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万语千言
语言即存在，不能被语言描述的生活即为不存在。于是，我们为了存在而写作。
长篇自传体小说《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连载
第三章 闺蜜
一
所有类型电影中，我对科幻最没有感觉；而在科幻中，我对时间旅行最没有感觉。我从来不想跳到未来某一年看看将来的我是什么样；也不想回到过去，阻止我自己降临到人世。时间对我来说，有一种绝对的威权，没有任何捷径可走，也没有任何叙事可玩弄。也许，因为我迁徙得太多，我的智力只够用来感受空间的变动 。
二
我的真名里有一个“芫”字。“芫”是个多音字，读“元”的时候是一种花，有毒；读“盐”的时候是一种草，有香气。我出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一个月。我父亲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但一夜之间，受过教育的人坠入了社会的最底层。知识越多越反动。我父亲大概是用这个“芫”来表达一种不满：这是一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香草随时能变成毒花的时代。
这样的用心，我小时候当然不能理解，但我有朴素的好恶：我要当香草，不要当毒花。整个小学期间，我都坚持管自己叫Yan。每年开学，新老师点名的时候，如果喊“Yuan”，我就不吭声；一定要等到老师问：“还有谁没被叫到？”我才会举起手来，一本正经地说：“我就是某Yan”。除了喜欢Yan字所代表的意思，我也有出风头的快感。中文有遇到生字读半边的习惯，人们看到“芫”这个字，直觉就是读Yuan，很少有人知道它还可以读Yan。我要表明我这个人有深度。要了解我，必须比直觉更深入一层。
1978年，我从北京搬到天津。上中学的第一天，我就被同学们来了个下马威。天津虽然距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天津话和北京话发音相差很大。第一天早晨，刚按照座位表找到座位，我的同桌就大惊小怪地说：“你说话怎么介个（“介个”就是“这个”）味儿啊？” 我问：“怎么了？我说什么了？”同桌说：“你再说一句，让大家听听。”然后她提高声音招呼：“这个同学说话可哏儿了（哏，天津方言，逗）。”同学们呼啦啦围了过来，纷纷鼓励我：“说一个，说一个。”他们眼神热切，仿佛期待马戏团的猴子翻跟斗。我心想：凭什么？于是我把嘴一闭，眼睛往上一翻，任凭他们怎么起哄，我自岿然不动。上课了，老师开始点名了。当老师念“某Yuan”的时候，旧习惯让我犹豫了一秒，仅仅一秒，我的自我认知就崩溃了。我不能在这群人面前强调芫字念yan，他们可能认为那是一种很“哏”的口音。我狠了狠心，毅然站起来，大声喊道：“到！”
整个学校只有一个人知道我叫某Yan。她叫杨莉莉，比我高三个年级。我家住在河西区的尖山，离位于市中心的中学有六站地，中间还需要换一次车。我父母听说旁边那幢楼也有一个女孩儿和我在同一所中学上学，于是就带着我去她家，希望我俩每天结伴走。我父母向她介绍我时说：“这是某Yan。”于是她也很自然地喊我某Yan。莉莉是个很善良也很细心的大姐姐。她经常提醒我：你的书包要放在胸前，像我这样背；或者：你的饭盒要端平，不然菜汤会洒出来。她一次也没问过我Yan字怎么写。
三
现在回想起来，1970年代的公共汽车仿佛是来自魔法世界。一辆十米长的公共汽车能载多少乘客？答案是：取决于乘客的力量、技巧和耐心。一辆满载乘客的车开进了站，司机按下了开门键。车门是向内折叠的，车里面已经密不透风了。站在门口的人大声喊：“别开门了，已经没地方了。” 车下的人则大喊：“再挤一挤，不然谁也走不了。”地上的人用力向里推门，车内紧靠门口的人被挤得鬼哭狼嚎，但是一点一点地，奇迹出现了，门到底还是打开了，貌似能再上两个人，不，三个人，不，四个人¼¼所有的人，前一秒钟脚还在地上，仰着头喊：“再挤挤，里面还空着呢。”但只要脚一踩上车的踏板，就会立刻改口说：“别挤了，再挤就成照片了。”不管站上有多少人，最终总能挤进一大半。剩下的人，只能恨自己力量不足，耐心不够，运气不好。80年代末，我在北京饭店的电梯里看到一个词：“载客量”，这让我感到十分惊奇。又过了十几年，我在美国发现了一种Space Bag，就是一只大塑料袋，把衣服、被褥装进去，再用抽真空的方式来压缩储存空间。我一下子就起了当年挤公共汽车的情景。为什么这种space bag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呢？
