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回国的老海归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国家需要的人才,容易分到对口工作,大多数对自己的工作满意;第二类是欢迎归国,不回来也无所谓,主要是学文理科的,很难分配到满意的工作,很多被迫改行。
史久镛,宁波人,1948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195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硕士学位。他的未婚妻张帼英在上海交电公司工作,多次写信催他回国。1954年他29岁,决定回国,被分到南京师范学校教历史,让他心情很不舒畅。一来工作不对口,二来和未婚妻两地分居。一位叫柏岁寒的老师被选派去“团结和帮助” 史久镛,并向党组织汇报史久镛的表现和思想动态。下面是总结汇报内容(很长,节选):
我是怎么联系和帮助一个美国留学生的
1955年1月,南京市教育局派了一位刚从美国回国不久的留学生到我们学校来担任历史教师。他到校时,行政领导上级向我们教研组的同志们指出,团结和帮助留学生,尤其是美国留学生是一项具有政治意义的工作,希望全组同志能做好这项工作。教研组的同志们研究之后,决定把这项工作的主要担子交给我来担负,因为我和他都是教世界近代史的,比较有更接近的条件。当时我在思想上明确了,这是党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而联系群众、帮助群众以求得共同进步,又是我们民进的基本任务之一。我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来做好这项工作。虽然知道联系这位同志是比联系一般的老师要花更多的力量,可是信心很强,下决心要把这项工作做好。
我决定从和他交朋友做起,以便彼此能更快地熟悉起来,从而了解他,找出他思想上的主要问题,好针对问题进行帮助,并为今后长期联系打下一个基础。这项交朋友的工作是从本年寒假期间开始的,经过多次的和他来往、访问、谈天,我初步知道了他的家庭状况和他生活习惯上的一些情况。例如他家在上海,南京没有亲戚;他过惯了夜生活,每晚要到一两点才睡觉;喜欢听音乐;喜欢抽雪茄和大烟袋。当时他主要的思想状况是:对党的政策有怀疑,抱着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观点来看人民民主专政。他认为这是矛盾,同时认为,国内教师门的政治觉悟高,对于他这样一个刚从美国回国的留学生一定是歧视的,因此对我们存着戒心;对于政府派他在中等学校教书很感焦虑,认为为什么不派他搞本行工作?…(略)
史久镛情绪不高,不知怎么上课,柏岁寒便开导他,给他介绍学校历史,学生情况,讲解教学过程,还借给他很多参考书看。
他自己也很努力,利用晚上迟睡觉的习惯,把参考书都看了,初步安下心来,准备试教几堂课。开学之后,我又帮助他订教学工作计划,替他绘制教具,并演示使用方法给他看,帮助他准备好头几堂的课。上了两个星期的课之后,他所教的两个班的学生对他的教学是有意见的。这两个班的班主任便把学生的意见向我提出。我把一些正确的意见,例如说,他语言太平淡,不够生动,重点还不够突出等等,我再和他共同研究教材与教法的时候,有意识的把学生的意见作为我体会到的应如何讲课的意见提出,希望他能在今后课堂教学中注意改进,但不告诉他,这是学生提出的意见,只作为我个人的意见。但学生中也有部分的人对他是有所偏见,就是不正确的。我便通过团的组织来对这些学生进行教育,消除学生对他的偏见。就这样具体地对他进行帮助,逐渐的培养起他独立备课的能力。在七八个星期之后他也能用心独自备课写课时计划了,工作的信心初步地解树立起来。在业务上对他进行帮助的过程中,我是毫无保留的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并对他的逐步地能熟练教学工作以及点滴的进步都热烈地加以鼓励。同时,我也抱着虚心学习他的优点的态度来进行共同研究教材的工作的,例如在研究“美国帝国主义的形成”这一节教材时,课本上对“美国是典型的托拉斯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举例太少,他便补充了很多具体生动的实例。我认为这些教材很好,一般的参考书上都找不到的,便在我的教案上采用了,使教学内容因此更丰富了。这样做,也尊重了他的自尊心,鼓舞了他对教学工作的兴趣,还写了几万字的材料交给党支部,请求审查…(略)
去年十二月六日,民进南京市师教小组邀请了七位平时所联系的老师举行了一次茶话会,彼此交换意见,谈谈思想上的话。这位同志,也被邀请参加。他兴奋地对小组同志们说:“我思想斗争胜利了,现在的心情确实轻松愉快多了!”他在这次会上表示,他已经有了争取参加民进组织的愿望,因为他感到民进组织对他帮助很大…(略)
以上是我联系与帮助这位美国留学生的一段简单情况,谈不上有什么经验,但通过这一段时期的工作,我有四点体会…(略)
文中的“民进组织”应该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以知识份子为主的民主党派。
改革开放后,史久镛全力投入自己的本行。1994年,被当选为国际法院大法官,2004年当选国际法院院长。
史久镛2022年于北京逝世,享年96岁。