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夫黄左达

姑夫活到二十一世纪才走，终年八十九岁。姑夫走得非常平静，没有痛苦，和往常一样，晚上吃完一碗粥就上床休息，到天亮发现人已去了。那天晚上睡觉前姑夫喃喃自语说是要出趟远门找人去，姑姑没有在意，现在想来这是预兆。但是姑夫要找的人是谁呢？

我眼中的姑夫本分善良，性格温和，多才多艺，对我们兄妹几个小孩十分喜爱。姑夫住梅村乡下，早年上过私塾，家有水田瓦房，为村里一殷实人家。父亲说小时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姑夫家大厅里的一幅对子：事非经过不知难，书到用时方恨少。文革初年，无锡城里派性纷争，文攻武卫不太平，父母作为基层干部受到批斗，全家避祸过年就到乡下姑姑家去了。

乡下的年很热闹，姑姑家里人进人出，乡亲们都来向姑夫求字。姑夫写一笔好字，帮村里人家写门联，乐此不彼，案上条凳上堆满了写好的字，一色红底黑字娟秀的行楷，内容有饮水不忘掘井人，幸福不忘共产党，或者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姑夫除了一手好字，还会搓草绳编草鞋扎米囤打草围子扎扫把。那时扎扫把用的是高粱秸，最后一道工序是姑夫把扎好的扫把一把把排在地上，口含井水向扫把一遍遍喷去，每到这时我就知道扫把快完工了。那些年城里人家煮好的一锅饭，都放在一种叫焐窠的草编容器中保暖，我家用的焐窠就是姑夫亲手用稻草编的。

姑夫的历史问题我是从父亲那里断断续续听到的，将这些只言片语串起来可以还原出大概的经脉。

姑夫名叫黄左达是三十年代的中共党员。姑夫创建了梅村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在梅村街上有一爿羊肉店是姑夫接头联络的交通站。后来我走过那条街，父亲指着一间临街铺面让我看，说那就是姑夫的店。那时姑夫身有佩枪，我姑姑和三伯在姑夫的介绍下加入了一种叫基干队的基层组织，为此姑姑和三伯算是解放前参加的革命，直到去世前，每年都从民政局领取特别津贴。父亲记得有一次姑夫在一个叫墙门的镇上领着几名基干队员处决了一个当地有名的汉奸恶霸，完事后穿着便衣的姑夫和几个队员来到一家茶馆店歇了歇脚就散开了。姑夫所做的都是地下工作，不对外张扬，所以父亲所知道关于姑夫的事很少。姑夫的问题出在抗战胜利后。

四五年底新四军北撤，国民党回来后重建了市乡党部，恢复了对梅村的控制，还乡团在当地搜捕杀害共产党，实行白色恐怖，姑夫自然是他们捉拿的重要目标。那时姑夫东躲西藏乔装打扮，出门常戴一破草帽盖住半边脸。有一次从戴家坝走到螺蛳浜不过五里地的路竟绕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直到天黑了才敲响我三伯家的门。父亲说姑夫那时处境非常危险，只身逃在外面，有家不能回，最远一直到常熟沙洲一带。姑夫装作手艺人，一路编草鞋扎米囤以糊口，后来我所看到的姑夫的手艺都是在那个时候学的。为了避难，姑夫拜毛福昌为老头子，遁入黑道以求保护。毛福昌是当地一黑道人物，很有势力，就连国民党地方政府对他也避让三分。姑夫向毛福昌交出了佩枪，这是后来被清查的主要问题。解放后毛福昌被人民政府枪毙，姑夫作为毛福昌的黑道弟子自然是历史污点人物，尤其是脱党交枪成了变节的证据。

姑夫在解放后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政审清查，但始终没有查出有出卖同志的事，这保住了姑夫一条命。当时县市以及省里的不少干部原是姑夫的上级或下级，通过各种渠道为姑父作证。姑夫向组织交待，枪给毛福昌是寄放不是交出，这与毛福昌事先说好的，毛福昌收留姑夫是脚踩两只船，以期一朝共产党得势好有个回旋。但这位黑老大已死，死无对证，这事就成了姑父的一面之词，也成了姑父终身无法说清的一件事。除非找到毛福昌本人，并还能让他开口说话。

那些年常有各种组织上外调人员来村里找姑夫了解情况，姑夫总是如实回忆提供证据，为许多人作证还了清白。姑夫为人低调和善，与世无争，在村里是个识字有文化的人，队里敬重姑父，有抄写的事都请姑夫帮忙。村里人没有拿历史问题为难他，即使在文革最乱的时候，周边常有打死人的事，姑夫的戴家坝村却像是一个风暴眼一样，非常平静。但姑夫毕竟有一段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在身，平日里就归在村里的四类分子一起参加劳动，做些搓麻绳剪桑树一类农活。姑夫顺命，心里的事放得下，从不在人前显摆以前的经历。每天在生产队的安排下出工收工，闲时和乡亲挤一屋子，听大家山扯海聊，平日里粗茶淡饭，抽一锅劣质烟丝，生活虽然贫困倒也安帖。这样的日子一直到了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开始拨乱反正，姑夫的心也跟着活泛了起来。那时姑夫到城里找到父亲商量了几个晚上，期望找关系请组织对自己的历史问题重新审查，但终因当事人都已不在，无法取得人证，感觉无望而放弃了，从此以后姑夫这份心思浇灭了。

姑夫和姑姑是一对贫贱夫妻，成亲的时候，姑夫家没有钱做彩礼，田产家财大多已被姑父拿去抵卖用于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了。那时姑姑一米六六的个，长得标致，在村里引人注目，姑夫是以抢婚的形式把我姑姑接走的。有一天姑姑带着我父亲在桑田里摘桑叶，突然窜出两个年轻后生，用红被单蒙住姑姑的头捆住了脚，把姑姑扛到一只小船上摇走了。据父亲说其实双方两家是预先说好的，抢婚只是一个形式，那时许多人家交不起彩礼置不起陪嫁，这一抢婚就啥都免了。

姑姑和姑夫这辈子几乎没有红过脸，姑姑有时使起小性子，姑夫总是退让迁就。在我小的时候姑姑坐船来我家，没事总到外面马路上去捡烟头，剥出烟丝装在香烟盒纸里带回去，这是姑姑每次从城里回去带给姑父的礼物。后来姑姑晕船不太出门，凡到城里办事都由姑夫代步，姑夫每回到城里都要带回两只素鸡或是一瓷缸卤煮猪肺给姑姑。姑夫晚年耳聋眼花背驼，走路时两手各支一木棍撑着，四条腿走，然姑夫没有忧虑，满是皱褶的脸上总是洋溢着满足的喜气。

姑夫赶上了农村土地征用，住进了商品房，还赶上了重孙子的降生。

姑姑也是在八十九岁那年走的，姑姑走的那年我去看过她，姑姑对我说她做梦见到姑夫了，姑夫提醒她外面寒冷出门别忘多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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