早晨，我和杨莉莉一起上学的时候，她总有办法把我们俩都弄上车。她的方法是夹塞儿。我们毕竟是小孩儿，在车站上排队的时候，大人们之间不可能贴得像在车上那么紧。莉莉会瞅准人群中的一个缝隙，一把将我塞进去，被夹了塞的大人会一愣，往往还会情不自禁地往一旁闪躲一下，于是她自己也趁机插了进来，紧贴我站着。大人们虽然觉得我俩很讨厌，但一般也不好意思跟小孩子计较。就这样，当我们身后的大人奋力拼搏时，我们就随波逐流地被塞进了车里。但是，下午放学的时候就只能靠我自己了。因为缺乏挤车所需要的技巧、力量和耐心，我干脆走上三站地，一直走到4路汽车的终点站西南楼。
如果遇上恶劣天气，比如冬天下雪的时候，走三站地应该不算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有时候，我走到西南楼，正好碰上刚从4路汽车上下来的杨莉莉。要是我肯在学校等她，我就可以免于一个人的长途跋涉。但是我从来没有为了舒适而放弃自由。这就是孤独的代价。要享受与自己相处的自在，就得失去别人对你的帮助。反过来说，要想获得别人的帮助，也要让渡一部分自由。
我认为孤独不是最难承受的。比孤独更难承受的，是不许你孤独。我那位同桌总想逗我说话，但我就是不开口。她向老师反映我骄傲，不团结同学。班主任老师就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团结同学？我说我又没有跟她吵架，我就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这难道也不可以吗？老师说：我们谈的不是性格，是行为。性格很难改，但行为是可以改的。不管多么内向的人，只要特别想当三好学生，就一定可以没话找话每天跟同桌聊几句。
与这个荒诞的世界相比，一个人在街上默默地走三站地，是多么轻松、愉快、尽在掌握之中的事情啊！上小学的时候，我每天大约要走500米；现在我成了初中生，每天就要走1500米。听起来十分合理。我那时还完全无法想象，有一天我会飘洋过海来到北美，不过我的思维框架已经形成：走路距离的长短，是和一个人力量的大小成正比的。
西南楼是一个大型公共交通枢纽。93路无轨电车从这里始发。不论我认为走路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多么象征力量和自由，一旦看到一辆空车，我总还是愿意坐着回家。
四
新华中学的校门开在马场道上。出了校门往右拐，约一百米，就是4路公共汽车站。放学的时间，站上总是挤着很多学生。有一天，经过等车的人群时，我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说：“恩格斯说：‘歌德有时候是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我心里一震：这是谁呀？这么深刻？我停下脚步，目光越过几个长相尴尬的少年，看到一个瘦小的戴眼镜女孩儿的侧影，正在手舞足蹈地发表演说。
那个女孩儿叫之华。她和我一个年级，但是在不同的班。她每天放学后也需要坐4路汽车到西南楼。自从发现了她的存在，只要在车站上碰到她，我就会停下来，和大家一起等车。为了能和她上一辆车，我抛弃了矜持，该加塞就加塞，怎么招人讨厌也不在乎。站在车下的时候，和别人一样大声谴责赖在门口的人；一旦上了车，也和别人一样立刻改变立场：“别挤了，再挤就出人命了。”
我很想正式认识她，但始终是心动大于行动。通过暗中观察，我发现她和我既相同，又不同。我们俩关心的事情都超出一般初中生的视野；区别在于我们对别人的态度。如果对方不同意我的观点，或者听不懂我的话，我就干脆闭嘴；她则恰恰相反，对方越是不懂，或者不同意，她就说得越来劲儿¾这就是为什么她总是说个不停的原因。多年后，我读到一个心灵鸡汤故事，说是有两个鞋子推销员来到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第一个推销员给总部发电报说：这里的人们都不懂得穿鞋，所以我们的产品没有市场；第二个推销员的电报却说：这里的人从来没穿过鞋，所以我们的市场前景十分美好。我就是第一个推销员，她就是第二个推销员。
