应该产生激动和愤怒的情绪。柴庆丰的死讯传来，学生们当天晚上就开始群情激愤，实际上是因为最近一年以来的不满情绪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不知不觉间，社会上开始流传着挣钱和事业成功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的主角都不是大学生。机会开始增多，上大学已不一定是获得利益的最佳选择。在利益格局的变动中，不少大学生感觉到了相对受损。分配制度的改革也直接触动了大学生的既得利益。分配中“走后门”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家里缺乏关系的人成为弱势。再加上通货膨胀速度加快，贫富差距开始显现。有些人认为当前改革的速度偏慢，另外一些人则对改革评价偏低，两种观点的针锋相对又使相当一部分学生无所适从。
另一方面，尽管北大学生感到失落，北大作为“精英”的标竿效应依然在社会上存在，所以当局很怕学生闹事失控。每次大的学生抗议示威过后，当局都会用改善伙食、放电影、开舞会、派大批领导来对话等做法来安抚学生，事实上造成了一种“大闹大得利、小闹小得利”的局面。从各个方面来看，柴庆丰事件都是标志——它全面体现了过去几年学生抗议运动的种种因素，同时又成为一年以后的“天安门”事件的预演。
柴庆丰事件也标志着我与“北大”作为一个集体的分道扬镳。也许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即将成为新兴的中产阶级的一员，所以我既不像北大学生那么自我感觉良好，也没有他们那种受害者的感觉。一个北大学生被打死了，我和大家一样悲愤，就像是自己受到了侵害一样。但与此同时，我又觉得这种抗议并不理性，多少带点撒娇耍赖的味道。
作为初入职场的新人，我最晚十一点就要睡觉，不然明早起不来，实习会迟到的。楼总已经向我们承诺：新技术公司招聘的员工会有北京户口。北京户口，这可是多少人向往的，连我父亲当年都没有得到的好东西。所以我应该保持良好的实习记录，不能迟到。我最好也不要参与写大字报，演讲，游行，以免留下不好的记录，影响我的分配。
想到这儿，我转过身，推开挡在我身后的同学们，朝着宿舍楼走去。大批的学生正在向三角地赶来，我逆向而行，离三角地越来越远。
十
1988年7月20日，我最后一次回到北大宿舍楼31楼445房间。此前的三天，因为加班，我住在外婆家。学校通知中说：7月20日是搬出宿舍楼的最后期限，而我还有三个箱子留在宿舍里。我一上到四楼，就发现所有房间的门都敞开着，445房间自然也不例外。房间里除了两张上下床、四张桌子外，空无一物。
我之所以一直没有搬箱子，是因为我还在犹豫搬出去后住在哪里。我已经正式分配到了北佳公司，北佳公司也给我们在北大附中租到了宿舍。但楼总又告诉我：公司决定派我长期在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工作。北大附中与北京饭店相距二十公里，每天坐公共汽车上班往返需要三个小时。我想跟外婆商量住在她的家里，但又觉得不好张口。犹豫来犹豫去，就到了最后期限。
每年学生毕业，学校都会重新粉刷宿舍。楼道里几个工人晃来晃去。我找到一个工人，问他有没有看到我的箱子？有没有失物招领处？他戴着一个大口罩，露出两只眼睛，除了摇头，一个字也不说。工人们开始用砂纸磨墙皮，楼道里腾起一片白雾。
说好的最后期限呢？没人跟我讲理，我只好默默退出了宿舍楼。
我那三个箱子里，都了书之外，最重要的财产就是美国大学给我寄来的申请表。那些申请表都是我写信过去要，人家才给我寄回来的。每一封问询信都花了几元邮费。二十封问询信至少值一百元，而我家当年给我的生活费每月才四十元。美国大学的申请表都是印刷极其精美，纸张十分厚重。我从小在印刷厂宿舍长大，见过各种印刷品，但从没见过这么精美的。如今，生活在美国，我女儿又到了申请大学的年龄，我家信箱里塞满了大学发来的宣传品，连随手扔掉我都嫌麻烦，感觉分明是骚扰。但在1988年，那二十几份大学申请资料，是我私有财产的重要部分。就这样，被我的拖延症弄丟了。
我悻悻地离开宿舍，经过三角地，走向通往南校门的大道。在走出南校门的一剎那，我忽然想到“走出亚洲，走向世界”。我即将到一家日本公司工作，也许是命中注定。我注定不能直接去美国，必须先冲出亚洲，才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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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全班同学那个同情了， 都在讨论他们一家去了水深火热的香港怎么生活啊？ 每个人脸上挂着同情。
九十年代去香港， 走在中环就担心口袋里的钱少！
你大概有个日期写错了,应该是1988年7月2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