之华并不仅仅谈论诗人、哲学家，她也谈论电影明星和八卦，但她八卦起来不庸俗，什么事儿让她一讲就格外有趣。听她说话是一种享受，当然这种享受也是有代价的。我不喜欢挤公共汽车还有一个原因：车厢里气味不好。早晨上学还凑和，因为人们都是刚刚洗漱过，衣服也是干净的。晚上回家就是另一回事了。在饭店工作的人身上带着油烟气，在工厂工作的人身上带着机油味。在拥挤的汽车里，我的鼻子成了space bag上抽真空的管子，紧紧压在别人的衣服上，各种气味分子被挤出来，满满地灌进我的鼻孔。我尽量屏住呼吸，默默地判断着之华的方位。她的声音有时从我旁边响起，有时在我脑后响起，颇有点神出鬼没。终点站到了，门开了，人们如开闸放水一般朝门口倾泄而去。我也随波遂流地被推下了车。脚踏在大地上，深深地吸一口新鲜空气，再全身抖几抖，让自己的衣服恢复柔软、篷松。这时扭头一看，之华已经不见了。
五
转眼一年过去了。初二的时候，我们年级举办了一次背唐诗比赛。我们年级一共三个班，每班选出前三名进行决赛。我和之华都属于9位决赛选手之列，于是在比赛期间，我们就自然地认识了。比赛结果她得了第二，我没能进前三名。那天放学之后，我们俩又在车站相遇了。我先是祝贺了她，然后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一共一百首，我只有两首没背下来，因为这两首我特别不喜欢。偏偏就抽到我没背下来的一首。”她说：“事情往往是这样。这就叫短板效应¾你最短的那块板子决定了你桶里能装多少水。”我一听就服气了。
从此，只要我们俩在车站遇上，我肯定是她的第一听众，但她并不是只有我这一个听众。我对她是完全的崇拜，因为我觉得她智商比我高。她个性张扬，但并不招人讨厌。我即使不说话，也会给人留下执拗，冒犯和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印象。这之间的区别就是智商。我能观察，能概括，但是对于改变无能为力。
总而言之，除了我自己之外，之华是我最愿意与之相处的人。但我们之间的交往也只是局限于放学路上。转眼又一年过去了。初三的某一天，我一个人在暮色中走出校门，忽然意识到：似乎很长时间没见到之华了。不像是因为不巧，似乎是出了什么变故。第二天，我到她的班上去打听，才知道她已经转学了。
她为什么要转学？
她家搬到秦皇岛去了。
我几乎一整天都神不守舍，过往闲聊时获得的信息碎片，此时都拼凑到了一起。之华曾经告诉过我：她父母都是部队的文职军官，她从小随着父母南征北战搬过好多次家。只有在这时，我这才陡然明白为什么我和她之间会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我们都曾经从一个城市搬往另一个城市。 对，一定是这个原因。她之所以比我更聪明，是因为她搬家的次数更多，更多的历练给了她更多的见识和智慧。
历史总是不断重复。只是，我没想到她会再一次搬家，而且连个招呼都没跟我打。
有好长时间，我一想起她，就想起一个瘦弱的长发女孩，风一吹，头发扬起，像一张黑色的风帆，把她整个人从陆地上连根拔起，在天地之间飘荡。然而我转念一想：干嘛把她想得这么凄婉动人？说不定，她现在开心着呢，正在秦皇岛——我这时已经查到：那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跟新同学高谈阔论呢：歌德有时候非常伟大，有时候非常渺小。
六
又过了两年，我已经上高中一年级了。有一天放学后，我刚从教室走出来，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前面楼道里传来：“教务处搬到新楼了？第几层？好的，谢谢”。我一下子就听出来了：之华！我立刻拔腿往前跑，一直跑到楼道尽头，也没看见人影。正左顾右盼，忽然看到她正顺着楼梯一跳一蹦地往下走。
“之华！你又回来了？”
“对呀！Yuan！你知道教务处在哪儿吗？”
“当然知道了。跟我走吧！”
我陪着她去新楼找到教务处。她进去办手续，我在门外等她。等到她把事情办好了，我们就站在楼道里聊天¾在我们那个年代，像转学手续这样的事儿都是我们自己办的。我们可能干了。
原来她父母从军队退役了，被分配到天津工作。
“原来你不是天津人？为什么两年前你会在天津上学？”
“因为我奶奶家在天津，那时候我父母把我放在奶奶家寄宿。”
怪不得我们俩有那么多共同点呢！她曾经寄宿在她奶奶家！那天我们还聊了些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打扫卫生的工人催我们离开，还威胁说：“我要锁门了。你们再不走，我就把你们锁在楼里。”
时至今日，我在作梦的时候，总有两个典型的困境。一个困境是我走出我外婆家所在的大楼，一辆公共汽车正好开过来，我在车后追，却怎么也追不上；另一个就是我和之华被锁在了一座空荡荡的大楼里，我想出去，却怎么也找不到门。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愿望的达成，我不知道在这两个梦里，我的愿望分别指向什么。
七
在中国，每一个学生都要在升入高二之前确定未来是学文科还是学理科。这样的划分，是为了让学生在11、12年级时全力以赴学习自己选定的学科，从而在高等教育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1982年夏天，我把学校发的报名表带回了家。在我父亲身边生活了四年，我已经非常了解他的想法。他一想到文科，就想到文化大革命，就想到信口雌黄，颠倒黑白，“yan”、“yuan”不分。
但我仍然抱有一线希望。我试着告诉他：时代已经不同了，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
我父亲说：“这才几年？根本看不出来。还是科学最安全，你说油比水轻，你就能演示给人看：油飘在水上。”
他还试着劝诱我：“聪明人都学理科，只有脑子不够使的人才去学文科。”
我说：“不对。之华比我还聪明呢，她就学文科。”
他说：“之华是谁？你少跟她来往。”
在那一瞬间，我本来混沌一团，毫无方向感的人生，突然就有了目的：我要成为一个像之华一样的人。
其实，如果我父亲肯把权力下放，我自己八成也会选理科，因为文科班有一个著名的缺点：男生少。平时坐在教室里，男生的数量并无所谓，但是在全校运动会上，男生少的班级就显得特别滑稽。记得有一次集体跳绳比赛——两个人各抓住一根长绳的两头，把绳子摇起来后，其它人排着队从绳子中间跳过。文科班因为男生不够多，必须借两个女生来抡绳。即使这样，一个男生跳完了，刚跑到队尾，还没站稳呢，就又轮到他了。我们开玩笑说：文科班男生是“粒粒皆辛苦”。
我们年级一共六个班。一班至五班都是理科班，六班是文科班。我在五班，和六班只有一墙之隔。文科班总能准时下课。理科班总是拖堂。这让理科老师更有优越感：瞧，学文科就是混。即使讲课不拖堂，我们老师也要拖到下课铃响才开始发卷子。不巧我又坐在最后一排，于是我总是一边心急如焚地等着卷子传过来，一边羡慕嫉妒地听着文科班同学在走廊里的追跑打闹。不用说，在一切声音之中，之华的声音是最吸引我的。
八
之华虽然回到天津上学，却再也不能和我一起乘车回家。她现在和父母住在一起，而不是和奶奶住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消磨时间的机会只有中午。每天中午，在各自教室里吃完饭，我们俩就一起去校外散步。新华中学位于天津租界区的马场道上，道路两旁建有风格多样的欧式建筑。这里如今是天津的旅游热点，很多建筑前面都挂着铭牌，告诉游人这是曾经的英国乡村俱乐部，或是刘冠雄故居、李烛尘故居，好像“老钱”传统从来没有被打断过。但其实，在八十年代初，这些西洋建筑也和大杂院一般无二。每一幢小洋楼里都挤住着十几户人家，这家搭个带烟囱的厨房，那家摆上几堆冬储大白菜，五花八门的生活内容溢出到院子里，给人一种内衣外穿的尴尬感觉。
那些小洋楼也没有暖气，冬天要靠烧煤炉取暖。冬日里，我们走在街上，整条街都被淡淡的青烟笼罩着。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肯定吸入了不少有害颗粒，不过我们当年却觉得这样的漫步颇有诗意。我们往前走，烟雾往后退，我们的心里洋溢着对人生的乐观展望—只要不断往前走，未来自然会变得清晰，尽管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打开。
记不得是在11年级还是12年级，我在《中国青年报》举办的一次全国性征文比赛里获得了二等奖。获奖名单公布后，我陆续从全国各地接到很多读者来信。我的班主任老师认为我不应该跟社会上的人接触，于是就让我把信全都交给他处理。信是寄到学校传达室的，看传达室的老大爷会把信靠着玻璃窗排好，信封上有字的一面朝外。那一段时间，我每天中午和之华外出散步前都要在传达室停留一下，歪着头把信封扫描一遍。发现有我的信，就推门而入，把信取走，一路小心翼翼地捧着，交到班主任的办公室去。
12年级的一天，之华告诉我：有一部叫《挪威之歌》的电影即将在天津上映，但是只有下午场，要看电影就必须旷课。我对音乐一窍不通，并非我不喜欢音乐，而是我压根没听过多少音乐。我觉得这也和我不够聪明有关。我大脑里的CPU装不下多任务处理系统。别人都可以一边烫衣服一边听音乐，一边开车一边听音乐，我女儿还能一边写作业一边听音乐呢，但我要听音乐就必须拿出专门的时间，除了听音乐，别的什么都不干，可我又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至今也不知道《挪威之歌》在音乐史上处于什么位置，之华为什么会对它情有独钟。但不管怎么说，那一段时间我们中午散步的时候，她经常哼《索尔维格之歌》，久而久之，我也就耳熟能详了。慢慢地，这首歌就和旷课联系在一起，成了不羁人生的战歌。
我期待着看电影的那一天早日到来，因为那标志着我终于要成为叛逆少年了。离上映还差两天，我忽然退缩了。我对之华说：“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旷课，还是装病吧。”之华同意了。我俩分头装病，我们各自的老师准许我们下午回家。中午放学后，我们俩背着书包一前一后走出校门。刚出校门就迎头遇到几个散步回来的同学，这时我忽然又膨胀起来，不打自招地说：“嘿，我们旷课啦！我们要去看电影啦！”之华很恼火，快步走在前面，试图和我拉开距离。我一边朝同学们搔首弄姿，一边指着之华的背影：“我们俩旷课去看电影啦！”
第二天，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
2010年，中国作家和人权活动积极分子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消息传来，刘还在沈阳坐监狱。不仅他本人不能前往领奖，他的家人、朋友也被中国政府禁止前往挪威领奖。于是，在奥斯陆市政厅举行的授奖仪式上就出现了一把空椅子，刘的奖牌和证书被放在椅子上。
那一年我在加拿大，在观看授奖仪式的时候，我意外地听到了一首自己熟悉的歌曲：由Marita Kvarving Søberg演唱的《索尔维格之歌》。
冬天会离开，春去不可追，春去不可追，
夏天难久留，年华似流水，年华似流水。
相信你的爱，此心终不悔，此心终不悔，
我必守诺言，等你来相随，等你来相随。
但凭日月在，上帝会保佑，上帝会保佑，
当你祈祷时，上帝会伸手，上帝会伸手。
我等你归来，苦心长厮守，苦心长厮守，
倘你已归天，在天上相候，在天上相候。
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和之华在天津租界区兜兜转转的日子。我这个对音乐一窃不通的人，一辈子会唱的歌不超过十首，其中竟然有一首穿越了三十年的岁月与我不期而遇。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不是偶然，这是因为三十年来我一直是那个愤怒和无奈的人。我痛恨极权主义，我痛恨党同伐异的文化，不过我也没有起而反抗。我能做的只是逃离。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三十年了，我自己从未改变，我的母国也从未改变。
九
我喜欢和之华在一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主要是她讲我听。一来她擅于表达，二来文科的事情比理科的事情更适合于用语言表达。她告诉我的很多事，有一部分属于文学正史，有一部分属于逸闻轶事，有一部分干脆就是花边新闻，而后两部分内容对于提升文学修养并无太大用处。但你喜欢听哪一行的八卦，就说明你的兴趣指向哪一个方向。
2015年，我读到Francis Crick的自传What Mad Pursuit。Crick受过理论物理的专业训练，在二战时为了支援战争而去从事应用科学的研究。二战结束后，他开始考虑回到纯科学领域，而此时的学界生态却已经与战前截然不同。为了帮助自己选择研究方向，他采用了“八卦测试法”。他问自己：你究竟对哪一行的八卦知道得最多？结论是：生命科学。他知道很多杂七杂八的与生命科学有关的知识。于是他选择了生命科学作为研究方向，日后成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
1984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微电子学专业，而之华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上了大学不久，我就意识到我和我的微电子同学们有着巨大的差距。我的学习能力也还算不错，但除了应付考试之外，我对微电子专业没有一点了解。我的大脑用于储藏八卦的区域里，没有一丁点关于微电子学的库存。中国的微电子产业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台湾如何？新加坡如何？如果现在建一个芯片工厂，应该建在上海还是建在北京？中科院半导体所和北大微电子哪家强？同学们聊的这些都让我如坠五里雾中，让我深感自己的无知。反过来，每次一到之华宿舍，我立刻就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荷马史诗》应该比做中国的《西游记》还是《水浒传》？乔治·桑更爱缪塞还是肖邦？这一类八卦，我随时都插得上嘴。
在北大的第一年，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转到中文系去。
在八十年代，中国人所能拥有的自由少得可怜。大到迁徒自由，小到转系自由，都是连想都不用想的。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国家每年出产多少钢材，多少棉花，建造多少大楼，都必须由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来决定。同样的道理，国家需要北京大学每年生产一百名电子工程师和五十名编辑、记者，如果北京大学竟然生产了九十九名电子工程师和五十一名编辑、记者，那么国家的计划就被破坏了。
在1984年的中国，要争取从计算机系转到中文系的权利，其难度相当于在2000年的美国争取同性结婚的权利。并非绝对不可能，但要作一番格外的努力。
可我并没有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作任何努力。我只做了两件事：第一，荒废计算机系的功课；第二，天天跟在之华后面去中文系上课。第一学年结束，我在计算机系的功课就有四门不及格。北京大学规定：如果有五门以上不及格，即使补考及格可以毕业，也拿不到学位。我该怎么办？让我回头去认真学习计算机系的功课，我不甘心，也做不到。
二年级开学后，我有一段时间整天粘着之华，好像她能帮我想出解决的方法。大概是被我纠缠得过紧了，她开始变得不耐烦。某天下了课，她二话不说站起来就走，我不知道自己一个人应该去哪儿，于是就跟在她后面，但我又不敢跟得太近，怕她发现，于是就不远不近地跟着，好像盯梢一样。从一号教学楼通往三号教学楼的路上有个急转弯，为了扩大司机的视野，拐弯处装了一面凸镜。之华一直埋头往前走，并不知道我跟在后面。经过那面凸镜的时候，她无意中一抬头，正好我也在看那面镜子，我们的目光就在镜子里相遇了。凸镜中的我无比丑陋。我当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一刹那间，昔日重现，我仿佛又回到了我俩一起旷课去看电影的下午。那时，我只是喜欢和之华在一起。她是我除了自己之外，最喜欢与之相处的人。如今，我开始不喜欢自己，只是一心想成为她。我已经失去了自我。
假如她持之以恒地拒绝我，我也许能够触底反弹，痛定思痛，在废墟中重建自我。可她也有软弱的时候，那多半是因为她需要交论文了。我从那时就发现：说和写基本上是两个互斥的才能。当然，我知道有些人既擅于演讲也长于写作，但那些人都是经过了刻意的训练。在天然状态下，口才好的人因为已经靠着演说释放掉了压力，所以就懒得再写。之华就是这样的人，每到该交论文了，她就会烦燥不安；如果我不去找她，她就会来找我。那时也没有可靠的通讯手段，她无法预判我在哪里，只好晚上十点之后到宿舍来找我。她给我讲她打算怎么写论文，一五一十，从论点到论据。她真是有出口成章的才能，我听得十分入迷，听到一个段落结束，我就由衷地说：“我觉得很好，就这么写！”她说：“就这么写？”我说：“对，就这么写，你怎么说的就怎么写。你说得就已经很完美了。”但她还是不相信：“可怎么开头呢？”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用录音机把她的演说录下来，然后让她自己去整理。我们当时有录音机吗？应该是有的。不过那时磁带很贵，似乎是五块钱一盘。我父母每月给我四十块钱生活费，包括吃饭和零用，我手上可能只有两盘磁带，全部录满了崔健。
北大女生宿舍每晚十一点锁门。我们俩聊着聊着，就忘了时间，于是之华就只能住在我的宿舍里。我们俩挤在一张床上睡。这事儿要是放在现在，肯定值得浓墨重彩地写一写心理感受。不过在1980年代，我们压根儿就不曾多想。只记得我们聊着聊着就困了，然后一觉睡到天亮。
十
我万万没想到，在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北京大学宣布允许学生提出转系申请。一夜之间，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就变成了现实。
1986年5月份，我通过了中文系的转系考试。这件事说起来轻松，但其实我当时面临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大二上学期的期末考试，我的主科几乎全都不及格。我的同学好心地把试卷朝我露出一角，但我根本不知道从哪一行抄起。我事实上已经没有了退路。如果通不过中文系的考试，我只能退学。我完全不能想象退学以后我能干什么，难道我要带着自己的行李，回到天津我父母的屋檐下？
我的性格弱点——缺乏行动力、严重拖延症、孤注一掷、没有B计划——在那一段时间里暴露无遗。好在，我通过了中文系的转系考试。我的前途一下子明朗了，我的兴趣、能力和我被允许做的事情一下子合为一体了。更重要的是：这是我第一次试图掌控自己的生活，而且成功了。一夜之间，我的自信恢复到满格状态。我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完全忘记了当初的狼狈、焦虑，以及走过的弯路。
从1986年夏天到1988年夏天，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然而说到学问，我却只能惭愧地说：我在这两年里几乎没有学到什么。我只是享受为自己争来的新标签：“北大中文系学生”，仿佛这就能证明我是未来文学竞技场上的种子选手。除此之外，我对具体的学问，一概不感兴趣。转到中文系后我才发现：中文系原来不培养作家。系里的老师明确说：“我们的学术方向有三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这三种方向都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需要听课、读书、做笔记。这些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好玩儿。我签收的不是我订购的。
八卦测试法将我引到了中文系的门前，一旦入了门，我才发现对八卦的兴趣是我拥有的一切。我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学文还是学理，而是在于我喜欢表达观点胜于学习知识。其实，文学领域也有硬知识，而我在学习硬知识的时候总是表现得心不在焉，也许是力不从心。我父亲希望我从事与硬知识打交道的工作，避免流露自己的观点，以此来保证我在变动不居的世界里的安全，但他偏偏给我起了一个多音的名字，一个既可以念Yuan又可以念Yan的名字，又似乎是给我下了魔咒。
十一
1988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毕业了。拿着北京大学发的毕业证书，我得意洋洋，春风十里，衣锦还乡。
我虽然两年前就转到了中文系，但我一直不敢向家里宣布，因为我担心遭到封建家长的制裁，比如切断我的经济来源。大三和大四这两年，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守着秘密，直到拿着毕业证书回家这天。我把毕业证书递给了我父母，然后用眼角的余光观察他们。我以为他们看到“完成中文系学习，获得文学士学位”之后，一个会暴跳如雷，另一个会面如土色。结果我母亲只是翻了翻眼睛，一句话没说；我父亲撇了撇嘴，淡淡地说：“能毕业就好。万一连大学都没毕业，你可怎么养活自己呢？”
我的气焰一下子就被打下去了。他们竟然担心我毕不了业？
我很郁闷，在家呆着也无聊，于是就去看之华。1981年，我家搬到位于天津市东南的小海地；之华的家也搬过一次，我忘了具体从哪里搬到哪里，总之我们两家越搬越远。之华已经考上了比较文学专业乐黛云的研究生，9月份还要回北大上学。我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地点也在北京。换句话，我们其实很快就能在北京再见，但我非要花两个多小时穿越大半个天津城去看她。
我一心要震惊她，以补偿我没能震惊我父母的遗憾。我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一个藏在我心底多年的秘密。你还记得中学教语文的赵老师吗？当年我疯狂地喜欢他。”
她说：“这谁不知道啊？”
我大吃一惊：“你怎么看出来的？”
她说：“那一年，你得了个什么奖，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赵让你把信都交给他处理。你就每天乖乖地从传达室拿了信交给他。要是你爸指出这个要求，你肯定不干呀。你宁肯把信都撕了，也不会交给你爸呀！”
我克制着沮丧，假装大度地称赞她：“好吧，我服了你了，你真有洞察力。”
她并不罢休，又从容补了一刀：“我只是举了一个非常明显，你无法抵赖的例子罢了。你这所谓的秘密，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当年你坐在后排，赵走过去跟你说话，你那个扭扭捏捏的样子，坐在前面的人都在偷偷笑，你不知道吗？”
我目瞪口呆：“大家全在笑话我？”
她肯定地点点头：“全在笑。当年我从你们班教室门口路过，看得一清二楚。”
“好吧，”我说。我打算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其实我的名字不读Yuan，它读 Yan。”
她说：“不就是芫爆肚丝那个芫吗？我第一次看见你的名字就想到了Yan，我还纳闷呢：莫非这人是个吃货？”
十二
时间的长河在那一刻转了弯。我们一直是闺蜜，但以1988年为界，当我想到之华的时候，我会想到不同的英文词汇。1988年之前，她是我的bosom friend；1988年之后，她是我的bestie。Bosom friend这个词儿是我从《绿山墙的安妮》里学来的；而我知道bestie，则是因为《生活大爆炸》。更有意思的是，我是先知道了bestie，后学会了bosom friend。2007年我到温哥华后就开始追《生活大爆炸》。2009年，为了让我女儿爱上阅读，我陪着她一起读了《绿山墙的安妮》。
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欣赏时光旅行类的剧情。不过，我经常会用刚刚学到的词汇，去描述更久远的经历。我在大地上的辗转，多少削弱了一些时间在我面前的威权。至于这意味着自由还是混乱，只能见仁见智。时间仍然是一辆滚滚向前的战车，我仍然没有能力选择“快进”或者“快退”，我只能站在车上，拔剑四顾心茫然。我成了一个有着自己招牌动作的群众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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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会说个不停的原因，也因为她热心肠以为这样说就可以让人明白。遇到理解的人会感恩，遇到不理解的以为你在控制人。谢谢好文，一口气读完，期待
我也是北大的，但是学理的，和张曼玲同届。印象那时候中文系的学生不怎么学习，天天有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